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與超越：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經濟哲學闡釋

【光明學術筆談】

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本質上也是經濟哲學的一個重大課題，需要進行深刻的經濟哲學反思。其核心在於，要從經濟哲學層面審視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知識元問題。這一反思的根本任務，在於擺脫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依附邏輯”，確立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應有的主體性與自主品格。這一過程並非單純的經濟學范疇演繹，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魂脈、以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為根基的經濟哲學建構。從經濟哲學視角審視，這一體系遵循“構建原則—實踐根基—思想統領—哲學范式”的嚴密邏輯，實現了哲學方法論的躍遷。

構建原則及其目標指向：從“兩個結合”到“文化主體性”

西方經濟學往往運用“抽象方法”“資本力量”和“主客二元”范式，把“特定”的意識形態包裝成“普世”的科學真理，導致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災難。因此，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遵循科學的原則和路徑，以避免在吸收外來與傳承傳統之間出現“體用斷裂”現象。

從經濟哲學的視域來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兩個結合”與“新發展理念”相統一的構建原則。“第一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狹隘經驗主義，確保了經濟哲學研究堅持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防止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迷失﹔“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又超越“西方中心論”，賦予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以民族根基和文化血脈，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等傳統智慧，為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提供了深層的文化支撐。同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作為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導向，構成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線和標尺。這一原則體系，從經濟哲學上有效地解決了“魂脈”和“根脈”、“本來”和“外來”、“理論”和“實踐”、“抽象”和“具體”之間的辯証關系，確保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既堅持真理，又彰顯中國特色。

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意味著要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意味著要為世界提供一種全新的經濟哲學敘事。這種主體性包含兩個層面：對內，確立中國學術的獨立品格﹔對外，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貢獻“道”上的中國智慧、“術”上的中國方案和“行”上的中國力量。具體而言，就是要肩負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偉大使命。就經濟哲學而言，這標志著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再僅僅滿足於解釋世界，更要致力於改變世界，在理論和實踐的良性互動中，確証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實踐根基及其價值立場：從“中國式現代化”到“人民至上”

任何科學的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都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實踐根基”之上，且具有“價值立場”。這就意味著，首先須解決“知識的來源”和“知識的立場”問題。

從哲學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往往建立在“理性經濟人”這一“抽象先驗的哲學假設”之上，把復雜的經濟關系簡化為原子化的個體選擇。與之相對，從哲學來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基點是中國式現代化。這不僅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也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還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從經濟哲學視角看，把中國式現代化確立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根基，意味著對西方“先驗邏輯”的根本超越。它要求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必須從“書齋”回到“民間”，從“學術經濟學”回到“現實經濟學”。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在於，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基於自身歷史文化傳統與現實國情，從“走自己的路”蹚出來的一條新路。這一宏大的歷史實踐，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了無可比擬的“感性經驗”。隻有扎根於此，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才能解釋“中國奇跡”背后的制度邏輯和運行規律，避免淪為西方理論的注腳或應用范本。因此，堅持實踐第一，就是堅持從“感性具體”出發，通過科學的哲學抽象力，形成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標識性概念和基本原理。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根基，主要談的是“客觀事實”，是事實判斷，與此相對應，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也要注重價值判斷，這談的是“價值立場”，即超越“資本邏輯”，堅持“人民至上”。從哲學看，經濟學本質上不是一門“價值中立”的技術科學，而是承載著特定階級屬性和價值訴求的科學。西方主流經濟學表面上標榜“客觀性”“中立性”，實際上則深陷“資本邏輯”的窠臼，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從經濟哲學看，它以資本增殖為最高法則，將人異化為生產工具，導致貧富分化與人的單向度發展。

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標識是“人民至上”，這是經濟哲學在當代中國的具體運用，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規定。從經濟哲學的角度來看，“人民至上”不僅是一種倫理訴求，更是一種本體論承諾：它明確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是“生活”而不是“生存”。這一哲學立場要求在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時，必須把“共同富裕”作為經濟哲學的核心范疇，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經濟哲學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它要求我們從經濟哲學上重新定義“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不再把二者視為零和博弈，而是通過制度創新實現二者的動態統一。這種價值立場的確立，從根本上劃清了中國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界限，賦予了知識體系以鮮明的科學性和道義性。

思想統領及其整合方式：從“方向引領”到“系統方法”

一個成熟的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有其實踐根基及其價值立場，而且必須有其核心靈魂和思想方法。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具體指引，這是“方向引領”的靈魂架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為其提供了總攬全局的哲學智慧和方法論鑰匙﹔習近平經濟思想則系統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証、根本立場、歷史方位、理念原則、路徑舉措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從經濟哲學看，“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確立了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的辯証統一﹔“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則從哲學高度揭示了生產力系統中實體性要素和滲透性要素的互動關系。這種思想統領保証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系統性、一致性和前瞻性，避免了理論的碎片化和實踐的盲目性。

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轉化為一種哲學方法論，就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和系統方法。在解決“知識的來源”問題的同時，邏輯上還要繼續解決“知識的整合”這一哲學方法論問題。首先，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確立以系統觀念為基礎的戰略辯証法。方法取決於問題的本性。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是一個多維、多層、多要素的復雜系統，所以，從經濟哲學上就必須堅持普遍聯系的觀點，統籌好市場和政府、效率和公平、供給側和需求側、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城市和鄉村、發展和安全等辯証關系，追求“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系統效應。其次，從經濟哲學看，經濟建設必須具有長遠眼光和歷史耐心，要觀大勢、謀全局、抓根本，避免陷入短期功利主義的陷阱。最后，要善於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處理好守正和創新、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等矛盾關系，在“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中尋找最優解。這種系統辯証法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它使得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具備了駕馭復雜局面、進行頂層設計的能力。

體系架構及其哲學范式：從“標識性概念”到“文明敘事”

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成熟標志，在於是否形成了自洽的標識性概念體系和嚴密的邏輯構架，在於是否具有深厚的哲學范式。標識性概念，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細胞和基石，如“以人民為中心”“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質生產力”“共同富裕”等。從經濟哲學看，這些概念不是簡單的詞語創新，而是對中國經濟實踐本質的哲學抽象，具有強大的現實解釋力。體系主干是支撐框架，涵蓋歷史方位（新時代）、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戰略目標（現代化強國）、路徑選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以及根本保障（黨的領導）。完備邏輯是貫穿其中的紅線，即堅持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哲學邏輯的統一。

蘊含在“體系構建”之中且最為根本的底層邏輯，就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經濟哲學范式。如果說方法是工具，范式則是世界觀。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底色，就是近代以來形成並確立起來的“主客二元對立”范式，即將人和自然、人和社會、人和人、國家和國家置於征服與被征服、支配與被支配的對立關系中。這種經濟哲學范式在經濟領域表現為人類中心主義、資本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全球生態危機和社會撕裂的哲學根源。

從經濟哲學維度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致力於確立“主體平等、包容普惠”的哲學新范式及其文明敘事。這一范式和敘事方式融合了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的宏大願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合共生”的智慧基因。在經濟哲學層面，它實現了三重躍遷：一是在人和自然關系上，從“征服自然”轉向“和諧共生”，確立了綠色發展的哲學基礎﹔二是在人和人關系上，從“資本雇佣勞動”轉向“共建共享”，確立了共同富裕的哲學基礎﹔三是在國家和國家關系上，從“零和博弈”轉向“合作共贏”，確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基礎。這種哲學新范式及其文明敘事方式，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提供了經濟哲學依據，也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經濟哲學支撐。

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經濟哲學研究工作者們立足實踐根基、創新哲學范式的重要旨歸。通過確立構建原則、實踐根基、思想統領、哲學范式等，才能真正超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局限。這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理論上的自我確証，而且必將為21世紀的人類經濟思想寶庫增添新的智慧內容。

（作者：韓慶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