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婚姻家庭立法的傳統文化底蘊

在法治建設進程中，婚姻家庭立法始終構成推動中國社會持續發展、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法律支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標志著我國社會治理正式步入法典化時代。其中，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獨立成編，並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有機融合，充分彰顯了婚姻家庭立法在體系結構上的相對獨立性、文化根基上的民族性、價值取向上的人本性以及制度演進上的連續性。

體系結構上的相對獨立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其內部關系的和諧穩定，不僅關乎個體福祉，更是國家與民族持續發展的牢固根基。

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盡管刑法相較民法高度發達，但婚姻家庭領域立法卻呈現相對成熟性。禮法結合、宗法倫理貫穿婚姻制度始終，使之成為古代法律中規范最為系統、內容最為豐富的組成部分之一。例如，早在西周時期，相關立法就規定了締結婚姻須具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條件，並履行“六禮”程序，呈現出重形式、重禮序的特征。再如，《唐律疏議·戶婚》載：“戶婚律者，漢相蕭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廄、興、戶三篇，為九章之律。迄至后周，皆名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為婚戶律。隋開皇以戶在婚前，改為戶婚律。”這清晰體現了雖在立法結構上呈現“禮法合一、民刑不分”，但婚姻制度卻保有其獨立法律規則，不附屬於戶籍、賦役。

在民法典總體架構中，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獨立成編，與物權、合同、人格權、繼承、侵權責任等編處於同等法律位階。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設一般規定、結婚、家庭關系、離婚、收養五章，全面規范婚姻家庭領域的核心法律關系。與古代制度相比，當代立法摒棄了“父母之命”等家族干預，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現代法治原則﹔同時，保留了重視家庭穩定、倡導和睦互愛的文化基因。如婚姻家庭編中專門設置倡導性條款，提倡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這既是對“修身齊家”等優秀傳統理念的制度回應，也體現了法律對婚姻家庭關系倫理屬性的充分尊重。可見，婚姻家庭編的相對獨立性，既有其調整對象特殊性的獨特屬性，亦有“家本位”等傳統法律文化及古代婚姻立法相對成熟的歷史支撐。

文化根基上的民族性

中華民族崇尚和平、注重禮儀、珍視家庭，這些深嵌於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使得婚姻家庭立法必然貫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性。

從制度與文化的互動關系看，“孝悌”“忠信”“和睦”“仁愛”等中國傳統家庭倫理的核心范疇，並非停留於道德說教，而是通過長期歷史積澱，逐步融入國家治理與法律實踐之中。《唐律疏議》載“凡是同居之內，必有尊長”，即家長是家庭的代表，子孫必須服從家長的權威﹔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旨在嚴格維護家庭共同體。應當指出，這些制度設計在本質上服務於宗法等級秩序與家族本位邏輯，與現代法治追求的平等、人格獨立等價值存在根本差異。但也不可否認，這些規定凝結著對理想家庭關系的深層認知，即強調家庭成員間互助互愛、維護家庭共同體穩定延續、倡導尊長愛幼的倫理秩序。

在對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歷史局限性予以反思批判的基礎上，當代立法摒棄了以家長權、夫權為核心的宗法等級內容，繼承並轉化了傳統家庭倫理中重視親情、倡導互助、追求和睦的合理內核，確立了男女平等、個體權利保障等現代法治原則。例如，民法典第1043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該條使尊老愛幼、平等友愛、和睦共處等中華優秀傳統美德獲得規范性的法律表達，成為司法實踐中解釋和適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內在價值基准，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與法律解釋功能。更深層次地看，中華民族素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傳統，形成了愛家與愛國相統一的情感結構，也賦予婚姻家庭立法超越個體主義、承載社會團結功能的特殊使命。與西方個人本位立法模式不同，我國婚姻家庭立法在保護個體權利的同時，始終注重維護家庭整體的和諧穩定，體現了向上向善的立法追求與胸懷天下的家國情懷，而這正是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延續。

價值取向上的人本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本思想，這一思想在法律領域亦有鮮明體現。例如，中國古代為政者重視保護“鰥寡孤獨”，通過禮法、政策實現“恤養”“敦倫”“守節”“優免賦稅”等﹔《大明律》規定，“凡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當然，傳統民本思想在根本上服務於君主統治，更多體現為統治策略，但這一思想所蘊含的對民眾福祉的關注、對民生疾苦的體察，為后世法律文化中的以人為本理念提供了深厚土壤。

新時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重民、愛民、保民的思想精華，並將其融入以權利為本位的現代法治框架之中。而這一過程的重要制度體現，便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婚姻家庭立法中的全面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公正、平等、誠信、友善等價值，並非憑空而來，而彰顯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我們可以從收養制度的古今對比中體察這種制度變遷。收養在我國自古有之，古代收養以家族延續為本位，旨在確保血統繼承與家產傳承。唐代首次將收養入律，對收養關系作出嚴格規定，強調必須合乎宗法倫理。如唐《戶令》有“無子者，聽養同宗於昭穆相當者”，異姓收養受到限制。現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將收養單列成章，以最有利於被收養人為基本原則，並據此設計收養人條件、被收養人范圍、收養程序及解除收養等制度。與古代以家族利益為核心不同，當代收養立法旨在為孤兒、棄嬰及事實上無人撫養的兒童提供穩定的家庭環境，這一從“家族本位”向“兒童本位”的價值躍遷，體現了傳統民本思想經過創造性轉化，升華為以個人權利保障為核心的法治理念。

制度演進上的連續性

家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其內涵不僅包含立德修身、勤儉持家、仁愛濟眾等個人與家庭層面的道德要求，更延伸至家國天下、赤誠報國的社會理想。儒家所倡導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構成了傳統家庭倫理的基本框架。這些綿延數千年的文化資源，經歷了創造性轉化，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呈現出鮮明的歷史連續性與時代適應性。

例如，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法律重構。傳統“孝悌”觀念強調子女對父母的順從與敬養，具有單向性、身份依附性特征﹔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將其轉化為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同時規定兄弟姐妹間在特定條件下的扶養義務。這一轉化，將傳統倫理中等級化的“孝道”，改造為現代法律中平等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反映了從等級倫理向平等法治的制度演進。

再如，“貴和尚中”傳統的制度性落實。《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追求和諧、避免極端、注重調和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我國婚姻家庭立法的價值取向。古代社會通過禮法調處、宗族調解等方式維持家庭和睦，但往往以壓制個體權利為代價。現代立法則在揚棄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一方面，如前所述，民法典通過第1043條的倡導性規定，將傳統“貴和尚中”理念轉化為具體法律指引﹔另一方面，這一理念也貫穿婚姻家庭糾紛的解決機制之中，如調解優先、注重修復家庭關系等制度設計，區別於西方純粹的對抗性司法模式，既保留傳統和諧精神，又賦予其現代程序保障。

由此可見，婚姻家庭編在制度演進上展現出鮮明的連續性，其既非對傳統的簡單因襲，亦非對西方的盲目移植，而是根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形成了既具歷史根基又富時代精神的法律制度。這種根脈不斷、守正出新的連續性，鑄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深沉而堅定的自信之源。

（作者：曹思婕，系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