以“四個統一”推進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家安全的內涵與外延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持續豐富和擴展。國家安全研究，已成為關乎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大命題。作為一門應時代之需而生的新興交叉學科，國家安全學直面事關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大關切，著力破解單一學科難以綜合應對的復雜現實問題。構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妥善處理主體性與開放性、要素性與系統性、理論性與實踐性、戰略性與實証性四對張力，以筑牢理論根基、劃定研究邊界、凝練核心議題、構建方法體系，進而探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框架。

以主體性與開放性的統一，筑牢獨立自主的理論根基

構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既要有扎根中國大地的文化主體性，又要有面向全球的學術開放性，實現主體性與開放性的統一。主體性確立知識體系的根本立場和價值底色，開放性賦予理論持續生長的活力和交流互鑒的能力，二者有機融合，共同構成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根基。

一是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思想引領。總體國家安全觀是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的行動指南。這一重大理論成果承載著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價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方法路徑，它超越零和博弈、絕對安全、結盟對抗等陳舊安全思維，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以面向世界的開放胸懷為全球安全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對總體國家安全觀核心理念加以體系化、學理化闡釋，使之轉化為可傳授、可深化、可檢驗的學科知識，是構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首要任務。

二是以“兩個結合”為方法論遵循。“兩個結合”是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也是構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根本方法。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不斷得到檢驗與豐富，孕育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理論話語，為構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奠定了基本學術范式。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燦爛文化積澱了深厚的國家安全智慧，“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等憂患意識熔鑄於民族精神。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這些傳統智慧得以超越原有歷史與文化框架，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正是在古今貫通的開放鍛造中，中國國家安全學塑造出了不同於西方安全理論的精神特質和文明底色。

三是以中國安全實踐為理論源泉。脫離鮮活實踐的知識體系，終將淪為無源之水。當代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現代化實踐，其所形成的安全實踐之豐富、治理探索之復雜，為國家安全學提供了任何書本和他國經驗無法替代的研究素材。從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頂層設計，到新時代“楓橋經驗”等基層治理的鮮活創新﹔從推進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國擔當，到應對重大災害的制度優勢，這些扎根中國大地的實踐，既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最深厚的現實根基，也是最具活力的理論生長點。將中國國家安全實踐經驗提煉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成果並向世界開放分享，是主體性與開放性在實踐中實現統一的生動體現。

四是以開放對話為學術發展的必要路徑。“自主”不等於“封閉”，更不意味著“自說自話”。構建中國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在與全球學術界平等交流、理性對話過程中持續推進。西方安全研究中一些理論范式，雖然因其特定歷史條件和學術傳統而存在局限，但其中關於風險治理、危機管理等議題的學術成果，仍可借鑒參考。中國國家安全學應堅守獨立自主的學術立場，平等、自信地與不同學術傳統展開對話，以全球安全倡議為重要依托，主動參與全球安全知識體系構建，在文明互鑒中主動闡釋中國理念、貢獻中國智慧，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國際安全話語格局，在內外雙向互動中鞏固主體性、拓展開放性，實現二者動態平衡、協同共進。

以要素性與系統性的統一，劃定清晰明確的研究邊界

一個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在於自身能否清晰地界定研究對象、廓清研究邊界。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這種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在極大拓展國家安全研究視野與實踐維度的同時，也極易導致研究邊界的泛化與失焦。為國家安全學劃定清晰明確的研究邊界，必須堅持要素性與系統性的有機統一，既要深入研究各類安全要素，又要統攝於總體格局的系統視野，實現要素剖析與整體把握的雙向貫通。

安全領域研究是基礎。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政治、國土、軍事為重心的傳統安全觀，到改革開放后開始注重經濟和社會安全，再到新時代的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演進脈絡正是中國國家安全實踐不斷深化的歷史縮影。國家安全學要研究具體安全領域的問題，但並非泛泛關注所有安全問題，而是要聚焦重點、抓綱帶目，研究影響國家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換言之，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可能遲滯或中斷民族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

領域間關系研究是關鍵。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各領域彼此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形成一張異質耦合的安全網絡。不同領域間連接方式不同，傳導路徑或直通、或分支、或匯聚、或反饋﹔一些領域居於網絡的樞紐位置，起“牽一發而動全身”作用﹔還有一些領域雖處於網絡邊緣，但是一旦與其他領域風險疊加，便極易引發系統性震蕩。所有這些結構特征與關聯機理，都有賴於對領域間關系的結構形態與傳播特征進行研究。

總體格局研究是核心。在各安全領域及其相互關系之上，存在更高層次的“總體”維度。各安全領域並非簡單疊加，而是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體”二字，重在把握各安全領域的系統關聯、各要素的動態平衡。總體格局研究致力於回答的是各領域風險交互作用會催生怎樣的系統性風險，如何防范各類風險內外聯動、累積疊加。這些問題隻有在總體層面才能被提出，也隻有通過總體視角才能被解答。國家安全各領域通過有機聯系生成的系統功能，遠非單項指標簡單加總可以比擬，這正是“總體”的要義所在。

以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凝練時代關切的核心議題

國家安全學的生命力，根植於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之中，即每一個研究命題，既要具備嚴謹的理論解釋力，又要擁有鮮明的實踐指導力。基於上述理論根基與研究邊界，國家安全學應立足於統籌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時代要求，提煉出若干事關全局、亟待破解的核心議題。

一是風險跨域傳導機制問題。新形勢下，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面臨各類威脅挑戰持續增多，風險聯動疊加效應愈發明顯。單一領域出現的波動，可能通過復雜系統迅速傳導、蔓延至其他領域。厘清風險跨領域傳導的內在機制，從紛繁復雜的關聯中識別關鍵傳導路徑與脆弱節點，既是實現精准防控、切斷風險鏈條的前提，也是關乎安全治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防范”戰略轉型的關鍵。

二是風險耦合放大機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種矛盾風險挑戰源、各類矛盾風險挑戰點是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大的矛盾風險挑戰，局部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系統的矛盾風險挑戰”。現代社會安全風險往往不是單點爆發，而是多點共振、非線性疊加。不同性質的風險在特定條件下交匯，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要防止國際上的矛盾風險挑戰演變為國內的矛盾風險挑戰，防止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矛盾風險挑戰轉化為政治矛盾風險挑戰，就要研究風險的耦合機理與演化規律，在風險交匯放大、形成系統性沖擊之前進行有效干預與阻斷。

三是風險臨界識別與預警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局部風險累積到什麼程度會從量變轉為質變？如何判斷安全從穩定態滑向失穩態的臨界閾值？這些問題與防范化解風險的戰略主動權息息相關。因此，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系統預警模型，持續提高對各類矛盾問題預測預警預防能力，既是重要的理論課題，也是實踐急需。

四是安全權衡的原則與模型問題。在發展與安全、開放與自主、效率與公平多重關系之下，如何確立決策原則？中國國家安全學要超越西方理論中採用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排序與底線思維原則。在任何決策中將保障人民群眾的安全和福祉置於優先位置，構建符合中國國情、能夠動態平衡多元目標的理論模型，為復雜情境下的安全決策提供學理支撐。

以戰略性與實証性的統一，構建“謀”與“証”的方法體系

有了理論根基、研究邊界與核心議題，還需要構建與之適配的科學方法體系。國家安全學方法體系構建的內在邏輯，體現為戰略性與實証性的統一，既要有“謀”的戰略判斷提供方向，又要有“証”的實証支撐檢驗方向，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割裂。

一是以戰略思維統領研究全局。國家安全研究不能滿足於對單一領域、孤立事件的研判，必須樹立“觀大勢、察風險、謀遠略、控全局”的戰略思維。要透過復雜現象把握本質，抓住要害、找准原因﹔要跳出局部看整體，准確把握國際形勢變化規律，既認清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又看到前進道路上面臨的風險挑戰，始終保持對國家安全全局態勢的清醒把控，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是以歷史視野涵養研究縱深。國家安全學研究應當將現實置於長周期的歷史演進中予以考量，自覺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剖析安全態勢演變機理、探究治亂興衰歷史規律、研判未來發展趨向。要善於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雲中研機析理，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這種基於歷史規律的預見性，正是確立學科歷史主動性的關鍵所在。

三是以前沿科技強化研究支撐。面對國家安全領域各類要素深度交融、系統格局日趨復雜，前沿科技方法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伴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發展，為進一步提升國家安全風險的感知、評估與預警以及戰略預判能力提供了科技依托，推動了國家安全決策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從分散研判向系統集成轉變。歸根結底，一切新技術新方法的運用，都必須服務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根本目標。隻有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引下，促進戰略研判與技術工具深度融合、雙向賦能，才能真正提升決策的科學化水平。

（作者：劉凱，系北京師范大學國家安全與應急管理學院院長、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