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性養老：更好滿足老年人多樣化養老服務需求

【圓桌對話】

編者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衷共濟、守望相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倡導積極老齡觀、健康老齡化理念的背景下，互助性養老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民政部等11部門日前印發的《關於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30年，具備互助服務功能的城鄉社區養老服務設施覆蓋率不低於70%”。何為互助性養老？如何進一步推進互助性養老發展？第8期光明智庫民生論壇，邀請專家圍繞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與談人

杜鵬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院長、老年學研究所所長

彭希哲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老齡研究院院長

朱薈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老年學與老年醫學學會理事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恆 陳之殷

1、互助性養老面向哪些人群

光明智庫：提起互助性養老，一些人直觀上認為所謂“互助”即低齡老年人、健康老年人為高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服務，這種對“互助性”的理解是否准確？能否介紹一下互助性養老模式的具體內涵和發展過程？

朱薈：理解“互助性”，必須超越“低齡健康老年人服務高齡失能老年人”這一表層觀點，跳出單一向度的、人群幫扶的狹隘視角，關注到個體、家庭、社區、社會組織、政府的縱向貫通，代際、鄰裡、城鄉的橫向聯動，以及線上線下場景的數智融合。換言之，互助性養老服務的概念內涵既體現了倫理層面的守望相助，也是治理層面的協同共建，更指向覆蓋全生命周期的養老支持體系。

從主體來看，一方面，服務提供者呈現多元復合特征：核心主體是低齡健康老年人、退休黨員、社區骨干﹔基礎主體是村居兩委、網格員、鄰裡和大學生志願者﹔專業主體是社工機構、養老服務組織、基層醫療衛生人員﹔支撐主體是各級民政部門、集體經濟組織、愛心慈善組織﹔以及作為數智主體的線上時間銀行、供需匹配的智慧平台等。這些主體共同構成層層銜接、公益性的非市場化互助性養老服務供給隊伍。另一方面，服務對象具有可延展的特征：即以高齡獨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特殊困難群體為重點兜底對象，同時面向全體城鄉老年人，兼顧生活照料、健康守護、精神慰藉、情感陪伴、社區參與等全方位養老服務。

彭希哲：守望相助、和衷共濟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先秦儒家經典中就有“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表述，其后宋代義庄的宗族互助，南方姑婆屋的共度晚年等，都是互助性養老的傳統形式。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孝”“愛”文化，以及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宗族和鄰裡互助，在很長時期內是家庭養老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種養老模式。

在當下語境中，互助性養老是指通過鄰裡或村（社區）居民間的互相幫扶，為老年人提供自願性、非營利性養老服務的活動。國家在“十三五”和“十四五”規劃中就已倡導通過鄰裡互助、親友互助、志願服務等形式大力發展互助性養老，其后又在多種政府文件中明確鼓勵發展農村互助服務。經過多年來的探索與實踐，互助性養老服務涌現了不少模式做法、積累了很多鮮活經驗，較好滿足了部分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此次《意見》首次在全國層面明確了什麼是互助性養老服務，並就如何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發展作出系統性、總體性部署，是為解決超大規模老年人口養老服務需求積極探索中國方案的一個重要努力方向。

2、互助性養老能解決哪些問題

光明智庫：當前推進互助性養老基於何種動因？能夠補上現有養老服務體系的哪些短板？

杜鵬：結合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形勢和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現狀，我國推進互助性養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動因：首先，伴隨著我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加之人口流動性的增強，傳統家庭養老的資源基礎和功能被極大弱化。在此背景下，發展社區支持的居家互助性養老和農村互助性養老，成為緩解家庭養老負擔的有力支撐。其次，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剛性養老服務需求，我國總體上仍存在養老服務供給不足、專業人才短缺、供需結構性失衡等問題。而互助性養老可以通過“老幫老、鄰幫鄰”等方式，為老年人提供代買代辦、尋醫送藥、探訪關愛、助餐助潔、精神慰藉等多樣化、互助性的養老服務供給，既可以重塑基層情感紐帶，又可以補齊養老服務供給短板，降低專業照護成本，彌補老年人尤其是高齡、失能、殘疾老年人的照料缺口。再次，當前我國養老服務資源分布不均，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機構養老服務社會化程度低，服務承載力不足。互助性養老作為一種低成本而高效率的內生發展方式，可以充分激活基層社會的既有資源與內生動力，引導城鄉居民及社會組織參與協同自治。

彭希哲：確實如此。在農村地區，基礎薄弱、居住分散、人才不足等問題都是必須應對的現實，要補上這些短板僅依靠公共資源的投入是不夠的。近年來，由於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普遍選擇進城謀生，少子家庭的照護能力捉襟見肘，傳統上依靠家庭養老的鄉村老人，特別是農村留守、高齡、獨居、空巢等特殊困難老年人群體面臨著老乏所養的困境。與城市相比，我國農村地區公共服務基礎較差，居住分散又使得延伸或上門服務成本過高，許多在城市行之有效的供給模式在農村地區出現水土不服。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互助性養老成為我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它依托鄉土社會原有的鄰裡互助傳統，將養老服務延伸至基層治理單元，大量非專業化、高頻次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通過鄰裡互助得以完成，有效填補了家庭養老功能弱化與機構養老覆蓋不足之間的空白，緩解社會照護資源的剛性缺口，是利用鄉土優勢走出養老困境的一種有效模式。這種模式不僅在農村地區行之有效，在城市社區也同樣可行。

3、我國發展互助性養老的核心優勢

光明智庫：發展互助性養老是深化養老服務改革發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內容。您認為當前我國發展互助性養老的核心優勢是什麼？

朱薈：我國傳統的“家國一體”社會秩序，在互助性養老領域體現出顯著優勢。其一，價值層面的倫理貫通。“孝親敬老、守望相助”不僅是私德，更是被納入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的公共規范。這種“修身齊家”的價值追求，顯著區別於西方個體主義文化傳統。其二，結構層面的網絡嵌套。我國互助性養老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嵌於當前“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三級養老服務網絡之中，有助於形成“互助+專業”的梯度服務體系。其三，經濟層面的多元共濟。我國推動建立“政府補一點、集體出一點、家庭付一點、社會捐一點”的籌資機制，將國家財政、集體經濟的“公”與家庭儲蓄的“私”有機融合，拓展了資源動員的廣度與深度。

相比之下，歐美等國家互助性養老多依托教會、民間社群、興趣組織、互助會等自發圈層，缺乏國家頂層設計、基層行政介入與家庭倫理的深度綁定，沒有形成從國家到社區、再到家庭的縱向差序支撐格局，是風險社會下的自發互助形態。當然，從養老服務的成熟度來看，法國作為全球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美國養老金融與社會組織高度發達，這些國家在養老服務精細化、分類分層供給、專業社工介入、時間銀行制度規范化、養老金融配套支撐等方面更為成熟，我們應該以開放心態加以借鑒。

彭希哲：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互助性養老的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鄰裡守望”“孝親敬老”的傳統文化土壤。在中華文化數千年綿延發展的進程中，立足中華本土的孝倫理在理論和實踐不斷調適的過程中，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內涵，正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積極的文化和政策效能。其次，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口正在逐漸退出勞動就業，形成數量龐大又蘊含大量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的低齡老人。他們健康素質、文化素養和參與意識較高，不僅僅追求被動的老有所養，更追求在老有所為中實現主動的老有所養和老有所樂。互助性養老在緩解養老服務供給不足與資源分布不均雙重壓力的同時，成為老年人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場景。最后，我國基層組織化程度較高，互助性養老作為一種社區行動，在為有需求的老年人群提供服務的同時，也能夠促進社區互動，增強社會韌性和城鄉社區凝聚力。互助性養老能夠讓社區居民特別是老年群體從“被服務對象”轉變為養老服務的“共同設計者”與“監督者”，通過社區成員的協商和民主程序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社區規范或決定，讓低齡、健康的老人參與養老服務的日常運行，促進代際和諧，有助於形成全齡友好的社區環境。

4、我國發展互助性養老的實踐探索

光明智庫：近年來，各地探索出哪些好的經驗、新的模式？

彭希哲：經過多年來的探索與實踐，互助性養老服務涌現了不少模式做法、積累了很多鮮活經驗。老年互助睦鄰點、社區老年活動中心、居家老年照料的喘息服務等已經在許多地方運行，“幸福裡”互助社區、互助幸福院等已經成為比較成熟的互助性養老模式。浙江寧波通過激活鄉賢資源，引導微慈善和公益組織參與基層養老，逐漸建立起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和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公助、共助、互助和自助的“四助”養老模式。河北肥鄉通過改造閑置校舍建立農村互助幸福院，經多年探索形成“村級主辦、互助服務、群眾參與、政府支持”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始於上海的養老服務時間銀行試點，提倡參與者通過存儲志願服務時長換取未來同等時長的養老服務，服務內容涵蓋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諸多領域，成為各地廣泛推進的一種代際互助性養老模式。

杜鵬：結合調研，我主要介紹三種比較有特色的新經驗和新模式：

一是孝道浸潤、產業支撐的河北孫家寨村模式。河北邢台威縣孫家寨村以建設守望相助的“孝道村”為切入點，組建愛心志願服務隊為老年人義務提供送餐、送物、家務照料等養老服務，建設面向老年人免費開放的“空巢老人服務站”“老人洗澡堂”“孝道蔬菜園”等服務設施，打造“沒有圍牆的養老院”。同時，大力發展“以孝養孝”的孝道產業，積極開展生態種植及有機食品深加工，為開展互助性養老提供經濟支撐。

二是多方合力、眾籌推動的河南武陟縣模式。河南焦作武陟縣以建設慈善幸福院為切入點，積極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的協同參與，打造“政府扶持、慈善助力、鄉村補充、企業資助、以大帶小”的眾籌式互助性養老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支持慈善幸福院內低齡老年人服務高齡老年人，鼓勵社會力量開展義務為老服務，動員村民積極參與慈善幸福院事務，形成了多主體、多層次的互助性養老格局。

三是集中居住、結對互助的甘肅靖安鄉模式。甘肅張掖甘州區靖安鄉針對青壯年外流、老年人口居住分散等問題，以建設農村幸福大院為切入點，建設集居住、照料、娛樂、醫療於一體的綜合為老服務載體，並且根據老年群體的特長與需求，組織3至5名老年人組成“互幫小組”或“鄰裡對子”，形成了覆蓋全鄉的互助網絡，有效改善了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等條件下農村地區的養老困境。

5、如何構建多方協同的互助性養老支持體系

光明智庫：《意見》提出，到2035年，互助性養老服務組織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服務支持體系進一步健全。對此，應如何構建多方協同的互助性養老支持體系，實現互助性養老的長效發展？

彭希哲：老齡社會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僅依靠政府和市場力量是不夠的。應在政府主導下，通過制度化的分工與協同，形成政府、社會、市場、家庭和個人等多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閉環。在互助性養老運行過程中，政府要到位但不包攬，主要通過制定規章和標准清單、提供資源、培育人才、指導監督、兜底配套、平台建設等推動互助性養老健康發展。社會要積極參與主動作為，發掘豐富的社會力量和民間資源，發展和培育有效提供專業服務的社會組織或非營利機構，充分發揮基層和老年協會等村（居）民自治組織的獨特優勢，融合社會工作等專業化職業化工作模式，以提高志願服務的組織效能。市場主體充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積極提供資源和技術，銜接志願服務、微利公益性服務和商業化服務的運營產業鏈，並通過競爭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家庭仍然是養老服務的基礎，是情感依托和日常照護的主體，應在國家政策和社會支持下提升家庭照護能力，並對互助性養老發展提出要求、進行監督。老年人不僅是互助性養老的服務對象，也是志願活動的潛在資源，應通過積極參與力所能及的社區互助等志願活動，為互助性養老作出貢獻。

杜鵬：互助性養老的長效發展，始終離不開激活互助性養老參與主體的內驅力和能動性。為此，一要堅持黨建引領，強化組織動員。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探索更多樣的互助服務項目和持續運行機制，形成黨建引領下多方主體積極參與互助性養老的局面。二要重構互助文化，激活社會認同。要把弘揚孝親敬老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營造孝親敬老、守望相助的互助性社會文化氛圍，培育互助性養老參與者的榮譽感、責任感和歸屬感。三要加強社區支持，夯實信任基礎。互助性養老的長效運行離不開基層自治組織的支持，離不開社區鄰裡之間的互相幫扶。要積極構建互助性養老的社區支持性環境，採取措施、搭建平台“讓鄰裡之間熟絡起來”，讓互助性養老參與主體能夠更加放心地參與互助。四要加強風險規制，消除后顧之憂。一方面，加強規章制度建設，通過將互助性養老相關內容納入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途徑，明確互助性養老的服務清單，劃清各方主體的權責邊界，規范互助性養老服務供給。另一方面，鼓勵通過購買意外傷害保險、建立矛盾糾紛預防調解工作機制等途徑，避免出現“好心幫忙、意外受傷、自擔損失”的情況，消除互助性養老參與者的后顧之憂。

6、如何推動數智技術與互助性養老深度融合

光明智庫：數智時代，技術手段在互助性養老中能發揮哪些作用？如何推動技術與服務深度融合？

杜鵬：進入數智時代，技術手段已成為發展互助性養老的重要驅動力，可以發揮出多重賦能作用。比如，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數智技術手段有助於提升互助性養老服務的供給效率，精准化滿足老年人日益多樣化的養老需求。借助區塊鏈、人工智能等還可以搭建信息化、數智化的互助性養老服務平台，包括構建面向養老服務的管理平台和面向時間儲蓄的信用積分平台等多種類型。就老年人個體而言，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有助於方便他們主動了解互助性養老的價值貢獻、參與渠道等相關信息，助推其主動參與互助性養老活動。為此，應加快推動技術手段與互助模式深度融合，一方面，積極探索新技術新模式，夯實互助性養老的技術支撐，賦能互助性養老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立足互助性養老的現實環節和實際需求，針對性地解決互助性養老面臨的實際堵點、痛點、難點，避免可能出現的“技術懸浮”等問題。

朱薈：技術手段不僅賦予了互助性養老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也會重塑互助性養老的存在形態與運作邏輯。在政府與社區治理層面，數智技術可以實現供需精准匹配﹔在互助服務供給層面，數字平台能夠打破時空限制，把線下熟人互助延伸至線上全天候服務﹔在健康與安全守護層面，智能設備能夠聯動社區互助隊伍快速響應。此外，數智技術還能賦能日常交往，搭建老年線上社群、興趣圈層，拓展代際鄰裡互動渠道，豐富互助的精神內涵。

但是，數智技術也可能加劇養老不平等，高齡、低文化、農村老人容易因難以適應智能設備，被排斥在科技導向的互助服務之外。過度依賴技術也會弱化面對面的情感互助，消解傳統鄰裡守望的溫度。因此，數智賦能不能替代人文互助，而是需要走一條“有溫度的技術治理”之路。一方面，搭建統一的城鄉互助性養老智慧服務平台，整合需求摸排、志願管理、時間積分、應急救助等功能﹔另一方面，簡化智能終端操作，開發適老化界面、語音操控、一鍵服務等功能，把復雜技術轉化為老人易用的簡單服務﹔同時聯動社區網格員、志願者開展數字適老教學，幫助老年群體跨越數字門檻。隻有堅持技術適配老年群體特征、兼顧普惠公平與人文溫度，才能讓數智技術真正服務於互助性養老的根本。

7、如何保障互助性養老發展的可持續性

光明智庫：互助性養老在運行過程中，最突出的風險點是什麼？如何有效規避這些風險，實現互助性養老的可持續發展？

彭希哲：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的互助性養老體系已經初步成型。但需明確的是，互助性養老不可能取代醫院護理院、服務機構、基層社區的專業化標准化服務。因此，互助性養老的定位要非常明確，項目設計要因地制宜，組織運營要科學高效，資源配置要合理可行。特別要避免由於國家大力提倡就過於依賴政府主導和資源投入，而違背了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陷入形式主義和面子工程。

互助性養老是整體性養老服務體系中的一環，其服務內容和產品類型、消費模式和費用支付方式等都應當與居家、社區和機構養老體系以及醫康養護相結合，與銀發經濟的發展和銀發科技的創新使用相結合，更好滿足老年人多樣化養老服務需求，使得我國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更加系統協調、公平高效，同時成為建設全人口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志願服務是互助性養老的基礎，要不斷拓展志願服務的供給基礎，鼓勵更多的年輕人群和家庭參與互助性養老，提高互助性養老的可持續性﹔需要健全志願服務規范體系和激勵機制，明確參與過程的責任邊界和風險化解，並增強對志願者的培訓﹔借助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應用等技術手段，實現時間銀行的跨地域跨時期通兌及服務標准統一等。

朱薈：關於互助性養老的風險，學界與實務界多有討論：服務安全如何保障？權責邊界如何厘清？服務質量如何控制？這些都是重要議題，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保險購買、協議簽訂等手段予以規范。其中，我個人最為關注的，當屬可持續性風險。在人口流動的背景下，單純依靠行政發包或市場激勵難以維系互助網絡，需要通過制度保障和生態建設，引領互助性養老走向自我維持、自我發展的可持續路徑。

互助性養老的本質是一種“跨期互惠”，其核心障礙在於“今天我幫你，明天誰來幫我”的信任難題。可嘗試建立國家層面的“互助性養老信用賬戶”，將服務時間、服務質量、服務評價等統一記錄﹔同時，探索“時間銀行積分與養老服務津貼”的兌換試點，允許高積分者在達到特定年齡后兌換額外的養老津貼或服務時長，從而將道德激勵轉化為經濟激勵，將短期行為轉化為長期預期。

可持續性的終極保障，在於代際互助。應進一步在大中小學開設“互助性養老”社會實踐課程，讓年輕一代在探訪老人、記錄口述史、教授智能設備使用的過程中，既積累學分，又內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倫理美德。唯有當互助性養老從“政策要求”轉化為“自覺自願”，從“同代幫扶”轉化為“代際傳承”，其可持續性才能獲得最深厚的社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