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對“投資於人”的認識誤區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把‘投資於物’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起來”。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和202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作出了明確部署。“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投資於人”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已成為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舉措。

“十五五”開局之年，各地各部門正加速行動，將投資於人的理念轉化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和發展動能。但熱潮之下，也需要冷思考，特別是針對部分地方和領域的認識誤區與行動錯位，有必要及時消除雜音、校准方向。

投資於人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選擇

當前，一些地方將投資於人理解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需偏弱、投資不足的權宜之計。如果在經濟工作中把投資於人僅僅當作拉動GDP增長的手段，不考慮長期可持續發展，就容易犯“急躁症”，甚至出現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如，有的地方摘掉貧困縣帽子沒幾年，就著手建大型市民公園、城市展館，導致政府背上沉重負擔，項目也因資金接續不上而撂荒﹔還有的地方農村學校尚存在教學樓質量隱患、廁所設置不達標等基礎設施短板，卻花費巨資為縣城學校購買名貴樹木、建假山涼亭、安裝彩燈等。走出這些誤區，首先必須正確理解投資於人的理論邏輯和實踐要求。

投資於人的提出，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借鑒了西方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理論、內生增長理論，進一步推進了黨的理論創新。這一概念和理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經濟發展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強調從投資角度落實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將深刻重塑資源配置格局和經濟發展模式。

人既是發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目的﹔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投資於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中國實踐中的創造性發展，直接回應人民群眾對更好教育、更穩定工作、更可靠社會保障、更高水平醫療衛生服務等的期盼，把高質量發展與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有利於推動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形成良性循環。這一戰略選擇，可積當下之功，更能蓄未來之勢。

投資於人，不僅是為了推動經濟發展中量的增長，更是為了推動質的提升，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要求。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要用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而且要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進一步對高質量發展形成強勁推動力、支撐力。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科技創新為核心要素，以人才為第一資源，本質是先進生產力。投資於人，有利於提升全員知識水平、數字素養、專業技能，讓勞動者從傳統體力要素，轉變為高價值智力要素，為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撐。硬件、設備、資本可快速引進，但勞動者創新能力的培養、社會創新文化的形成具有長期性，投資於人必須持之以恆、久久為功。

投資於人，不僅能夠打開內需增長新空間，而且能夠打通國民經濟循環堵點。從需求側看，投資於人通過穩就業、增收入、強保障等舉措，推動形成“就業—收入—消費”的良性循環，直接提高當期總需求水平。從供給側看，投資於人通過提升勞動者技能和生產率，創造更高質量勞動力要素、技術要素新供給，為產業升級、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人力支撐，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韌性。以短期“快變量”對沖下行壓力，以長期“慢變量”重塑增長動力——盤活的不是某一個局部，而是經濟循環的全局。因此，投資於人，不僅是應對當前投資乏力、預期偏弱等現實挑戰的有效措施，而且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選擇。

放眼世界，投資於人也是適應百年變局中國際競爭的需要。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大國崛起的關鍵不在資源稟賦，而在人才質量和人力資本厚度。世界范圍內，凡是經濟強國，必然是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必然重視激發人的價值、厚植人才優勢。反觀長期陷入發展困境的國家，一個共同症結是未能形成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人力資本結構，進而影響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等，陷入惡性循環。當前，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正意氣風發走向現代化。個別西方國家不希望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增強，在今后幾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對中國的遏制打壓不會停止、隻會更加激烈。我國唯有在高科技領域實現自立自強，不斷提高基礎研究能力、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得新優勢，確保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程不被中斷。這要求我們把投資於人置於重要戰略地位，推動人才資源實現結構優化和能級躍升，培養大批高端人才特別是戰略科學家，為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國際競爭提供人才保障。

可見，投資於人不僅是短期內促投資、穩就業的舉措，更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戰略安排，是關乎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戰略選擇。各級領導干部不能簡單用短期的投入產出比來衡量投資於人的效益，要處理好顯績與潛績、當下與長遠、發展與民生的關系。隻有堅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戰略定力系統投入、持續推進，才能強化人力資本優勢，塑造新的發展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

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不是二元對立，而需統籌兼顧

當前，有部分地區將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簡單割裂，較為突出的是“重物輕人”傾向，熱衷於上項目、建園區、購設備，而不關注這些投資是否與人的發展和人的需求相匹配。這類現象並不鮮見。如，有的地方不充分考慮消費者實際需求，當地沒有多少古跡資源，卻斥巨資人為打造古城古鎮，結果淪為“空城”“鬼城”﹔有的地方花費數千萬元，將不具備打造A級景區基礎條件的小山村，包裝申報國家4A級旅游景區，最終爛尾撂荒﹔有的地方花重金購買先進設備，但忽視配套培訓與流程再造，陷入設備閑置、無人操作使用的困境。

人的發展與物的投入之間存在內在聯系，二者相互制約、相互轉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和生產資料相結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社會再生產不僅包括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也包括勞動力的再生產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物質生產資料是勞動得以創造價值的客觀條件，沒有設備、廠房、電力、交通等“物”的投入，勞動者的勞動無法落地，勞動力價值無從實現。但物本身不能創造價值，隻有勞動者運用生產資料，才能完成生產、創造新價值。生產資料的技術含量越高，對勞動者知識、技能、創新能力的要求就越高。隨著生產力進步，生產資料投資正加速向智能化、無人化方向轉變，而勞動越來越多地從體力勞動轉向腦力勞動、創新型勞動，這進一步要求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相互協調、更好結合。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道器合一”的思想，對今天處理好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關系很有啟發。如，器以載道、物以致用強調器物既是物質功能的載體，也是文化精神的象征，二者相輔相成﹔器以藏禮、禮以育人深刻揭示了中國傳統禮樂文化中物質載體、精神規范與教化功能三者之間辯証統一的關系。可見，物的投資，不僅為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條件，而且為人的精神、社會文明提供了實物載體。

投資於物無疑是很重要的，如果物的投入不足，人在生產中發揮作用以及人自身的發展都會缺乏物質條件，人文精神也會缺乏物質載體。但如果“重物輕人”，物的投入不是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必然導致資源配置失衡、投資缺乏效益、發展效能低下，造成經濟社會發展后勁不足。

“重物輕人”傾向的產生是粗放發展模式的慣性思維使然。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加強物質資本投資，大規模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設施投入和物質要素積累，有效擴大了生產供給、完善了產業體系，對推動經濟實現快速增長、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過去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和物質資源投入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必然要求發展動能從要素驅動、規模擴張轉向創新驅動、效率提升。把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相結合，正是針對新問題新挑戰的主動應對之策。一方面，要求改變“重物輕人”的狀況，將更多資金資源用於教育、民生、社保等領域，把“人口紅利”轉為“人才紅利”。另一方面，要求物的投資應當有利於人的發展。如，通過增加圖書館、科普館、體育館、社區活動中心、鄉村文化廣場等的建設投入，讓群眾無需付費或少付費就能提高自身文化素養和身體素質。強調投資於人的重要性，並非弱化或否定投資於物的價值，也不是搞脫離發展實際的高福利，而是要既見物更見人，注重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統籌兼顧和協調聯動，共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更好統籌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大有可為。如，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優化人居環境、完善便民休閑娛樂設施﹔促進人的能力提升，需要推動基礎科研平台和科技基礎設施智能升級﹔城市更新，需要貼近民生需求，在精細化、智能化、人性化上下更大功夫﹔等等。讓物的投入服務於人的發展，讓人的進步反哺物的升級，必將形成“1+1＞2”的強勁合力。

投資於人不等於高薪挖人，而應潛心育人

在具體謀劃推進投資於人時，有的地方或企業將其片面理解為高薪挖人，甚至發展為激烈的“搶人大戰”。如，開出天價薪酬或特殊待遇，引進戴著各類“帽子”的人才﹔忽視人才結構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追求人才流入的數據增長﹔更有甚者，個別經濟落后地區為引才聚才盲目跟風，承諾高額補貼，不惜透支地方財政。

高薪挖人雖能短時間內堆砌高端人才數量、博取亮眼數據，卻衍生出多重深層隱患和長期問題。一是形成擠出效應，不利於人才普遍成長。將大量公共財政資源傾斜於少數“戴帽子”群體，必然會擠壓基礎教育、科學研究等普惠性、長期性投資的預算，擠佔普通人才、基層從業者的資源，打擊本土人才、青年人才積極性，出現“外來高薪、本土冷落”“有錢搶人、無錢育人”的怪象。二是引發虹吸效應，加劇發展失衡。與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相比，經濟實力雄厚的地區能夠利用財政優勢吸引高端人才，這種虹吸效應會進一步拉大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三是可能出現引而不用，導致人才浪費。有的地方由於缺乏配套產業平台、科研條件或職業發展空間，導致耗費巨資引進的人才被閑置﹔或由於缺乏科學公正的績效考核與激勵機制，個別引進的人才享受高待遇卻低產出，這種反差與不公有可能影響整體積極性。

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復雜，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深思。一方面，“任期型政績觀”與人力資本投資的長期性存在矛盾。人才培養的回報周期往往較長，難以與地方官員的任期相匹配，常見的考核機制也傾向於採用易於量化、快速見效的指標。另一方面，人才評價的狹隘化與市場需求的多元化存在矛盾。許多政策仍固守“唯學歷、唯職稱、唯帽子”的慣性思維，將大量資源集中於少數標簽化的精英人才，卻忽視培養支撐實體經濟所需的應用型、技能型人才。

實際上，相較於高薪挖人，各地潛心育人，構建梯隊化的人才供給體系才是解決人才來源問題的更好出路。為此，應夯實基礎教育，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做強職業教育，針對產業升級對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大力推動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讓企業深度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推動高校和應用型本科院校緊密對接區域發展需求，優化學科專業結構，並鼓勵其與本地企業共建研發平台，促進科研成果就地轉化。

同時，還需建立以能力和貢獻為導向的評價機制，更加注重人才的實際能力、崗位貢獻和產業發展適配度，讓扎根一線的工程師、技藝精湛的工匠都能獲得應有的尊重與激勵﹔搭建開放共享的創新創業平台，為各類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提供低成本的眾創空間，完善融資、法律等服務，讓創意便捷地轉化為可行方案、得到資金支持﹔營造尊重人才、寬容失敗的社會文化，給予創新活動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形成有助於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

人才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慢功夫和“笨功夫”，必須堅持長期主義。地方和企業唯有從“拼補貼、搶人才”的短期焦慮中解脫出來，結合自身發展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長遠規劃，用好人才存量、培育人才增量，才能充分發揮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迸發創新活力。

投資於人不是政府“獨角戲”，而是社會“大合唱”

投資於人必須解決好“誰來投資”的問題。在實踐中，一些地方將其簡單等同於政府責任、民生支出，導致陷入“政府包攬、市場缺位、社會乏力、個人被動”的困局。

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期，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亟需大批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也要將更多資金資源投向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領域。對此，如果僅僅依靠政府“輸血”，不但會加大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而且因市場參與度不足，容易脫離實際需求，導致供需錯位造成資源浪費。這方面的問題，從作為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重要組成部分的職業教育上可見一斑。當前，我國技能人才總量超過2億人，但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長期保持在1.5以上，部分緊缺工種（如數控、模具、焊接等）甚至更高。解決職業教育發展不充分、專業調整慢一拍、社會地位不高等問題，迫切需要多方參與，增強職業教育的適應性。山東、浙江、江蘇、廣東等地探索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的經驗值得總結。如，山東通過深化產教融合，支持和推動有條件的技工院校聯合一批企業，在專業設置、職工培訓、多元化辦學等方面深化校企合作，有效提升了職業教育供給與社會需求的匹配度。實踐証明，推動職業教育提質增效，靠政府主導的單一投資模式難以解決問題，需要構建政府搭台、企業參與、院校協作、社會參與的多元投入機制。

簡單將投資於人視作政府“獨角戲”並不鮮見。長期以來，在民生領域，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往往由政府一肩挑，形成了對政府的路徑依賴。企業投資通常強調資金高效運作，追求利潤最大化，與人力資本投資的長期性存在矛盾。而一些社會組織又因參與渠道不暢等原因，也難以在投資於人中發揮作用。當前，政府“單打獨斗”的做法已無法適應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投資於人通過提升人的知識、技能、健康水平和社會適應性，將人力資源轉化為可持續增值的人力資本，涵蓋的領域也極為廣泛，貫穿全生命周期，包括生育養育、成長教育、社會保障、技能培訓、健康與養老等。這樣關乎千家萬戶、涉及千行百業的戰略之舉，僅靠政府一己之力，顯然不夠。

眾人拾柴火焰高，投資於人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參與。政府可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加強頂層設計、持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為多元主體參與創造良好環境﹔企業是創新主體，依托自身資源優勢，能夠在職業培訓、為高校提供實習崗位等方面發揮作用，助力勞動者技能提升與高質量就業﹔社會組織是聯系政府、企業和市場的重要紐帶，在提供公共服務、推動資源共享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彌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家庭和個人既是投資於人的受益者，也是參與者，在養育子女、保障生活起居、開展啟蒙教育、維系身心健康以及學習提升、職業規劃、自我增值等方面，能夠發揮獨特作用。因此，實現人力資本的持續增值與高效轉化，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家庭、個人唱好“大合唱”。

總的來看，對投資於人的認識誤區形形色色。研判誤區產生的原因，既讓某些錯誤政績觀“現了形”，反映出對投資於人理解不透、方法失當、路徑不明等問題，更凸顯出樹立系統思維、戰略思維、辯証思維的重要性。正本清源、糾偏定向，跳出淺層化、功利化、碎片化的認知局限，深刻把握投資於人的時代內涵與實踐要求，有力消除影響投資效能的“梗阻”“痛點”，才能推動我國教育優勢、科技優勢、人才優勢轉化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