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更好推進兒童友好建設

【圓桌對話】

編者按

少年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更是確保民族復興偉業后繼有人的根本。“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兒童優先發展”“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營造關心關愛下一代的社會環境”。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聯合印發《關於在全社會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的意見》，就全面開展兒童友好建設作出系統部署。兒童健康成長既是家庭關注的焦點，也是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支撐。進一步推進兒童友好建設，在微觀和宏觀層面均具有重要意義。第7期光明智庫民生論壇邀請相關專家，共同探討這一話題。

與談人

黃曉燕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兒童社會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

彭瑾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兒童社會工作專委會理事

萬國威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民政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主持人

記者 陳恆 陳之殷

1.現代社會中兒童問題為何更為凸顯

光明智庫：近年來，公共話題中經常出現“熊孩子”的熱點，讓人們陷入是“熊孩子”增多還是社會容忍度降低的討論。現代社會（尤其是城市）規則的精細化、環境的復雜化、效率的極致化，使得兒童問題更加突出了嗎？

彭瑾：這個現象不宜做簡單的二元歸因。從社會化視角看，“熊孩子”爭議的本質是多重社會變量同時變動所引發的適應性困境：當未完成社會化的兒童、變動中的公共空間規范以及未能及時跟進的養育者教養模式三者疊加時，“不適應”便成為大概率事件，而網絡輿情只是對這種不適應狀態的焦點式呈現。一方面，兒童正處在社會化的重要階段，行為更多受本能和即時情緒驅使。可以說，“熊”是兒童社會化前期的正常表現。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加速和權利意識強化，公共空間規范發生了結構性位移：對“安靜、有序、效率”的要求越來越高，對“個體權利不受侵犯”的邊界感越來越強，與此同時，家長自身對新規范缺乏敏感度，或缺乏有效傳遞給孩子的方法。於是，一個處於“自然狀態”的兒童，進入規則日益精細化的現代公共空間，“不適應”幾乎成為必然。相關話題則將這些零星摩擦集中呈現，並賦予這些兒童“熊孩子”這一標簽，使得他們成了社會焦慮的投射對象。理解這一點，我們或能從相互指責轉向理性思考，進而更具針對性地推進兒童友好建設，讓兒童的社會化過程更加平順，這才是治本之策。

黃曉燕：現代社會的諸多變化的確給兒童成長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現代社會尤其是城市講究高效率、有秩序、風險可控，因此會制定各類精細的規則，例如商場不能跑跳、室內禁止玩球、走廊不要追逐，很多的公共空間中都充斥著“禁止”。過去的兒童都是自己找玩伴、一起去探索，有矛盾了自己處理，但是今天的孩子已從自然成長轉向被管理成長，他們的自主空間在不斷縮小。但兒童成長本身又需要不斷試錯、自由探索，其成長邏輯與現代社會運行邏輯之間難免存在沖突和張力。更值得關注的是，今天的兒童比過去更早地進入了一個高度復雜的信息世界，也更早地接觸了互聯網、流量文化。面對信息過載，他們的情感發展和社會技能發展的空間被不斷擠壓。

隨著上述社會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兒童問題也呈現出明顯的變化，以往兒童問題可能更多地體現為生存風險，而現在越來越多地呈現為發展風險和關系風險：兒童並不是被忽視了，而是被高度安排和高度管理了﹔由於復雜環境的變化，兒童們的時間空間、情感空間、社會空間和自主空間都在被壓縮﹔對於效率的重視，使得兒童被置於競爭與績效的邏輯之中，他們的成長被過早地賦予了明確的目標和功能，削弱了他們成長的豐富性、開放性和無限可能性。

2.兒童友好包含哪些方面的“友好”

光明智庫：當前不少地方都在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兒童友好是一種城市建設理念，還是一種社會治理理念？應該從哪幾個維度來理解兒童友好？

萬國威：按照《關於在全社會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的意見》，兒童友好實際上涉及社會政策、公共服務、權利保障、成長空間、發展環境等多個維度，是一套系統集成推動兒童友好建設的政策措施。其中，社會政策的友好性是指政策的擬定要充分彰顯兒童視角，凸顯兒童在地方制定政策法規、編制規劃計劃、配置公共資源中的重要地位，將符合條件的兒童友好項目優先納入政府民生實事清單。公共服務的友好性是指公共服務供給與遞送要充分保障兒童優先原則，尤其是在托育、學前教育、免疫保健等關鍵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要普遍地、優先地、充分地提供服務。權利保障的友好性是指在基本權利維度要做好底線保障並筑牢保護防線，通過家庭監護指導、罪錯行為矯正等手段剛柔並濟地做好兒童成長的安全保障。成長空間的友好性是指公共設施要適應兒童需要，在公共空間建設中積極推動適兒化改造。發展環境的友好性是指兒童發展的社會環境要正向積極，以加強兒童友好政策宣傳引導為抓手來傳播兒童友好理念。如上五個方面，構成了兒童友好的基本維度，也是檢視各地兒童友好建設情況的核心指針。

黃曉燕：兒童友好很容易被理解為城市建設理念，現代城市是以成年人效率為中心進行設計的，例如講究通勤效率、商業效率、風險控制和空間秩序，這和兒童其實並不適配，因為兒童不按直線行動，他們愛停留、愛探索，有游戲需求，因此兒童友好很自然地首先表現為空間的調整，例如設置兒童公園、母嬰室、安全步道和社區活動空間。

空間層面體現出來的兒童友好很容易被看見、被識別，但兒童友好建設不能隻停留在增加兒童設施層面，而是要重新調整城市運行和社會治理中的價值排序，其實質是從建設理念向社會治理理念轉變，從原本的效率邏輯轉變為發展邏輯。如果遵循城市建設理念，則會強調效率、競爭和可控等維度，那即使修建了很多兒童設施，也只是通過空間、標識和項目實現形式友好。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考慮，就需要從兒童的視角重新理解城市和社會，實現從物理空間的友好轉向關系的友好，尊重兒童的發展規律，允許慢節奏、重視情感關系，容納不同兒童之間的差異，願意傾聽兒童、給兒童表達空間，讓他們積極參與，這其實是一種全新的社會治理哲學的體現。

兒童友好理念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城市究竟是為了方便管理，還是為了人更好地成長與生活。當我們把人的發展、相互之間的關系、成長的感受重新放回城市建設的中心，就實現了治理理念的深層變化。

3.我國兒童友好建設的實踐與創新

光明智庫：能否介紹一下各地在兒童友好建設方面的經驗探索、創新實踐？

萬國威：社會政策方面，國務院2026年5月印發的《關於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要加強隨遷子女的教育保障與基本公共服務，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民政部、財政部等相關職能部門，以及上海、江蘇、浙江、四川等地方近年來不斷在政策擬定上體現社會政策的友好性，為兒童友好創造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公共服務方面，江西的“服務指引標准”、浙江溫嶺的“整合型樞紐體”、安徽蕪湖灣沚的“個案會商工作法”等都比較好地通過強化資源協同、明確清單標准來建設“縣域—街鎮—村居”三級服務遞送體系。權利保障方面，安徽蚌埠的“疊加監護”、浙江寧海的“駐站社工”等都對困境兒童進行了強有力的監護保障。在成長空間和發展環境方面，四川眉山的“融眉驛站”、江蘇張家港的“訂單式公益慈善”等富有特色。這些地方實踐與探索，有助於我國在推動兒童友好建設方面提煉出一批系統性強、整合性好、顯示度高、推廣性佳的寶貴創新經驗。

黃曉燕：從目前各地的探索來看，兒童友好建設開始形成幾種不同的方向和路徑：有的強調空間建設﹔有的注重服務體系，強調各領域的協同﹔還有的關注兒童參與和治理。其中，深圳是較早系統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的城市，於2022年發布了全國首個地方標准《兒童友好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指南》，特點是以空間小切口推動綜合服務，從醫療、教育、出行、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參與等方面整體地體現兒童友好﹔同時強調兒童參與，深港澳兒童議事會、兒童觀察團、童策落地等方式真正讓兒童參與和自身事務相關的治理過程。上海於2026年3月發布了《上海市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三年行動方案（2026-2028年）》，強調用兒童視角重新理解城市、不局限於單個項目而是全域推進，涉及規劃、街區、社區、學校、公共服務和治理機制之間的協同。長沙強調兒童日常生活場景，很關注兒童的社區游戲空間、學校周邊步行系統、兒童的活動路線以及孩子們日常可達的空間，保障兒童的日常生活權利。成都在兒童友好建設方面的探索很有生活感，打造了很多社區微空間、街角改造、社區互動和兒童自然體驗項目，恢復街道、社區、自然接觸這些場景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兒童生活越來越室內化、課程化和封閉化所帶來的問題。蘇州一些社區開始嘗試“小小規劃師”，吸納兒童參與社區設計。這幾個地方的實踐都在努力保障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的權利，讓他們更好融入公共生活。

彭瑾：通過在陝西的調研，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探索更符合中國文化環境的兒童參與實踐路徑：首先，由專業社會工作者深入社區，通過游戲、興趣小組等方式與兒童建立信任關系，召集兒童形成穩定的議事小組﹔然后，圍繞具體議題（如社區微空間改造、兒童活動設施配置等）引導兒童開展充分討論，形成兒童視角的決議建議﹔最后，由社會工作者或兒童代表將這些建議帶入社區正式的議事平台，與居委會、物業、家長代表等成人主體進行對話協商。這一方法既保障了兒童在安全、友好的環境中自主發聲，又借助專業力量為兒童意見“架橋鋪路”，使其能夠進入成人的決策視野。二是有意識地將兒童友好理念拓展至更廣泛的服務領域——在家庭服務項目、女童發展項目、社區營造項目等常規工作中，均嵌入兒童友好視角的培訓和操作指引。這種“全項目融入”的做法，有效避免了兒童友好建設“孤島化”的風險，使兒童視角成為各類社會服務的標配而非點綴。

4.進一步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的突破口

光明智庫：針對兒童友好建設的薄弱環節，未來應從哪些關鍵突破口繼續發力？

黃曉燕：未來兒童友好建設最關鍵的突破口在於關系支持體系建設，即為兒童建立穩定、持續、可回應的社會支持關系。一是從空間友好轉向關系友好。過去兒童友好建設更多強調物理空間，但影響兒童成長的不只是空間，未來應更加關注兒童是否得到了足夠的理解、陪伴、尊重和回應。二是從成人視角轉向兒童視角。當前很多的兒童友好建設仍然帶有成人替兒童做決定的痕跡，兒童友好本質上是看待兒童方式的改變，真正把兒童視為有主體性的社會成員。三是從項目建設轉向日常生活支持。兒童友好建設要跳出示范化、工程化和項目化的模式，融入放學后的陪伴、社區中的游戲、家庭裡的互動以及同伴之間的交流，讓兒童友好在點滴生活中實現。實現這些轉變，需要把重心下沉到基層。是否具有健全的基層兒童支持網絡和強大的基層兒童友好力量，決定著兒童友好能否真正落地。

萬國威：兒童友好建設的關鍵突破口，就蘊藏於各地在兒童友好建設方面的短板之中。比如，公共空間的適兒化、適老化改造未能協同建設，可能會造成資源浪費﹔基層公共服務的樞紐作用尚需激發，專業水准有待提升﹔城鄉間、區域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明顯，可能進一步拉大不同地區兒童的發展差距﹔專業人才匱乏、穩定性差及分布失衡，等等。針對這些問題，一是在社會政策中更加強調兒童友好性，尤其是要在政策創制過程中增進在地基本公共服務的普惠性與均等性，注重資金類保障形式與情感慰藉、社會融入等服務類保障形式的融合，在公共服務的遞送上進一步打通“最后一公裡”。二是公共空間的建設要著力夯實農村基礎設施的短板，考慮適老化改造與適兒化改造的統合銜接，高度重視機構內服務空間的開放，並利用社區空間就近開展兒童基礎設施的完善。三是在發展環境上要重視輿論引導，共同維護好兒童友好、家庭友好的社會輿論空間。

彭瑾：近年來，隨著國家層面的大力推動，兒童友好建設在政策框架、空間改造、服務覆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然而，制度、空間、服務最終還是通過“人”來落地，目前的關鍵環節是加強兒童友好各相關主體的能力建設。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提升政策執行者與服務輸送者的關鍵能力。這些能力包括三個方面：尊重兒童的意識（將兒童視為權利主體而非被動接受者）、傾聽兒童的能力（掌握與不同年齡段兒童溝通的方法）、兒童權利的知識儲備（了解兒童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相關法律政策）。建議將“兒童友好能力”納入相關崗位的職業培訓和考核體系，將其轉化為有效的決策依據和執行效力。二是加強家長的能力建設。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第一課堂，更是兒童友好建設的第一落點。當前，許多家長對兒童發展規律的認識不足，不了解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對孩子表現出的“正常行為”（如幼兒的情緒爆發、探索性的破壞）缺乏科學認知，容易產生過度焦慮或不當干預。在快節奏的生活壓力下，許多家長缺乏與孩子深度溝通的時間和方法，傾向於用命令、說教或物質獎勵代替平等的對話和理解。未來，應當將“人的能力建設”置於與制度完善、空間改造同等重要的位置，通過系統培訓、資源支持和評估督導，讓每一位與兒童打交道的人，都能真正成為兒童友好的踐行者。

5.數字空間適兒化中的機遇與風險應對

光明智庫：數字技術能夠為兒童友好建設提供哪些新的機遇？需要規避哪些風險？

黃曉燕：數字時代，我們確實需要重新看待兒童友好。今天兒童的成長環境不僅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和同伴，與之相伴的還有短視頻、游戲平台、在線學習、社交平台和數字消費等。這些不只是方便生活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著兒童的價值觀、社交方式、時間分配和自我認同，因此兒童友好建設必須關注數字空間的兒童友好。

一方面，數字技術給兒童友好帶來了新的可能性。首先，技術能夠提高兒童服務的可及性。尤其對於農村留守兒童、流動兒童以及一些特殊兒童，數字技術有助於更早識別風險，更快聯動資源，更及時介入。在心理服務、兒童保護、家校溝通和偏遠地區資源獲取等方面，數字平台可以提升服務的可及性。其次，技術可以增加兒童的表達和參與機會。通過兒童議事平台、數字社區參與、兒童意見反饋系統等渠道，改變兒童以往在公共治理中的沉默狀態，讓兒童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身的體驗。再次，技術也可以讓城市更好理解兒童，關注兒童的真實經驗。比如，通過數據的收集，可以更好地觀察到兒童的活動路線，如哪些空間兒童停留少，哪些社區缺少互動，哪些是高風險區域，從而可以優化兒童的生活環境。

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數字技術可能產生的風險。第一，我們需要辨別數字技術到底是在支持兒童成長，還是有可能進一步將兒童成長技術化。現在涌現的針對兒童的成長數據化、行為可視化、情緒監測和注意力分析等技術導致兒童被持續記錄、分析和優化，這依然沒有擺脫效率邏輯和管理成長的痕跡，沒有契合兒童自然成長的需求。第二，我們要警惕算法替代關系。智能教育技術、AI互動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日常家庭功能上的不足，但兒童友好的核心始終是真實世界中的關系，而不是技術本身。第三，要對數字空間中的兒童風險有敏感度。例如，兒童的注意力被平台爭奪，兒童情緒被流量放大，網絡暴力、外貌焦慮、隱私泄露等問題凸顯。這些都需要盡快出台具有針對性、實操力的對策，為兒童提供更好的保護屏障。

萬國威：數智技術的普及化一定程度上會縮小兒童間的信息差，促使農村兒童在部分領域的能力顯著提升，尤其是生成式AI、VR技術對於兒童想象力、智力開發的作用較大。對患有孤獨症等特殊的、需要長期康復訓練的兒童而言，人工智能體或基於此的陪伴機器人可能會增加康復效果並做好持久的專業治療。對特定困難家庭，尤其是弱監護家庭的監測識別能力有望通過AI技術提升，打通“預防—早期介入—響應”的連續系統。數智技術可以增加就業的靈活性，間接使部分家庭具有更加充分的碎片化時間兼顧工作與育兒。

但是，數智技術同樣會帶來風險：一是兒童關鍵隱私信息的泄露風險。二是人工智能思維培養成本的增加以及數字鴻溝可能會放大困境、貧困家庭兒童在教育公平上的弱勢。三是信息繭房可能會導致兒童陷入精神空虛或固化觀念。四是線上線下結合的兒童侵害案件有可能會增加。五是與人工智能產品的互動可能會降低兒童與真實世界的互動能力。六是深度偽造技術可能會使得兒童難以辨識真實的社會規則。針對這些風險，要結合監管、平台、家校、社會等多方落實綜合防控舉措。比如：落實平台最小信息採集原則，開通兒童隱私防護專區﹔依托普惠教育資源，開放優質線上課程，縮小數字鴻溝﹔在內容治理上，整改平台算法，推行多元內容推送，豐富兒童精神世界﹔建立線上預警、線下聯動執法機制，嚴打線上侵害兒童行為﹔設置兒童數字產品使用時長限制，引導孩子參與線下互動，守護其現實交往能力。同時，部署深度偽造識別技術，嚴控AI造假工具使用，開設數字辨偽與規則教育課程，幫助兒童辨別網絡虛假信息，樹立正確社會規則與是非觀念。

6.兒童友好建設的“1米視角”與“成長視角”

光明智庫：兒童友好涉及多部門、多主體、多環節，如何既能形成整體合力，又能貼合兒童個體需求？

黃曉燕：兒童成長本身是整體性的，這就要堅持“成長視角”，關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全流程需求。一個孩子的問題可能同時涉及教育壓力、家庭照顧、社區空間、網絡環境和社會參與，還需要教育、民政、衛生健康、住建、網信等各部門的治理協同。但是，在服務兒童方面，各部門的目標並不一致。教育部門會強調成績、安全、秩序與升學，衛健部門會強調風險預防和健康，住建部門會注重規范和空間管理，社區強調基層穩定，民政關注困境兒童的保障，不同部門雖然都在為兒童服務，卻是各管一段、無法實現完整連續服務。

破解這一問題，需要從部門功能邏輯轉向兒童成長邏輯，完成幾個方面的轉變。首先，從部門本位轉向兒童本位。要真正評估兒童的真實需求，圍繞兒童成長形成教育、心理、家庭和社區之間的連續支持。其次，從部門和項目之間的協同轉向生活場景協同。兒童的問題不是按部門發生的，通常會發生在學校裡、社區中、家庭環境、網絡空間以及同伴互動間，因此部門協同不能落在會議、文件中，而是要圍繞兒童真實生活場景中的需求和困難來進行。最后，建立真正的基層兒童支持網絡。兒童友好建設不能只是建立管理部門間的協同機制，更重要的是在基層形成學校、社區、家庭、社會工作者、醫療和志願者之間的支持網絡。

彭瑾：“十五五”規劃綱要在強調切實保障兒童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的同時，還強調了參與權。但在當前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兒童的聲音幾乎是缺席的。這並非因為孩子們無話可說，而是因為我們缺乏傾聽他們的制度通道、能力准備和社會共識。讓兒童友好建設貼近兒童真實需求，關鍵在於系統提升各相關主體將“兒童視角”操作化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涉及兒童的政策時，能夠主動評估政策對不同年齡段、不同處境兒童的影響，建立“兒童影響評價”機制。教師、社工、醫生、窗口服務人員等服務輸送者需要掌握與兒童建立關系、識別兒童需求、保護兒童隱私的專業技能。城市規劃師、建筑師、景觀設計師等空間規劃者需要理解兒童的行為特點和空間偏好，能夠將“1米視角”轉化為具體的設計語言。家庭照料者需要學習兒童發展規律，掌握傾聽、溝通、引導的方法，能夠將公共空間的規范要求轉化為孩子能夠理解的家庭教育內容。唯有如此，才能使兒童友好建設貼合兒童真實需求，形成整體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