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哲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研究范式

【光明學術筆談】

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表10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蔚然成風。經濟哲學學科發展歷經40余年積澱，形成獨具特色的“經濟學與哲學”交叉學科。它扎根於中國經濟變革現實，以唯物史觀和辯証唯物主義為方法論根基，深刻反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人”與“資本”、效率與公平、自由與規制等重大關系。我國經濟哲學秉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精神，致力於超越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哲學滋養，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思想魅力與實踐導向。

我國經濟哲學學科發展緣起

我國經濟哲學的前身是“改革哲學”，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確立，經濟哲學學科得以興起和發展，這是經濟哲學發展階段的第一時期。那麼，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什麼沒有出現經濟哲學？根本原因是計劃經濟的運行邏輯、理論范式、學術環境，從根源上消解了經濟哲學賴以存在的問題域、對象與土壤。這一時期的經濟運行總體偏重於形式邏輯的演繹推演，而對於經濟矛盾運動中辯証邏輯的系統運用尚缺乏充分展開。直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完善，才真正為經濟哲學學科的萌發與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土壤與理論空間。因此，經濟哲學需要深入剖析經濟行為背后的利益驅動機制、欲望生成邏輯及其所蘊含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和倫理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探索路徑。它不是單純以西方經濟學知識論分析為框架，使經濟思想變為追求個人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學教條，而是秉持社會主義“強國富民”“經濟匡時”的經濟哲學戰略國策，旨在追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和哲學目標的最佳實現”。

經濟哲學緣起的主觀因素之一，來自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主題的深化。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應當說，物質生活領域的新變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精准把握時代精神的軸心坐標。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范式發生了深刻變遷。這一變遷體現為，哲學研究視野從服務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改革哲學”探討，逐步拓展並深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解讀與哲學思考。在此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重心逐漸從改革實踐的哲學論証，轉向對唯物史觀及其歷史辯証法的深層發掘，尤其是對歷史觀念、歷史思想及其現實邏輯的批判性考察，由此推動哲學與經濟學走向深度協同，並催生了經濟哲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

馬克思早期哲學思想的生成與發展，其內在的目的因和動力因是要回答德國的現代性問題，顛覆德國舊意識形態，回到現代性本身，即工業及其交換和交往的歷史變革的本身。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原理來探究並融入和超越德國的現代性問題，他們對分工概念進行深入探討並提出“消滅分工”。在這部作品中馬克思恩格斯重點強調了三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第一，什麼是“真正的歷史”？為什麼思辨哲學沒有進入？因為它們缺乏工業史和商業史的考察視域。第二，德國哲學的根本缺陷在於：或停留於思辨，或局限於直觀，僅看到“感性對象”的存在，而未能把握“感性活動”這一根本性事實。它脫離了“感性的確定性”，缺乏對當下工業、交換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的直面思考，因而在本質上成為一種脫離現實的歷史觀。第三，唯物史觀應當具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功能。其主要原理包括：對歷史前提即“現實的個人”這一范疇的科學界定﹔對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分析，即對勞動、分工、交換、生產、分配、所有制、需要等范疇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對“真正的歷史”的重新闡釋——這實質上是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思辨哲學與直觀哲學的批判，並由此引出對實踐哲學的深刻思考。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不斷加強哲學與經濟學的交流和對話，進入了經濟哲學發展的第二時期。1998年5月26日至29日，“全國經濟哲學高級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近80位哲學、經濟學專家學者薈萃一堂，對我國經濟哲學研究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總動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實踐，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哲學學科發展的根本動力。改革進程中所涌現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重大現實問題，引發了哲學與經濟學界的持續關注和深入思考。

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學術界為及時回應實踐中提出的重大課題，經濟哲學學科發展進入了以“重大現實問題深度追問”為特征的新階段（21世紀初—至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涌現的一系列深層次實踐問題，特別是由經濟動因層面的觀念變革所引發的生存境遇變遷與命運共同體構建等重大課題，成為經濟哲學研究的核心關切。與之相適應，以貨幣哲學、資本哲學、金融哲學、財富哲學及現代性批判為主軸的理論解讀范式逐步確立，現代經濟哲學的學科體系漸趨成型。這一進程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直面現實、服務實踐的鮮明品格，也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相互激蕩、共同發展的內在邏輯。

探索現代經濟哲學研究的新范式

經濟哲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首先需要厘清其與經濟學、西方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之間的區別，進而在比較中彰顯其獨特的學科定位與理論品格，使其更好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關切與實踐導向。

從經濟哲學的學科定位來看，它與經濟學的區別在於經濟學偏重於技術分析的方法，注重計量、圖表、模型以及數據運算的實証分析方法，而經濟哲學擅長運用知識論反思、邏輯思辨、存在論追問等方法來思考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具體體現在經濟學尋求最優解，經濟哲學追問前提合理性，一個是量化事實，一個是追問思想，兩種不同的話語系統，不同的分析框架，不同的敘事范式，二者反復追問方能“經濟匡時”。

與西方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相比，我國經濟哲學研究具有根本不同的方法論基礎。西方傳統政治經濟學運用個人主義分析方法，融合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框架，從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等行為發生學原理出發，最終得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並無根本沖突的結論。而我國經濟哲學研究則以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証法為分析框架，貼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場域，緊扣智能化時代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復雜性與信息不對稱性等新特征，為揭示經濟行為規律提供哲學賦能。因此，經濟哲學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亦稱思辨的政治經濟學。

我國經濟哲學與西方經濟哲學既有相通之處，也存在根本差異。共同點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追求有溫度的經濟學，希望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個倫理基礎﹔二是注重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運用﹔三是提倡除經濟學領域外更為寬廣的跨學科研究視角。不同在於：首先，學術研究的立場不同。西方學者推崇私人資本利益最大化﹔我國學者立足“強國富民”“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價值旨歸，追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和哲學目標的最佳實現”。其次，學術研究的場域不同。西方學者主要討論私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富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政治哲學與經濟倫理學關聯問題、現代性危機等問題﹔而我國學者更多討論后發國家如何避免經濟發展陷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資本、金融發展所關涉的經濟哲學問題等。最后，學術研究的問題域不同。中國學者關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的邏輯與物的邏輯如何平衡，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哲學賦能，經濟增長、人的發展與社會進步三者協調發展的理論機制，經濟效率最大化與社會效益最優化的兼容，演化理性與制度理性的本土化選擇，價值哲學與經濟價值理論的建構等問題﹔西方學者則更多關注經濟學抽象理論前提預設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經濟制度與習俗慣例的社會現象學、理論經濟學研究范式轉換等問題。

經濟哲學以它特有的思想追問形式，賦予經濟世界一種特殊的邏輯與思辨，三個向度的理性追問構成了經濟哲學核心分析框架：經濟本體論聚焦於欲望、利益、需要所引發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活動，追問經濟原在性原理是否構成人類經濟行為的根本出發點與邏輯前提。經濟認識論則探討經濟世界是“自然計劃”抑或“歷史計劃”——所謂“自然計劃”，意指大自然的隱秘推手，人性中的自利和對抗，正是大自然倒逼人類喚醒理性實現完整發展的驅動力。換言之，我們認識經濟世界的首要前提，應當建立在人的自然稟賦和自利本能的基礎上。這是經濟行為理性人假設的基石與根據。而“歷史計劃”意指人類理性所追求的合目的方向。用理性自由實現道德至善的歷史崇高目標。社會價值論著重查審經濟制度的正義性、經濟行為的倫理邊界以及經濟發展的目的論，為經濟理論與政策的出台提供正當性與合理性論証。

從實踐批判維度審視，經濟哲學研究致力於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其核心哲學范疇涵蓋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等。這些范疇的深入研究，將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實的哲學基礎與理論支撐，亦為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有機統一，貢獻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哲學智慧。

（作者：張雄，系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