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培育積蓄新勢能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並將其列為“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的重點舉措。這一重要部署，既是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增效的戰略選擇，也是順應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潮流、搶佔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必然要求，需進一步深化認識、明確方向。

重要意義與深刻內涵

當前，以大模型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持續突破並加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在此背景下，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著眼現實需要，對於推動我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國內發展看，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是破解發展瓶頸、激活增長潛能的關鍵抓手。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業提質增效以及推進農業現代化等方面還需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術與千行百業的深度融合，能夠推動生產流程優化、資源配置升級，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

從國際競爭看，人工智能已成為大國博弈的關鍵領域，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是搶佔全球科技競爭制高點的必然選擇。美國聚焦人工智能研發與安全，構建加速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國際博弈三方面的發展框架﹔歐盟依托“數字歐洲計劃”，通過資金扶持、技術突破、監管規范、協同聯動，逐步提升歐盟的數字能力與國際競爭力。我國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努力掌握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主動權。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正是落實相關要求的具體實踐。

從技術演進看，不同於傳統創新技術的局部應用，大模型、具身智能等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突破，推動智能終端和智能體深入生產生活各領域。這種技術變革不再是簡單的效率提升，而是對生產要素、生產方式的全方位革新。當技術條件成熟，打造與之適配的經濟新形態，成為順應技術發展規律的自然結果。

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就是構建以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力、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算力為基礎支撐、深度融合一二三產業的經濟新形態，其內涵體現為多維度的系統性變革。從生產要素層面看，實現從傳統要素主導到數據要素賦能的轉變。在智能經濟時代，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與勞動、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深度融合，讓傳統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從產業形態層面看，智能經濟新形態並非傳統產業的簡單智能化改造，而是培育形成依托智能技術發展的全新業態。例如，“產品+智能服務”模式推動制造業向服務型制造轉型，遠程運維、預測性維護等增值服務拓展了產業價值鏈﹔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技術催生了沉浸式消費等新型消費形態。

獨特優勢與鮮明特色

我國在長期發展中積累的制度、產業、數據等多重優勢，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提供了堅實支撐。

第一，強大的戰略統籌能力提供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這在推動智能經濟發展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從提出“人工智能+”行動，到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我國在宏觀層面形成了循序漸進、持續深化、全鏈條推進的戰略布局。在算力基礎設施建設上，依托統一的電網體系推進超大規模智算集群和算電協同工程建設。這種跨部門、跨領域的協同推進，是依賴市場自發調節的國家難以實現的。

第二，顯著的場景優勢構筑應用生態。在工業領域，新能源汽車的智能生產線、電子產品的智能質檢系統等場景，為工業大模型的訓練與迭代提供了豐富數據﹔在民生領域，醫療診療、養老托育等場景，能夠有效促進智能技術從實驗室走向規模化應用。相比之下，美國的智能技術多集中於高端制造領域，場景覆蓋面較窄﹔日本雖聚焦民生場景，但產業體系的完整性不足，難以形成技術復用與跨界融合的效應。我國的產業與場景優勢不僅能快速轉化技術成果，更有助於形成“創新—應用—迭代—優化”的良性循環。

第三，豐富的要素資源夯實發展根基。從某種意義上看，數據是智能經濟的“石油”。我國擁有全門類的工業體系，數據生產量佔全球比重超過四分之一，從原材料開採、中間品加工到終端產品制造的全要素、全過程、全環節有著豐富的數據資源，為大模型研發提供了充足“養料”。同時，我國已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最大擁有國，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科研人才隊伍。在開源生態建設上，我國正從使用者向引領者轉變，一批優質開源項目降低了中小企業的技術應用成本，這種人才與生態的雙重優勢，促使我國在智能技術研發上實現快速突破。

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智能經濟呈現出的技術壟斷導向等特征相比，我國的智能經濟新形態具有協同性、普惠性、開放性的鮮明特色。

一是協同性凸顯，“技術—產業—政策”高效聯動。與美國依賴科技巨頭技術外溢、歐盟側重標准制定的單一發展路徑不同，我國的智能經濟新形態構建了多主體協同的發展格局。在“鏈主引領+行業模型”機制下，能源、制造等領域的龍頭企業與人工智能領軍企業聯合開發垂直領域大模型，通過“模型即服務”模式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發展。從政策層面看，通過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應用政策，促進創新產品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形成政策支持技術研發、技術支撐產業升級、產業反哺技術創新的良性循環，這種協同效應顯著提升了我國智能經濟的創新效率與發展質量。

二是普惠性突出，兼顧效率提升與可及共享。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立場，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始終貫穿這一價值導向。在產業領域，通過算力普惠共享機制，讓中小企業像用電一樣便利地使用算力資源，降低智能化轉型門檻﹔在消費領域，推動人工智能手機、智能網聯汽車等產品通過以舊換新政策走進千家萬戶﹔在民生領域，智能診療、智能教育等服務向基層延伸，縮小城鄉、區域間的公共服務差距。

三是開放性鮮明，為全球智能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並非封閉發展，而是堅持在開放合作中提升競爭力。一方面，支持人工智能開源社區建設，推動模型、工具等創新資源全球共享﹔另一方面，依托“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專項合作計劃，推動智能解決方案在制造、物流等領域的跨國應用。這種開放不同於美國的技術封鎖策略，也區別於歐盟的區域保護傾向，它是通過構建全球協作的開源生態，既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成果，又向世界提供發展智能經濟的中國方案。

發展方向與實踐路徑

當前，我國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的主要矛盾在於快速迭代的智能技術與相對滯后的制度供給、碎片化的要素配置之間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制度創新不足、核心技術存在短板、生態協同不夠。需聚焦關鍵環節精准施策，推動智能經濟發展壯大。

首先，數據要素的合規高效流動是智能經濟運行的關鍵。當前數據確權難、共享難、交易難等問題，成為制約智能經濟發展的首要堵點。這一問題的本質是新型生產要素與傳統體制機制不適配，要通過制度創新構建數據要素流通的“高速公路”。一方面，建立分級分類的公共數據開放機制。在醫療、交通、環保等領域，推動公共數據向人工智能企業合規開放，採用多方安全計算、聯邦學習等技術，實現“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同時，探索基於數據價值貢獻的收益分配機制，鼓勵數據標注、數據合成等專業化服務發展，讓數據提供者、加工者、使用者共享價值。另一方面，加快完善數據產權與交易規則。建立適配智能經濟的產權認定體系，強化公共財政支持數字資源開放共享，打通數據從生產到應用的全鏈條堵點。

其次，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是智能經濟新形態的基礎。當前我國在高端芯片、高精度傳感器等領域仍存在瓶頸制約。需定期發布人工智能重大應用場景攻關清單，支持企業與高校院所組建創新聯合體開展合作。在技術研發中，既要鼓勵非對稱趕超，也要注重開源生態建設，支持優質開源項目發展，形成“自主創新+開源協作”的技術突破路徑。優化算力資源布局，完善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通過算電協同降低算力成本，讓中小企業能夠以低成本獲取算力。

再次，智能經濟新形態的打造，離不開“技術—產業—市場”的生態協同。在工業領域，推動“5G+工業互聯網”升級版建設，支持龍頭企業開放生產場景，帶動上下游企業智能化改造，在汽車制造、高端裝備等行業形成可復制的智能生產模式。在服務業領域，培育“硬件+服務”的新型商業模式，推動智能終端從單一設備升級為跨場景交互入口，激發體驗消費、個性消費等新需求。同時，建立人工智能應用中試平台，為技術提供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過渡場景，形成“技術研發—場景驗証—產業應用—迭代優化”的閉環，提升智能經濟競爭力。

此外，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數據安全、倫理規范等方面的新挑戰，若相關領域治理滯后，不僅會制約智能經濟發展，還可能引發社會風險。需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在發展智能經濟的同時，構建適配其特點的治理體系。建立涵蓋技術、產品、倫理的智能經濟標准體系，探索“沙盒監管”模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為創新留足空間。加強人工智能治理的國際合作，在數據跨境流動、倫理准則等方面提出中國方案，既防范技術濫用風險，又為我國智能產品、服務和標准走向世界創造有利條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