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科學把握我國經濟發展大勢和供求關系變化，創造性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標識性概念，並圍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和需要關系的理論。近年來，我國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明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明確了路徑。深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要義、找准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對於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增強供給結構適應性靈活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一度面臨諸多挑戰，出現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問題。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導致需求大量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卻大量依賴進口﹔消費者對高質量產品和服務需求旺盛，但國內高端產品生產能力不足，消費者熱衷出境購物、“海淘”購物，甚至去國外搶購保溫杯、電飯煲、馬桶蓋等普通日用品。面對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西方供給學派，興起於西方國家陷入經濟“滯漲”、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失靈之際，強調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主張通過減稅來提高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從而增加生產和供給。供給學派隻強調供給而忽視需求，主張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干預。與之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則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科學統籌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兩者既相互依存、又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反過來，沒有供給，需求則無法滿足，新的供給也可以創造出新的需求。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從需求側來看，主要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手段來調整﹔從供給側來看，則注重解決結構性問題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宏觀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根據經濟運行態勢、內外環境與主要矛盾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面對“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問題，2015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明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為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開出治本良藥。通過大力推動“破、立、降”，供需結構失衡得到矯正，有力保障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8年，黨中央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要求在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上下功夫。通過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有效改善。2020年以來，受國際國內多方面因素影響，總需求不足成為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進有退、有保有壓，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

近年來，供需兩端協同發力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突出特點。黨中央科學統籌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深刻把握國民經濟循環暢通規律，推動我國經濟在向新向優發展中夯實底盤、贏得主動。2012年至202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140萬億元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制造業規模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新興產業聚能成勢，正在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聚焦重點領域靶向發力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們要准確把握經濟發展中各種老問題、新挑戰，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直面供強需弱矛盾，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通過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促進商品消費擴容升級、實施服務消費提質惠民行動等，努力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願消費。充分挖掘釋放有效投資潛力，進一步優化政府投資結構，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切實保障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投資積極性。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切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用好用足超長期特別國債。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持續優化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重點領域，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

直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進一步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實施新一輪制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制定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方案，開展“人工智能+”行動。堅持“雙碳”引領，推動全面綠色轉型，促進企業開展綠色設計和生產。以城市更新為抓手，優化城市空間結構與區域功能布局。堅守安全底線，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

統籌好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深化要素和資源市場化配置改革，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規范市場秩序，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完善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機制，確保各項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通過綜合施策，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適應需求側的變化特征、需求側管理更好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節奏和方式，實現供需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