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

文化遺產是民族歷史文脈的鮮活載體，是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精神橋梁，更是中華文明賡續不絕的寶貴財富。在現代化進程加速推進的今天，如何實現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已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秉持敬畏歷史、熱愛文化之心，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預原則，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為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指明了前進方向、確立了實踐遵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是以系統觀念為指引，統籌保護對象、保護方式與治理體系，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實現從碎片化管理向協同治理的根本轉變。梳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歷程，總體呈現理念不斷迭代、路徑持續優化的演進脈絡，彰顯了立足國情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

從文物保護來看，實現從搶救性保護向系統性保護轉變。我國文物保護事業歷經數十年實踐探索，正實現從早期被動式搶救性保護，向新時代全方位、全鏈條、全覆蓋的系統性保護深刻轉變。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文物保護處於起步攻堅階段，隨著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頒布，構建起文物保護基本法治框架，當時城鎮化建設加快推進，大量古跡遺址面臨損毀、流失風險，文物保護的工作重心以單點式、應急式保護為主，核心是解決文物“存得下、保得住”的存續難題，整體呈現重搶修、輕規劃，重本體、輕全域的特點。進入90年代，“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方針初步提出后，文物保護逐步擺脫單純應急模式，開始兼顧基礎管理，為后續制度化發展埋下伏筆。隨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十六字方針的確立，文物保護工作逐步走向規范化、制度化、長效化。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讓文物活起來”，深刻闡明了保護與利用、傳承與發展的辯証關系，打破了過去“重封存、輕活化”的傳統思維，推動文物從靜態陳列的“歷史遺產”轉變為賦能社會發展的動態“文化資源”，從單純的“保護對象”提升為文化再生產的“活力源泉”，為系統性保護筑牢思想與理論根基。新時代文物保護最突出的變革，在於制度體系的全面完善與剛性落地。頂層設計層面，文物保護深度融入國土空間規劃、城鄉建設全局，樹立“規劃先行、保護前置”理念，劃定嚴格開發管控邊界，堅持“修舊如舊，最小干預”原則，堅決杜絕大拆大建割裂歷史文脈，讓城市留住記憶、讓群眾記住鄉愁。在制度執行上，嚴格落實“先考古、后出讓”“先調查、后建設”剛性制度，從土地出讓、項目建設源頭前置考古勘探，從根本上遏制建設性破壞。健全文物督察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終身追責機制，構建起政府主導、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責任閉環，實現從末端補救向源頭防控轉變。強化科技賦能，運用衛星遙感、無人機巡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搭建動態監測平台，全面提升防災保護能力，以科技賦能筑牢文物保護的安全防線。同時，更加注重對文物多元價值的系統闡釋與挖掘，推動考古成果轉化與公眾教育相結合，讓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普惠於民。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來看，發展路徑從靜態式留存向活態化融入現代生活轉變。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承載著民族智慧、民俗記憶與精神根脈。我國非遺保護經歷了從被動搶救、靜態留存，到主動守護、活態傳承的深刻演進。早期非遺保護以資料建檔、項目搶救、技藝留存為主，側重於瀕危項目的記錄保存，存在重保存、輕傳承，重形式、輕活用等問題。隨著保護理念不斷更新，非遺保護逐步走向規范化。新時代以來，非遺發展路徑實現重大變革，核心轉向活態保護、融入生活、系統賦能，真正實現從“被保護”到“自主生長”的跨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深刻把握非遺的生命力在於活態傳承，堅持在尊重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各地立足富集多元的非遺資源，在實踐中要堅持以傳承人為核心，推動非遺進校園、進社區、進景區，開發文創產品、搭建展示平台，讓古老非遺走出深閨、貼近群眾、融入生活，在煙火氣息中扎根生長。正是在這樣的理念引領下，越來越多的非遺項目找到了與當代生活的連接點。實現這一轉變，需要建強基層隊伍，健全文旅、文物、人社協同機制，完善基層文博管理機構設置，堅持引育並舉引進專業人才，完善職稱評定和激勵保障政策，提升遺產修復與活化利用能力。堅持以人為本，健全傳承人認定、扶持、激勵機制，夯實基層傳承隊伍，鼓勵傳承人守正創新，激活內生傳承動力。

同時，在新時代充分借助新媒體、短視頻、直播等數字化手段，拓寬非遺傳播邊界，拉近傳統技藝與年輕群體的距離﹔持續深化非遺與教育、文創、旅游深度融合，豐富非遺體驗場景﹔統籌推進區域性整體保護，布局建設文化生態保護區，構建點面結合、全域聯動的活態傳承格局。在系統保護與創新實踐中，越來越多非遺項目找准當代生活連接點，實現可持續發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持久生機。

從鄉村文化遺產保護來看，價值定位從留住鄉愁向賦能鄉村振興轉變。鄉村是中華文明的根脈所在，傳統村落、古建民居、民俗風情寄托著群眾深厚鄉土情懷。改革開放至21世紀初，鄉村文化遺產保護以古建筑、古遺址、民俗器物等單體遺存搶救式保護為主，側重靜態物質留存與基礎檔案整理，尚未形成村落整體保護的系統認知。2003年至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保護范疇逐步從點狀文物延伸至歷史文化名村、傳統村落整體肌理，重點守護鄉村空間格局、鄉土風貌形態，推動保護工作從“保遺存”向“保村落”拓展。

新時代以來，鄉村文化遺產保護立足守護農耕文明根脈、留住田園鄉愁記憶的時代使命，全面開展傳統村落普查認定、鄉土非遺挖掘傳承，推動保護理念由靜態物質保護轉向活態文脈傳承，更加注重鄉土文化基因延續、民俗風情存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要“保留鄉村風貌，留住田園鄉愁”。鄉村文化遺產不僅是記憶的載體，更是發展的資源，通過合理利用，可以轉化為文旅產業的文化資本。實踐中，許多地方把文化遺產保護納入鄉村振興整體布局，既守護村落肌理、民俗文脈，又依托鄉土資源發展鄉村文旅，實現文化留根、產業增收、鄉村提質的良性互動。正是在這樣的實踐探索中，鄉愁有了實實在在的依托，文化遺產成為鄉村振興的“助推器”。為此，必須嚴守開發紅線，始終把保護作為前提和底線，堅決杜絕無序開發、過度商業化，深度挖掘鄉村文化遺產的歷史內涵和時代精神，講好鄉村故事，堅持差異化發展，打造特色文旅IP，推動文化資源向文旅產品、消費業態有效轉化，實現保護與開發雙贏、文化與經濟共贏。同時，持續健全共建共享的多元共治格局，拓寬社會力量參與渠道，引導社會組織、鄉賢能人、基層群眾主動投身遺產保護與公益傳承，激活鄉土保護內生動力。推進傳統村落集中連片保護利用，強化區域統籌、跨域協同，放大集群保護效應，推動鄉村文化遺產實現整體性、系統性保護，讓農耕文明瑰寶在新時代煥發持久生命力，為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注入深厚文化動能。注重傳統村落集中連片保護利用，推動跨區域協同，形成集群效應，讓鄉村文化遺產在整體性保護中釋放更大能量。

從城市文脈守護來看，保護理念從修舊如舊向有機更新轉變。在我國城鎮化轉型進程中，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由傳統“修舊如舊”的靜態修繕，進階為系統統籌、功能適配、活態存續的有機更新的理念躍遷，實現從守護建筑本體到延續城市文脈的深層轉變。過去一段時期，快速城鎮化建設中重開發輕保護、大拆大建問題突出，部分老城肌理被破壞，歷史建筑損毀流失，造成“千城一面、特色弱化”的城市發展困境，凸顯出新時代做好城市文脈保護傳承的現實緊迫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建筑原貌、延續歷史風貌基礎上，植入新業態、完善新功能，讓歷史建筑適配現代生活，既守住城市記憶，又打造文化地標，彰顯城市獨特氣質。一些地方以歷史街區、古鎮為示范，探索出保護與活化並重的成功路徑，讓老建筑在當代生活中重新煥發生機。實現城市文脈的有機更新，還需進一步健全制度體系，完善文化遺產保護配套條例和實施細則，加大執法監管力度，嚴厲打擊盜掘文物、違規拆改遺產等違法行為。強化科技支撐，整合建筑學、考古學、地理學等跨學科力量，科學制定古建修復、遺址保護、災害防控方案，加強跨學科研究，以科技賦能實現全天候管護、智能化防控。同時，堅持共建共享理念，推動歷史地段微更新與社區營造深度融合，充分尊重居民主體地位，暢通群眾參與渠道，凝聚政府主導、專家支撐、居民參與、社會協同的保護合力，讓守護城市文脈成為全社會共同行動，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底蘊。

文化遺產承載民族基因、賡續歷史文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新時代新征程，必須始終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秉持保護第一、傳承優先、合理利用、融合發展的理念，正確處理保護與發展、傳承與創新的辯証關系，以敬畏之心守護歷史文脈，以務實之舉推動活化傳承，讓文化遺產在守正創新中實現永續留存，為譜寫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新篇章注入厚重的文脈力量。

（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教授，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協同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