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及其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

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202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數據。初步測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數智經濟、現代服務為代表的新動能對上半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四成，經濟向新向優的特點非常鮮明。上半年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行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6.3%、17%，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集成電路制造、智能車載設備制造等行業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長。

作為人工智能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的新型生產方式，新一代智能制造代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我國由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的核心戰略支撐和轉型升級的關鍵引擎。眾所周知，蒸汽機開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電力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計算機引領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新一代智能制造將是人類歷史上第四次工業革命。它不僅在技術層面實現了生產效率重大突破，而且在生產方式、人機關系、產業組織和就業形態等方面引發了深刻的結構重塑，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遠超此前任何一次工業革命。2026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以發展新一代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這一戰略部署表明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進入到以人工智能為核心技術驅動的新階段。在此背景下，深刻分析新一代智能制造與傳統制造的區別和聯系，展望這一轉變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厘清其實現路徑與關鍵性因素，對於把握產業變革機遇、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

新一代智能制造之所以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標志，源於其與此前的工業革命形成了顯著的差別，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生產方式的革命，即從大規模標准化預先生產到大規模差異化需求定制。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實現了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的深度融合，推動生產系統從“自動化”走向“智能化”的根本變革。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生產方式的變革都是沿著“機器替代體力”、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向發展，其基本背景是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社會產出效率受到技術、資金、熟練工人的限制，在供需關系中生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意味著工廠生產什麼，市場就消費什麼。第三次工業革命，生產系統借助網絡信息技術趨向數字化和智能化。3D打印技術等新型生產設備將制造業帶入數字化時代。但總體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生產方式仍以“數字化輔助制造”為主，信息技術的介入更多是優化既有生產流程，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先生產、后銷售”的基本邏輯。

智能制造通過使用大數據智能、人機混合增強智能、群體智能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重構產品、制造、服務等全生命周期的各環節。在這一新模式下，用戶可以通過APP選擇顏色、內飾、動力配置，系統實時生成個性化訂單，工廠按需柔性生產。打破傳統工廠原有的剛性、單一、批量化模式。智能制造體系可以根據市場需求隨時調整工藝流程、靈活重構工位布局，真正實現多品種、個性化、大規模的柔性生產。

對比而言，前三次工業革命的生產方式分別解決了“能不能快速生產”（機械化）、“能不能快速大批量生產”（電氣化/流水線）和“能不能快速大規模精准地生產”（信息化/數字化）的問題，而新一代智能制造解決的是“能不能按每個用戶的個性化需求生產”的問題。使工業生產模式從“以產定銷”徹底轉向“以銷定產”，從“生產者主導”轉向“消費者主導”。新一代智能制造根據消費者的具體需求，進一步實現供需適配，減少無效生產和資源浪費，更加貼合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增加企業市場的黏性。而實現這一轉變的底層基礎是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新技術的重大突破和廣泛應用。

二是人機關系的革命，即從替代到協作再到共融。人機關系的演變是理解歷次工業革命本質的一個重要維度。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是機器替代人的體力勞動，生產動力逐步由自然力演化到機械力，具體表現為生產工具由簡單轉向復雜，人與機器進一步緊密結合：一方面，人成為機器的操作者，提升了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工作節奏隨著機器而動，也使勞動者成為生產線的組成部分。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可編程邏輯控制器（PLC）、計算機輔助設計（CAD）等技術的廣泛應用，開啟了機器開始替代人的部分腦力勞動，但這一階段的人機關系仍是“人編寫程序，機器按照預設指令執行”。

新一代智能制造重塑人機關系。具身智能的出現不是簡單的“機器換人”，而是“機器成人”，成為企業的數字員工。與傳統智能制造相比，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核心在於人工智能與先進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它不再局限於單一環節的自動化改造，而是制造體系從傳統自動化向具備感知、決策、學習能力的自主化、智能化全面躍升。人工智能不僅接管了重復性的認知任務，更通過實時數據分析與預測，為人類工程師提供決策輔助，使人類能夠專注於更具戰略性和創新性的工作。這種“人機共融”讓制造系統具備了類似生物體的自適應與進化能力。

從歷史脈絡看，工業革命使人機關系經歷了“機器替代體力—機器規訓人—人指揮機器—人機協作共融”的演進路徑。前三次工業革命中，機器始終是“工具”，人是“使用者”﹔而在智能制造時代，機器正在成為“伙伴”，人與機器形成“人機混合增強智能”系統，人機關系從“單向的工具性使用”轉變為“雙向的協作與共生”。從要素構成來看，這種轉換使制造業的資本有機構成進一步提高，同時也使人在生產中的作用進一步凸顯，人不是簡單的體力和腦力，而是更高技能的思維、判斷和創新能力。

三是生產效率的革命，即從線性改進到指數躍升。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升，但其提升的機制和幅度截然不同。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動力使工廠擺脫了對水力和畜力的依賴，生產效率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到機械化的跨越式提升。據記載，珍妮紡織機的發明使紡織效率提升8倍。這一時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機制是“動力替代”，用蒸汽機提供穩定、強大的動力源，突破了人力和畜力的生理極限。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力的應用提高了機械的控制精度和效率。流水線作業模式的引入使勞動生產率實現了數量級的躍升。這一時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機制通過流水線分工和電力驅動，實現了生產的連續化和規模化，是“流程優化”。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信息技術的應用，如計算機輔助設計和制造（CAD/CAM）使產品設計周期大幅縮短，企業生產周期大為縮短。這一時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機制是“信息優化”，生產系統的效率提升不僅源於材料技術和生產工藝的改進，還與信息流、物流等生產輔助技術的成熟度相關。

新一代智能制造帶來的效率革命在本質上與上述均有所不同。智能制造實現了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的深度融合，生產系統具備了自主學習和決策能力，生產系統的效率提升不再僅僅依賴外部輸入的優化指令，智能決策的持續學習和自我進化成為效率提高的核心機制。對比而言，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效率提升是“線性增長”，智能制造帶來的效率提升是“指數級改進”，效率提升呈現出自我加速的特征。

四是產業組織的變革，即從鏈式競爭到平台生態。產業組織形態的演變同樣是歷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標志。第一次工業革命建立了工廠制生產模式，促使手工業與農業分離。生產組織方式由家庭作坊轉變為“垂直一體化的工廠”。生產環節集中在一個工廠內完成，企業成為市場交易的基本單元。第二次工業革命重資產的形成，催生了公司制企業，形成了縱向整合、上下游一體的“鏈式結構”產業組織。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互聯網成為貿易、信息交流的關鍵渠道，同時也構成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企業間的信息壁壘被打破，供應鏈管理成為核心競爭力。這一時期產業組織開始從“鏈式”向“網狀”演變，但本質上仍是由企業主導的中心化結構。

新一代智能制造依托工業互聯網平台，將設備、技術、人才、數據等要素數字化、標准化、模塊化，打破企業邊界形成可動態調度的資源池。產業組織變革的核心是由分工走向融合，產業邊界被打破。競爭邏輯從“零和博弈”轉向“生態共生”。

五是社會形態的變革，即從單一技能需求到復合型勞動者需求。工業革命必然帶來深遠的社會變革，但每次變革的性質和方向各有不同。第一次工業革命使人類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進程加速，形成新的勞動者——產業工人。第二次工業革命進一步加速了城市化和社會分工，分工深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形成復雜的社會結構。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互聯網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模式。知識經濟的興起和信息民主化，使知識獲取的門檻降低，社會流動性增強，但數字鴻溝也隨之產生。

新一代智能制造將引發更為深刻和全面的社會變革，開啟一場對人類智力與經驗的系統性重構。在就業結構方面，腦力勞動者的比重將大幅度上升，為勞動力素質的整體升級創造了機遇。勞動力市場正出現“低技能勞動力過剩、高技能復合型人才短缺”的結構性矛盾。智能制造也催生了靈活就業、項目制等新就業形態，使勞動時間、場所和關系更具彈性，在數智場景下對勞動者的要求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再是簡單的操作技能，而是“工藝工程、數據解讀和系統思維”的復合能力。智能制造不僅是讓人做得更快、更強、更好，而是重新定義“什麼是人的工作”“什麼是機器的工作”，推動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邁向“智能文明”。

智能制造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可能形成新的“智能鴻溝”。在大力發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同時，要主動進行制度設計、教育革新和社會引導。通過建立面向未來的教育體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AI治理的全球合作，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向著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真正實現“科技向善”。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實現路徑與關鍵性因素

其一，數據要素進入生產函數。生產要素的構成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是區分歷次工業革命性質的重要標尺。在以“有形要素”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構成了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且都遵循邊際報酬遞減的基本規律。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隨著生產復雜度的提高和重資本的投入，技術和管理開始作為一種“隱性要素”進入生產函數，優化勞動力和資本的組合效率。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知識和信息對生產效率的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信息本身尚未成為生產函數的獨立變量，只是以“輔助工具”形式存在。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中的傳統生產要素不同，數據要素遵循邊際報酬遞增規律，數據具有非競爭性和正外部性，邊際成本趨近於零。數據要素進入生產函數，改變了要素之間的組合方式，大幅提升了人力資本的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數據要素深度嵌入企業研發創新網絡與生產制造網絡，並推動制造與服務實現融合發展。

其二，新型基礎設施加速布局。每一次工業革命都伴隨著基礎設施的根本性變革。基礎設施的形態決定了生產活動的空間布局和運行效率。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如運河、鐵路、公路、電力與石油運輸網絡本質是“物理連接”，解決的是原材料和產品空間位移問題，其建設周期長、投資巨大、覆蓋范圍有限。信息時代的基礎設施是互聯網和通信網絡，它們雖然仍是連接工具，但流動的是信息，目標是實現信息的流通。智能制造推動基礎設施從物理基礎設施到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的擴展。與新一代智能制造相適應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其核心是工業互聯網、5G專網、人工智能算力、大數據平台和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體系。與新一代信息技術有機結合所形成的數字型基礎設施實現的是“人、機、物、系統的全面連接”，是從“單一功能”到“體系化智能”的構建。工業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推動基礎設施實現體系化智能躍升。這意味著新型基礎設施不再是大規模的“廣覆蓋”，而是針對工業生產場景的“精准部署”，為每個工廠、每條生產線量身定制數字化基礎設施。

其三，發展與減排協同推進。工業革命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智能制造正在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關系。從產業變革與能源轉型總是如影相隨的發展規律來看，數字化推動綠色化發展，智能制造能顯著提升企業的能源效率和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精准調控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從而有效降低企業碳排放強度﹔在全生命周期層面，智能制造從設計、制造、包裝、運輸、使用到報廢處理的整個生命周期中，通過全過程的數據監控和優化，實現對環境負面影響極小、資源利用率極高。智能化和綠色化的協同也促進能源結構由以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以綠色低碳能源為主，環境治理手段由“末端治理”轉向“源頭預防”“系統優化”。

其四，價值鏈重構正在形成。誰掌握了核心技術、誰佔據了產業高地，誰就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每一次工業革命都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其根本原因是關鍵技術的控制者的變化。第一次工業革命使英國的蒸汽機和紡織機械遙遙領先，其工業產品行銷全球，是首輪“世界工廠”。受此影響，全球經濟格局的核心特征呈現“中心—邊緣”結構，工業國生產制成品，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場。第二次工業革命主要源於電力和內燃機的廣泛應用，美國和德國崛起為工業強國，重化工業成為其經濟支柱。美國的大規模流水線生產模式奠定了其制造業霸主的地位。市場競爭的核心優勢是規模競爭，競爭優勢來自“誰能大規模生產”。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借助信息技術和精細化管理實現制造業崛起，全球價值鏈開始分解，研發、設計、生產、組裝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中國在這一時期憑借勞動力比較優勢和規模優勢成為新的“世界工廠”。這一時期全球經濟格局的核心特征是“價值鏈分工”，發達國家佔據高附加值的設計和品牌環節，發展中國家從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環節。

新一代智能制造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新一代智能制造對全球經濟格局影響深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一是比較優勢的邏輯被重構。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技術顯著改變了勞動力成本優勢在全球工業格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這意味著，過去依靠低成本勞動力承接產業轉移的發展模式正面臨嚴峻挑戰。制造業的競爭力不再取決於勞動力成本的高低，而取決於智能化水平的高低。傳統依賴低成本勞動力與規模經濟的“世界工廠”舊邏輯，正在被基於技術驅動、平台賦能和規則引領的“制造強國”新邏輯所取代。

二是改變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分工。智能制造通過創新驅動效應、融通對接效應和流程賦能效應，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智能制造的關鍵意義在於擺脫長期處於價值鏈低端的路徑依賴。中國制造業正從“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向“全球智造的共建者”轉變，“黑燈工廠”已從“單點效率優化”進入“端到端價值鏈重構”階段。

三是全球競爭規則被重新定義。新一代智能制造時代的全球經濟競爭，不僅是產能和成本的競爭，更是標准、生態和話語權的競爭。主要發達國家都將智能制造作為關鍵抓手，競爭焦點已從傳統的貿易領域，轉向以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工業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標准與控制權。對中國而言，這是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關鍵一躍，目標是從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轉變為規則的定義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