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時期黨的新聞輿論工作

【黨史鉤沉】

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將新聞輿論工作作為革命斗爭的重要武器，用簡便易行的新聞傳播手段來宣傳發動群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了新聞事業，為打破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推動革命斗爭深入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井岡山根據地創建初期，為了消除國民黨反動派污蔑丑化的不利影響，向群眾傳播黨的主張，1928年10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提出“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版，第192頁）的著名論斷。隨著工農武裝割據逐步展開，我們黨創造性開展新聞輿論工作，黨的新聞事業在早期紅軍宣傳活動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

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傳播黨的政策主張，廣泛宣傳發動群眾。為了做好群眾工作，毛澤東提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79頁）是紅軍的重大任務。這一時期頒布了《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井岡山土地法》《告商人及知識分子》等文件，用張貼壁報等形式向群眾廣為宣傳。根據地早期印刷品以石印為主，1929年1月，毛澤東親自起草《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宣傳黨和紅軍的宗旨與各項基本政策，諸如“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等。布告為四言體，讀起來朗朗上口，淺顯易懂，沿途張貼，被廣大群眾了解和接受，擴大了紅軍影響。3月，紅四軍攻克福建長汀，發現了可以鉛印的印刷所。從此，紅四軍宣傳品日漸豐富，發展到包括小報、畫報、畫冊、通俗小冊子和刊物等各類報刊。為了讓戰士們及時了解國內外形勢，毛澤東每次一拿到報紙，便“親自動手編成新聞簡訊，自己刻蠟紙，自己校對，然后印好發下去，使同志們了解時局變化，耳目不致閉塞”（《紅色號角：中央蘇區新聞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同時，我們黨在宣傳中經常輔以更加口語化和易於傳播的標語。受紅軍報刊和標語影響，許多地方群眾說：“紅軍一到，滿街鮮紅，等於過年。”（《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頁）

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了創辦“黨報”與“政治簡報”（《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95頁）等舉措，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地方各級蘇維埃、各界民眾團體普遍創辦《時事簡報》。《時事簡報》是一種手抄大張壁報，一般每周編寫並張貼，內容是報道當地群眾斗爭、紅軍工作和國內外政治消息。《時事簡報》很快普及為工農群眾看得懂、喜歡讀的通俗報紙，改變了農村根據地消息不通、群眾見聞閉塞的狀況。有一次，紅軍攻佔大余縣城，將《時事簡報》張貼在大木橋的亭子上，當地群眾紛紛前來觀看，“好些人眼睛望著報，口裡照著念，一座橋上充滿了歡躍的空氣”（《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61頁）。

深入總結根據地建設經驗和開展黨內思想教育。《前委通訊》《特委通訊》等黨內機關刊物創立，毛澤東親自為刊物撰寫文章，向黨內進行思想教育。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前委編發了《前委通訊》，作為傳達會議精神的內部刊物。這份黨刊雖然期數少，但作為井岡山根據地創建和紅四軍發展的史料，具有重要歷史意義。1929年4月，紅四軍內部圍繞建黨建軍重大原則和方式方法問題展開了爭論。6月中旬，前委為了統一認識安排紅四軍領導人以寫文章的方式，總結根據地創建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坦誠闡述觀點。文章集中刊登在第三期《前委通訊》，下發給全軍指戰員討論，后又將《前委通訊》等材料上報中央，讓中央及時准確了解紅四軍內部真實的思想狀況。中央先后起草了“八月指示”和“九月來信”，最終促成了古田會議勝利召開。1930年1月，毛澤東利用戰斗間隙寫下一封長信，即后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以“黨內通訊”（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頁）的形式，印發給紅四軍黨內領導同志傳閱。黨刊忠實記錄了井岡山道路的艱辛探索歷程，及時總結了井岡山根據地創建的經驗，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

將井岡山斗爭經驗推向全國。井岡山時期，黨中央始終關注紅軍發展，在黨刊《中央政治通訊》《布爾塞維克》《紅旗》上刊載有關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井岡山根據地創建等文章，並對紅軍行動進行指導。1927年12月，黨中央在《中央政治通訊》第16期刊載了《中共中央給朱德並轉軍中全體同志的信》，指示朱德部隊前往湘南准備暴動，爭取與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部隊聯絡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54頁）。在創建根據地過程中，紅軍勝績和蘇維埃建設是報刊關注的重點。1928年1月16日，《布爾塞維克》第14期刊載《湘鄂贛川四省農民暴動之新發展》，報道了工農革命軍佔領茶陵縣城的戰績（《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66頁）。2月21日，《中央政治通訊》第27期刊載《湖南政治任務及工作方針決議案》，要求省委的政治機關報，“最好是日刊，至少是三日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81頁），以指導根據地革命斗爭。我們黨在茶陵、遂川、寧岡、永新等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4月底朱毛會師，黨中央在《中央政治通訊》第30期刊載《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就“建立紅軍問題”“黨的軍事組織與蘇維埃的指揮系統”“軍隊中黨的組織及政治工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99~101頁）等問題作出安排。《布爾塞維克》第23期刊載《一個月來各方革命形勢》，報道紅四軍取得五斗江大捷和一打永新、二打永新的情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151頁）。《布爾塞維克》第25期刊載《湘南湘東革命勢力之擴展》，報道紅四軍三打永新、出征湘南和寧岡、永新插牌分田的情況，特別提到分到土地的井岡山農民真心擁護蘇維埃政府，有的農民說：“共產黨真萬歲才好！”（《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163頁）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開創了新局面。4月13日，《紅旗》第17、18期合刊發表《朱毛紅軍與閩贛農民暴動之發展》，介紹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及汀州大捷的戰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303頁）。6月29日，《紅旗》第27期以紅四軍士兵來信的方式，分析紅軍勝利的原因：“我們紅軍是有主義的軍隊，有政治訓練的軍隊，我們不僅懂得怎樣打仗，特別要懂得為什麼要打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327頁），體現了黨的群眾路線，揭示了人民軍隊與舊式軍隊的本質不同。1929年八九月間，陳毅專程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期間撰寫了五份書面報告，全面客觀地總結了紅四軍的經驗。中央負責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十分重視，在1930年1月15日《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刊發陳毅撰寫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並親自撰寫“編者按”：“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這裡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357頁）借助多種載體和形式，井岡山根據地的寶貴經驗被推廣向全國蘇區，對革命道路的探索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者：邱明，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