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勒工名”中的質量管理智慧

【典故裡的經濟學】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產品質量關系制造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產業鏈條日益延展的今天，質量管理不單涉及某個車間、某道工序，而是貫通研發、採購、生產、流通、使用、維護的全過程。

“物勒工名”這項兩千多年前出現的制度實踐，蘊含著豐富的質量管理智慧。《禮記·月令》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所謂“物勒工名”，即在器物上刻寫或標識制造者、監造者、管理者等相關責任主體的姓名或官署，以便考核質量、追溯責任。把名字刻在器物上，看似只是毫末之處的銘記，實則把抽象責任落到可見之物。這一制度並非簡單的手工業管理辦法，而是一套圍繞質量信息、激勵約束、責任追溯和聲譽形成而進行的管理機制，它以低成本的信息標識降低了交易和監管中的不確定性，以清晰的責任鏈條緩解了大規模生產中的委托代理難題，以長期聲譽激勵支撐著精益求精的質量文化。由古觀今，其中蘊含的制度智慧，仍能為我們推進質量強國建設提供有益啟示。

第一，質量信息必須明確可循。“物勒工名”的高明之處，正在於把質量信息嵌入產品本身。器物不再只是使用之物，也是責任憑証﹔銘名不只是裝飾之文，也是管理信息。秦漢以來，在兵器、漆器、磚石、金屬器物以及工程材料上刻寫官署、工匠、監造者等信息的做法一直沿用至近代。秦代律令中就有關於公家甲兵、器物標識的明確規定，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兵器上的刻劃、墨書和符號，也從實物層面顯示，早期國家在大型生產組織中已經重視通過標識來記錄物品、人員和責任關系。這一制度設計表明：質量責任隻有可見，才可能可查﹔隻有可查，才可能可究﹔隻有可究，才可能真正轉化為生產者的內在約束。現代制造業中的批次編碼、產品條碼、二維碼、射頻識別、電子質量檔案等技術工具，形式遠較古代精密，但其基本邏輯與“勒名於物”相通：通過標識把產品與生產過程、責任主體、質量記錄連接起來，使產品從“無名之物”成為“有據可循之物”。

第二，要有合理的激勵機制。有了標識只是基礎，更關鍵的是生產者是否有足夠激勵生產合格產品。“物勒工名”是一種糾偏機制，它不直接提高工匠技藝，卻能改變工匠面對質量問題時的收益成本條件。若沒有勒名，缺陷產品只能被模糊地認為是“某處所造”﹔有了勒名，缺陷產品就能對應到具體官署、具體工序乃至具體人員。由此，粗制濫造的隱蔽收益下降，盡責生產的最終收益上升。銘名越清楚，僥幸空間越小﹔責任越具體，激勵作用越穩定。考古發現，許多出土銘文呈現的是從主持、監造到具體制造的多層責任結構，這意味著當時的制度設計者已經意識到產品質量是組織協同的結果。隻懲罰一線工匠，容易把系統問題個人化﹔隻追究上層官吏，又可能讓具體責任懸空。“物勒工名”通過把不同層級的責任主體同時納入記錄，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責任鏈條，從而為后續核驗和問責提供了依據。

第三，質量問題可追溯問責。有了標識，責任才可查﹔有了激勵，生產才盡責。但若止步於此，問責仍可能懸空——知道“誰做的”、確保“願意做好”只是前兩步，關鍵還在於出了事能否“窮其情”，即查清問題究竟因何而生、失守於哪個環節。生產鏈條越長，監督成本越高﹔工序越復雜，責任識別越難。“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強調的不是事后嚴厲處罰本身，而是質量問題發生后必須追根究底。這裡的“窮其情”，意味著不能隻看結果，還要查清原因﹔不能隻看器物損壞，還要辨明工藝、材料、管理、驗收各環節究竟何處失守。以現代治理理論解釋，這是一種基於可追溯信息的責任調查機制。現代制造業同樣需要這種機制。若企業能夠保存完整的質量數據和過程記錄，就能把問題定位到特定批次、特定環節、特定供應商乃至特定工藝參數，既可以減少損失擴散，也能夠為持續改進提供依據。

第四，形成品牌的聲譽積累機制。解決了有名可查、有心做好、有據可改，還需要做到好質量能夠被識別、被記住、被回報。“物勒工名”不僅便於官府監督，也孕育了品牌的聲譽機制。一個名字一旦隨產品進入市場，就不再只是個人標識，而可能成為質量信號。做得好，名隨物傳，積累信任﹔做得差，名隨物敗，信譽受損。名字被刻在器物上，意味著其勞動成果不再湮沒於匿名生產的產品之中，其質量要接受長期的檢驗，由此勞動者、管理者與產品的命運緊密連接起來。現代經濟實踐中，品牌是聲譽機制的集中體現。消費者在購買前難以完全判斷產品質量，往往依賴商標、認証、口碑、售后承諾等信息作出選擇。能夠長期保持質量穩定的企業，才可以通過品牌獲得市場溢價。“物勒工名”表明，讓質量記錄真實可查，讓市場評價公開透明，讓優質企業獲得合理回報，才能形成“高質量有收益、低質量有代價”的市場生態。

古代“物勒工名”多附著於單件器物，現代質量治理則必須面向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今天的產品往往由跨地區、跨企業、跨平台的協作網絡共同完成，責任主體擴展為研發機構、零部件供應商、外協加工方、物流服務商、銷售平台、維修機構等復雜的多元主體。傳統“勒名於物”的質量管理智慧，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轉化為全鏈互聯的能力。一方面，以統一標准、檢驗檢測、認証認可、計量測試等質量基礎設施為支撐，解決不同主體之間數據口徑不一、記錄格式不通、責任邊界不清的問題﹔另一方面，依托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關鍵產品、重點行業和重要供應鏈實現來源可溯、去向可追、責任可究、風險可控。現代社會的“物勒工名”，還應當具備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改進三重功能，使數據、標准、責任和改進形成閉環。

古人把名字刻在器物上，是為了“以考其誠”﹔今天我們把數據寫入系統、把責任嵌入流程、把信用沉澱為品牌，也是為了在更復雜的產業體系中守住質量之誠。器有名，工有責﹔責可考，質可興。把“物勒工名”的傳統智慧創造性轉化為現代質量治理能力，可以從四個方面著力。一是強化企業的質量主體責任。企業是產品質量第一責任人，應把質量責任嵌入研發、採購、生產、檢驗、銷售和售后全過程，健全崗位質量規范、質量安全總監和質量安全員等制度安排，真正做到責任到崗、責任到人、記錄可查。二是完善產業鏈協同治理。對關鍵零部件、重要原材料和高風險產品，應推動上下游共同建立質量標准、數據接口和風險處置機制，避免鏈條上任何一環成為質量短板。三是健全市場聲譽機制。通過信用監管、消費者權益保護、缺陷產品召回、質量保險等方式，形成正向激勵和硬性約束。四是提高質量基礎設施水平，進一步完善計量、標准、檢驗檢測、認証認可等制度。

（作者：黃波濤，系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