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與石窟圖像的互文

　　從符號學角度來看，詩歌語言與繪畫語言彼此之間存在著“互文性”現象。文本具有互文性，即文本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的置換、吸收和轉化中生成的。在一個文本空間裡，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陳述相互交會和中和。敦煌石窟唐代壁畫中的西方淨土變，與李白的贊文《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所描繪的西方淨土世界極為相近，這篇贊文是李白晚年在湖州應原湖州韋刺史夫人之請，為超度其亡夫而繪制的一幅淨土變相畫所作的贊文：“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秦夫人奉為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誓舍珍物，搆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像。”雖然是一篇關於淨土變相畫的贊文，實則具有歌詩特色。唐末司空圖雲：“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美術史學家王伯敏先生指出，李白之所以創作《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與當時淨土宗在佛教中的廣泛影響有關，唐代寺院和石窟中繪制的西方淨土變相壁畫特別豐富，尤其在敦煌莫高窟，《西方淨土變》比比皆是。相傳唐代名僧善導法師居於長安，在他的主持下，抄寫了彌陀經十萬卷，繪制了淨土變相數百壁，李白所贊頌的這壁淨土變，很可能就在當時長安的某寺院中。李白這篇贊文充分反映了唐代淨土宗的影響以及西方淨土變壁畫的豐富意蘊。

　　近年來，諸多學者研究發現，敦煌出土文書與石窟圖像之間存在更為緊密的互文關系。敦煌文書中的功德記、發願文、碑銘、僧官任命記錄、寺院文書等，往往記載著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等，而石窟圖像則通過視覺語言將這些事件和人物具象化。敦煌文書與石窟圖像的互文性，體現了石窟中的圖像並不是孤立生成的視覺文本，而是與敦煌文書所記錄的家族身份、政治事件、僧職授任、外交聯姻、功德觀念等內容密切關聯。

　　晚唐敦煌石窟呈現出的家族化和家廟化特征，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過解釋和論述，如馬德先生分析了敦煌世族對敦煌石窟“家窟化”影響，金維諾、藤枝晃和史葦湘先生等對陰家窟進行考証與研究。敦煌遺書P.3720《張淮深造窟功德碑記》揭示莫高窟第94窟的建造背景和原因。文書顯示，張淮深在外征戰中取得顯赫戰績，其個人聲望、政治生涯幾近巔峰，為了紀念其豐功偉績而興建此窟。若單獨觀看洞窟圖像，我們只能看到庄嚴的佛教圖像和供養人形象，但結合功德碑記，便可進一步理解該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禮佛空間，而是與張淮深個人功業、家族榮耀和地方政治權威密切相關的紀念空間。石窟中的圖像被還原為具有明確社會語境和歷史指向的表達。

　　歸義軍曹氏政權在五代諸多地方政權中獨樹一幟，其延續時間遠超其他，自曹議金於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掌權起，一直持續到宋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佔據瓜沙為止。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文書與石窟圖像的互文關系進一步復雜化。莫高窟第98窟為曹議金的功德窟，窟中大量供養人畫像，繪制了曹氏及與自己有著姻親關系人物的畫像，還首次將多達二百余名幕僚的供養人像繪制在了自己的家窟中。P.3262和P.3781兩件敦煌文書是與第98窟營建相關的發願文，文書中多次出現祈求天下安寧、交通順暢、風調雨順的內容，如“四方通泰，使人早還，風雨順時，五谷殷實”“四方開泰，使人不阻於前程﹔南北休征，驲騎往來而無滯”“河清海晏，千年無九橫之殃﹔夏順秋調，萬載罷三災之難”等。這些文字表明，曹議金在造窟之時，不僅關心家族功德，也關心政權穩定、交通往來、邊境和平、民生豐足。因此，第98窟中規模宏大的供養人群像，並非單純出於宗教虔敬，明顯具有籠絡人心、凝聚政權力量之用心。文書中的祈願語言與壁畫中的供養人圖像相互印証，共同說明第98窟是曹議金借助佛教功德來整合政治力量、安撫地方社會的重要空間，體現了曹議金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依托佛教信仰重建社會秩序的努力，這與祈願文中所表達的意願是一致的。

　　曹氏政權還與甘州回鶻、於闐等周邊勢力保持密切聯系。莫高窟第98窟主室東壁門南側北起前兩身，繪有於闐國王李聖天和皇后曹氏供養人像，這裡的皇后曹氏，即曹議金嫁往於闐的女兒。曹元忠第61窟主室東壁門南側第三身供養人畫像中，也繪有這位西嫁於闐的曹議金之女。敦煌文書P.2998中有“馬年五月，我等金國使者到來沙州，乞得百王之女為（皇）偶。我等已獲聘此女”等內容，使我們得以准確地理解第98窟、第61窟中供養人畫像背后的外交關系。曹氏歸義軍與於闐王國的婚姻外交不僅通過文書被記錄下來，也通過供養人畫像進入石窟空間。曹元德所建的功德窟即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北壁西起第三身供養人畫像為東嫁甘州回鶻的曹議金之女，榜題為“女甘州回鶻國可汗天公主一心供養”。曹議金之子曹元忠修建的第61窟，主室東壁南側北起第二身同樣繪有此畫像，榜題為“姊甘州聖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養”。這些供養人畫像和榜題清楚地表明曹氏與甘州回鶻的聯姻關系。

　　敦煌莫高窟第98窟、第100窟、第61窟等窟所呈現的供養人圖像，既有曹氏家族內部成員與幕僚，也有曹氏與甘州回鶻、於闐王國發生姻親關系的女性成員和王族形象等。敦煌文書為我們准確理解石窟內部供養人畫像背后的外交關系、營建目的和政治訴求提供了充足的史料，而石窟圖像則把文書中記載的政治策略、婚姻外交、祈願和功德直觀地呈現出來，二者相互補充。石窟圖像不只是佛教史中的藝術遺存，也是研究晚唐、五代及宋初地方政權、佛教社會和家族政治的重要材料。

　　敦煌文書與石窟圖像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文關系。第一是史實互証，文書中的人名、官職、年代和事件，可以幫助確認洞窟的營建者與修建背景等，而圖像中的人物排列、服飾特征等則能夠補充文書史料中的不足。第二是意義互釋，敦煌文書能夠解釋石窟圖像背后的宗教目的和政治原因，而圖像則把這些政治目的直觀地轉化為供養人序列等視覺形式。第三是歷史共構，文書通過敘事保存功德，圖像通過形象標識身份，二者共同建構歸義軍時期的家族記憶和地方歷史。

　　　　（作者：陳振旺、李思元，分別系深圳大學藝術學部教授，深圳大學敦煌與絲綢之路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