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幾點思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文明交流互鑒日益深化的今天，增強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已成為關乎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時代命題。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正是回應這一時代需求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既是一項深具理論創新與實踐價值的重大課題，又是凝聚共識、塑造國民品格的文化基石，也是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提升國家文化影響力的戰略舉措。如何科學提煉中華文明標識、系統確立其認定標准、整體構建其闡釋框架，是將這一重要部署轉化為具體實踐亟須回答的重要問題。

“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提出與發展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2018年8月，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要求，“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同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將“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列為一項重要任務，旨在深化中華文明研究，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展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實証中華文明延綿不斷、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發展脈絡。依托價值突出、內涵豐厚的珍貴文物，推介一批國家文化地標和精神標識，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並將其置於加強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健全文旅融合機制的整體布局之中，標志著這一理念已從文化認知層面深化為一項系統性的國家文化戰略工程。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再次強調“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

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指引下，學術界圍繞中華文明標識的內涵展開了深入探討。學者們認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是中國人宇宙觀、社會觀、道德觀的生動體現。該體系通過一系列具有標識性的文化符號、歷史遺跡以及傳統習俗等，來實証和展示中華文明延綿不斷、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發展脈絡，闡釋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彰顯中華文明的特質與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在具體標識內容的探討中，有的選取華表喻德、陶寺陶楔祖宗塔作為天下大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象征塔﹔有的認為青銅器與青銅文化可作為重要的精神標識﹔有的將黃帝陵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有的強調昆侖作為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的重要意義，等等。在體系構建路徑上，學者們提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居中而治的政治觀、崇文尚德的文明觀等鑄成中國文化的精神標識，需關注標識的權威性、統領性、不可替代性、公共識別性、普遍認可性、易於理解性﹔認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需要內在與外在兩個方面的相互協同，可從精神理念、行為方式與物質符號等層面進行解析，也可從政治文明標識、社會文明標識、生態文明標識等維度觀察，並將其概括為物質文化標識的篩選、非物質文化標識的挑選、精神文化標識的遴選等。

學者們普遍認識到，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並非簡單的符號匯編，而是關乎文明特質闡釋、民族精神凝聚與文化話語構建的深層實踐。如何建立一套邏輯嚴密、層次清晰、兼具學理支撐與實踐導向的標識體系框架，推動中華文明標識從理論闡釋走向系統構建與有效傳播，是學術界應當持續著力的重要課題。

“中華文明標識”的提煉標准

確立一個兼具全面性、立體性與發展性的動態認知框架和標識標准，是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目標。該體系不僅需要涵括多維文明成果，更應深刻體現中華文明所蘊含的五個突出特性，從而在整體上形成一個能夠貫通歷史、觀照現實、面向未來的有機整體。標識的甄選與認定需同時遵循共同標准與專業標准。

共同標准是指為確保標識體系的權威性、代表性與有效性，在甄選與評估過程中應當共同依據一套多層次、多維度的核心准則。這主要涵蓋五個方面：第一，民族精神的體現度，即標識是否凝練並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歷史記憶與集體認同，是精神共同體的象征性載體。第二，文化內涵的代表度，即標識在不同文明維度上是否具備突出的代表性，能否集中體現中華文化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與制度創造等層面所蘊含的首創性、獨特性、延續性與兼容性。第三，歷史進程的推動度，即標識在中華文明演進的關鍵階段是否發揮了顯著的塑造或轉折作用，其影響是否具有持久而廣泛的歷史作用。第四，國內民眾的知曉度，即標識在當前社會語境下的普及范圍、認同強度與情感聯結深度，反映其扎根社會、凝聚共識的內生能力。第五，國際社會的認知度，即標識作為中華文明代表符號，在世界范圍內被識別、理解與接納的程度，具體衡量其跨文化闡釋能力、促進文明對話的效用以及對於塑造國家正面形象、增強文化軟實力的貢獻。這五個共同標准構成了一個從價值內核、文化深度、歷史作用、民族認同到傳播廣度相互關聯的綜合性評估框架，為中華文明標識的篩選、闡釋與傳播提供系統性依據。

專業標准是指在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過程中，為具體領域的標識對象所制定的專用型、精細化遴選尺度。它是在遵循五個共同標准的前提下，針對某一具體類別標識的獨特屬性與評價維度所設立的補充性與具體化標准。其核心功能在於依據該類標識的專業特性、存續形態、傳播機制或保護狀況，設定更具操作性與區分度的細化指標，以確保最終選出的標識在該類別內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典型性與權威性。例如，在遴選文學藝術標識中的文學作品標識時，還要考量其是否被收錄於權威教材或教科書、是否擁有跨時代的讀者接受度與研究積累等﹔在遴選自然地理標識時，還應考慮其是否被列入世界遺產或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是否涵蓋國土的完整性與地域特色等因素。

共同標准與專業標准構成了一個通用與專用相結合的層級化標准體系。前者確保標識的普遍文明價值，后者則保障其類別內的專業深度與典型意義，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搭建一個既體現整體文明特質、又尊重各類別內在邏輯的標識體系。

“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構建原則與分類標准

文明形態具有相互滲透、互為表裡的特點，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時，應當突破物質與非物質的簡單二元框架，以更契合文明本身表現維度與承載方式的多維視角進行整體把握。框架構建應遵循三個基本原則：其一，全面性，即力求體系在橫向維度上的包容性，盡可能全面吸納所有符合共同標准與專業標准的文明成果，避免因分類疏漏而導致重要標識缺失。其二，明晰性，要求體系在縱向層級上邏輯清晰，大類之間界限分明、互不重疊，子類劃分依據統一，且各類命名精准、凝練，避免產生歧義或出現模糊地帶。其三，發展性，指體系本身應保持結構上的彈性與內容上的可擴展性，既能包容現有研究成果，也為未來新的考古發現、學術認識及文明形態的演進預留增補與調適的空間，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學術生命力的動態框架。

依據上述思路，我們認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可劃分為八個類別。第一，精神標識，集中蘊含於中華文明特有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人生觀、發展觀、中華傳統思想及近現代以來在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核心價值與理想信念之中，例如“中”的思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為邦本、厚德載物、格物致知、與時俱進、長征精神、雷鋒精神等。第二，制度標識，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面，例如禮樂制度、郡縣制等。第三，歷史遺存（包括遺跡和遺物及紀念物）標識，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古代都城、遺址、陵墓、古代建筑物與紀念物、近現代建筑物與紀念物等。例如，古代都城包括鄭州商城、安陽殷墟、漢長安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隋唐洛陽城、北京元大都等，遺址包括元謀人遺址、河姆渡遺址、良渚遺址、龍門石窟等，陵墓如黃帝陵、秦始皇陵等，古代建筑物與紀念物包括長城、北京明清故宮等，近現代建筑物與紀念物包括澳門大三巴牌坊、天安門、鳥巢國家體育場等。第四，自然地理標識，包括被賦予地理根基、人文載體、精神聖地、地貌符號等重要象征意義的自然地理實體。黃河、長江、淮河、秦嶺山脈、五岳等共同構筑中華文明的地理根基和空間秩序，黃山、桂林山水、西湖等承載著人文之韻，丹霞、南方喀斯特、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塔克拉瑪干沙漠等代表著中國典型的地貌符號。第五，文學藝術標識，涵蓋文學作品、書法、繪畫、音樂、舞蹈、戲曲、武術、影視作品等門類中的典范作品與代表性形式。人們耳熟能詳的唐詩、宋詞、元曲，以及《詩經》《紅樓夢》等文學作品塑造了一代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漢字及其書體演變，例如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書寫出中華文明的風骨﹔《清明上河圖》《千裡江山圖》將中華文明的市井溫度與山河氣度定格於畫卷之上﹔廟堂的編鐘、文人的古琴與民間的二胡，共同鳴奏出中華文化獨特的韻律與精神﹔《霓裳羽衣舞》《紅色娘子軍》代表著中國舞蹈的美學與精神﹔經典戲曲如昆曲、京劇等彰顯了語言的藝術與深厚的文化積澱﹔太極拳與八段錦將武術的勁健體勢與傳統養生哲學相融合，體現出中國人對力量與生命的獨特理解。第六，科學技術標識，包括數學、天文歷法、農學、醫學、工藝技術與重大工程成就，以及具有世界影響的發明創造等。例如，在數學方面，算盤體現了古代中國的計算智慧﹔天文歷法上，干支紀法、二十四節氣、中國農歷等不僅指導農耕生產，更承載了“天人相應”的宇宙觀﹔農學領域，水稻、黍、粟等作物的培育，奠定了東亞農業文明的根基﹔醫學傳統中，針灸、中醫藥體系等展現了整體辯証、調和陰陽的生命哲學﹔工藝技術方面，生鐵冶煉、陶瓷燒制等標志著技術工藝的高度成就﹔重大工程成就方面，都江堰、京杭大運河等水利工程是順應自然、系統治理的工程典范，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四大發明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革命性影響。第七，民俗標識，包括服飾、飲食、民居、交通工具、重要的傳統節日和神話傳說等。在衣食住行方面，三大名錦、六大茶類、蒸餾酒等是其中典范﹔春節、端午、中秋、清明、重陽等傳統節日，以其周而復始的儀式實踐，系統性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時間哲學與倫理情感。第八，生物標識，包括在傳統文化中被賦予人格象征與文化寓意的典型動物和植物。動物包括有生命實體的熊貓、鶴、龜等，以及具有象征意義的龍和鳳等﹔植物例如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等。八個類別組成的分類體系覆蓋中華文明的主要表現領域，同時注重各類別之間邏輯層次的區分與邊界確定。這種結構化的分類方式，為每一個具體標識的定位、闡釋及其與其他標識的關聯性研究，提供了理論與實踐兼備的框架基礎。

在明確理論源流與廓清學術觀點的基礎上，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價值進一步彰顯。該體系不僅是對中華文明成果的系統梳理與闡釋，更從文明根脈的梳理入手，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是文化領域立足中國、解讀中國的有益探索，是在新時代承續文明根脈、凝聚集體認同、參與全球對話的關鍵性文化實踐。通過共同標准與專業標准相結合的認定維度，以及覆蓋多維文明成果的分類框架，將“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轉化為可操作、可落地的學術方案與認知體系。這不僅能夠為深刻理解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增強文化自信與民族認同提供學理支撐，也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搭建起堅實橋梁。

（作者：王巍 陳時羽，分別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