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論壇每日推薦（5篇）

能動式人工智能與智能社會涌現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知識與行動研究中心教授 酈全民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向能動式人工智能演進，人類正在快速進入智能社會。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以人類智能體與人工智能體共生為標志。一方面，兩類智能體所實現的物理基質並不相同，人類智能體以碳基物質及生物生態系統為基礎，而人工智能體則以硅基物質及電子生態系統為基礎﹔另一方面，它們在信息層面上生產、交換和分享智能資源，並通過互動影響彼此的行為，推動全要素生產率躍升和文化演進，從而使人類社會發展躍上新台階。

人類智能體和人工智能體分屬兩個不同生態系統，決定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可穿透的一面。雖然人類智能體與人工智能體之間可以實現互動和角色替代，但這主要發生在信息層面。從本體論上說，人作為生命體離不開生物生態系統，認定其是否活著或具有生命，隻有相對於其所處的生態系統而言才有意義﹔而目前的人工智能體主要處於電子生態系統，故如果要問這樣的數字生命體（如“數字果蠅”）是否活著，也隻有相對於電子生態系統而言。由於構成生物生態系統和電子生態系統的物理基質並不相同，那些依賴生態系統的存在物的特性並不具有穿透性。因此，雖然人工智能體可以看作一種新的生命形式，但並不表明它們與地球上已存的自然生命體具有相同意義。基於這樣的理解，作為“小我”的人依然可保留自身特有的內在體驗，而這將是在未來更值得珍視和追求的。（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酈全民，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知識與行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心智哲學、認知與文化，主要著作有《虛擬認識論》（合著）《用計算的觀點看世界》《當代科學認知的結構》等。

人機數字融合進化：機遇、風險及應對

——上海大學智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王天恩

人工智能正由輔助性工具逐步嵌入知識生產、認知活動與社會運行的深層結構，推動人機關系由工具性協同走向深度融合，為人類進化提供全新機遇。以“數字腦區”形式存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可承擔大量重復性腦力勞動，使人類從繁雜事務中解放出來，催生更高層次的思維功能，專注於創造性活動。與此同時，從人機協同走向系統整合，能夠生成全新認知功能，解決傳統模式下難以應對的復雜問題。由於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被視為硅基“數字腦區”，人機數字融合進化的風險歸根結底源於“數字腦區”的不當使用，這種風險呈現相互關聯、層層遞進的演化結構，主要體現為“廢退失控”“智能寄生”“消長失衡”風險。

人機數字融合中的風險應對是一項具有高度系統性與整體性的工程。隻有在堅守人類整體認知功能健全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升“消長智慧”，才能真正推動人類進化層次實現整體性躍升。因此，相應的風險應對需構成相互銜接、有機統一的整體：以“整體觀照”防范人類認知能力弱化，以“智能健全”維護人的認知自主性與主體性，並以植根於技術洞察與人文關懷一體化的“消長智慧”，在更高層次引導人類進化方向。歸根結底，無論是風險識別還是治理實踐工作，都必須建立在對人機關系及其演化規律的科學認識基礎之上。隻有深入揭示人機數字融合的內在機制，才能提高風險治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王天恩，上海大學智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上海大學智能哲學與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信息、大數據哲學，主要著作有《大數據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信息文明與中國發展》《規定論導論》《哲學描述論引論》等。

智能社會中主體性危機與重構

——中國科學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 王華平

智能社會中的主體性危機，並不主要表現為機器獲得主體地位，而在於算法系統開始深度介入人類主體性的生成過程。主體性是人作為自主行動者，在經驗、反思、社會關系與歷史實踐中，不斷形成自身的存在方式。智能社會中的數據化、鏡像化和預測化，使主體被還原為可計算的數據結構，被困於算法反饋形成的自我回聲，越來越受到既有數據模型的預先塑形，從而持續侵蝕主體形成自身的基本條件。

應對這一危機，關鍵在於如何在智能技術深度嵌入社會生活的條件下，持續維護主體形成自身的能力。智能社會中的主體性重構，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一是應當恢復主體與世界之間的第一人稱關系。例如，為主體保留非算法化的經驗空間，在閱讀、藝術體驗、自然接觸以及各種身體實踐之中，主體所面對的不再是經過個性化篩選和預測機制加工后的信息環境，而是一個具有自身邏輯和節奏的世界。二是應當恢復主體對自身的反思能力。反思性的真正意義不在於不斷確認“我是誰”，而在於持續追問“我為何如此”“我是否應當如此”，以及“我還能成為誰”。三是應當恢復主體面向未來的生成能力。要防止預測結果直接轉化為決策結果，智能社會應當始終堅持預測輔助決策，而非替代決策的原則。四是應當恢復主體形成的社會基礎。需要重建公共討論空間，為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和協商創造條件，使公共領域重新成為主體形成公共意識和公共責任的重要場所。（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王華平，中國科學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哲學、認知科學哲學、知識論，主要著作有《心靈與世界——一種知覺哲學的考察》《意識的生成：基於可朽計算的視角》（論文）《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創造力嗎？》（論文）等。

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建設的節點突破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陳兵

步入數智化時代，數據已成為重要的競爭驅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建設開放共享安全的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加快完善數據流通交易規則和標准，優化數據交易機構布局”。在國內經濟轉型與國際數字競爭加劇的雙重背景下，建設開放共享安全的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數據主權、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的戰略選擇，也是一項關乎國家數字競爭力的系統工程。

當前，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建設面臨前提性基礎節點、過程性關鍵節點與系統性控制節點三個節點構成的三重挑戰：一是數據確權與流轉規則有待明晰﹔二是數據安全防護與權益分配仍需完善﹔三是跨域協同能力較弱與資源統籌機制尚不健全。對此，需採取清晰、務實且具有前瞻性的應對策略，通過革新物權觀念，依托數據產權結構性分置框架，完善確權授權，構建技術、管理與制度協同的全鏈路防護體系，激活經營主體潛能﹔以系統性創新構建跨域協同發展新范式，以“東數西算”等戰略為牽引，強化全國統籌、超前基建與全產業鏈培育，健全利益補償機制，以系統性治理推進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建設。（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8期）

作者簡介

陳兵，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法學、數據法學、經濟法學，主要著作有《人工智能發展的競爭法治保障》《平台經濟：規范與持續發展》《數字經濟與競爭法治》《新基建與數據治理法治化》等。

全球安全赤字和國際法治理的中國方案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特聘教授 沈偉

當前，全球安全赤字加劇，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矛盾和新問題頻現，突出體現為全球客觀安全威脅與日俱增和國家主觀安全需求持續擴張之間的供需矛盾。中國應充分發揮作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的作用，推動全球和區域的安全合作，搭建安全合作框架和國際法規則體系，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彌補現有國際法安全治理機制的不足。同時，在國際法治中，堅持全球安全倡議的理念，改變對抗式安全觀，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抑制不當安全需求、平衡安全供需。

一是豐富國際法的安全規則供給。一方面，積極推動安全共識的形成，防止風險擴大或現實化。另一方面，構建覆蓋面更廣、框架更完善、規則更有效的安全治理機制，在新領域先行先試規制創新，在國際法規則競爭和博弈中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版本”，以制度型開放、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安全議題。二是完善和拓展國際法的安全治理機制供給。始終堅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此基礎上完善安全領域的合作平台，使全球安全合作逐步從低敏感領域向高敏感領域遞進，並以和合文化為基礎，推動多元化國際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三是重塑和轉變國際法的安全理念基礎。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重塑國際法安全理論基礎貢獻中國方案，有效改善全球治理的安全供需失衡。（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5期）

作者簡介

沈偉，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特聘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法、金融法，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秩序是如何形成的：法律、市場和全球化》等。

（2026年7月7日推薦，閱讀全文可至人民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