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顯宏觀經濟治理的理論自信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為此發揮了重要作用。立足這一實踐基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探索宏觀調控新理念，逐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宏觀經濟治理是對宏觀調控理念和實踐模式的重大創新，是黨的創新理論的標識性概念，也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標識性概念，集中反映了新時代黨對經濟工作規律的深刻把握。

宏觀經濟治理的提出及實踐演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有力支撐了經濟長期快速發展。這一體系既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也涵蓋產業、區域、投資、消費等多類經濟政策，形成目標多元、工具多樣、協同聯動的調控框架。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內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傳統宏觀調控方式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下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相互交織，需求側與供給側沖擊相互疊加，政策目標日漸多元化，導致少數工具難以兼顧多重目標﹔居民消費佔比偏低、財稅金融傳導不暢等深層次問題可能削弱政策效能，亟需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加以破解﹔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技術催生新質生產力，也給宏觀調控提出新要求。推動宏觀調控向宏觀經濟治理拓展提升，正是黨中央立足新發展階段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和重要理論創新。

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宏觀經濟治理”，要求“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宏觀經濟治理涵蓋宏觀經濟政策、地方政府經濟治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以及改善政策效果的改革舉措等。這意味著我國宏觀經濟的治理理念從側重於政策工具操作的“宏觀調控”，升級為立足國家治理高度進行系統謀劃的“宏觀經濟治理”。

“十四五”時期，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在實踐中不斷健全，其內涵持續深化。“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並將其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首要內容，明確“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制度層面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提出“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這一系列部署標志著宏觀經濟治理的理論深化和實踐探索進入新階段。

“十五五”規劃綱要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四點。一是推動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提高宏觀調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宏觀經濟治理要著眼於系統性重塑經濟發展模式，注重構建依托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消費基礎作用和創新內生動力的新增長路徑。二是完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十五五”規劃綱要要求“完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統籌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這意味著要形成短期穩定、長期增長、結構優化三大類目標協同並進的治理格局，相應地，需統籌強化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的協調配合，實現宏觀政策“三策合一”。三是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十五五”規劃綱要將“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作為明確要求，並與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考核挂鉤。在實踐中，要把制度建設與效果檢驗結合起來，把制度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成效。四是將預期管理納入全過程。“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將預期管理納入宏觀經濟治理全過程”，超越了西方預期管理僅限於貨幣政策領域的做法，將預期管理升級為貫穿治理全鏈條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把握標識性概念的重要特征

各學科的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干支撐。“宏觀經濟治理”具有主干性、原創性、實踐性、引領性等標識性概念所應具備的特征，是黨的創新理論引領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重大實踐問題所形成的重要理論結晶，充分彰顯了黨的創新理論的科學性和引領力。

一是具有顯著的主干性。在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宏觀政策與經濟增長等少數概念居於主干地位，分別從通過政府政策實現經濟金融穩定和通過有效市場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兩個維度支撐起學科框架。“宏觀經濟治理”並非對西方“宏觀政策”的簡單替換，它意味著從“被動調控短期波動”轉向“主動建構治理體系”，在目標維度、工具種類、協調機制和政策邏輯上均有根本性差異，是對宏觀政策范疇的整體性升級。正是依托這一主干概念，中國宏觀經濟學得以將分散的政策實踐系統化和理論化，構建起邏輯自洽的學科體系，進而形成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二是具有突出的原創性。長期以來，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聚焦於“市場失靈—政府干預”邏輯，政策目標與工具相對單一。“宏觀經濟治理”立足多重目標和多重約束的復雜現實，是一個融合目標協調、工具組合和主體協同的整體性框架。它以國家發展規劃為統領，形成“規劃引領、政策協同、制度保障”的治理框架，涵蓋治理目標、主體、工具與協同機制。而且，它突破了總需求管理的傳統理論缺陷，強調供給與需求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匹配。這在理論基礎、政策目標和治理范式上均形成了新的理論表達，超越了西方以短期總量調控和需求管理為核心的理論范式。

三是具有堅實的實踐性。宏觀經濟治理既源自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安排，也植根於中國應對增速換擋、外部沖擊等現實挑戰的豐富經驗。從制度安排來看，無論是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以中長期戰略引領宏觀走向，還是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強化跨部門、跨周期的頂層協調，抑或是地方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親自抓經濟工作，都有利於確保中央決策部署落地見效。從應對沖擊來看，國際上日本、韓國在高速增長后均出現增速急劇下滑與大幅波動，而中國從高速增長階段平穩過渡到當前中高速增長階段，這得益於區間管理、定向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宏觀經濟治理框架下的創新舉措。同時，在疫情沖擊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展現出強大的應變能力和調控效率，中國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些實踐有力証明，“宏觀經濟治理”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創新。

四是具有強大的引領性。知識層面，它引領相關領域將中長期規劃、結構政策、風險防控、跨周期設計等系統地納入分析框架，能夠帶動形成一套更加綜合、更能回應復雜現實的知識體系。理論層面，它強調系統觀念，引領形成多重目標動態平衡、供給需求雙向發力、國內國際統籌協調等新命題，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支撐。方法層面，它突破西方宏觀經濟學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為基本方法論的局限，能夠引領探索基於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分析工具，通過數據驅動和復雜系統建模拓展傳統方法邊界，從而形成更加適應超大規模經濟體治理需要的方法論體系。

處理好四個關系提升治理能力

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隻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短期與長期、供給與需求、政策與改革這四個關系，才能不斷提升治理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最終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第一，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與政府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應有機統一、相互配合。科學的宏觀調控與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價格、競爭等機制充分生效。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要通過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和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彌補市場失靈、規范市場秩序並防范風險。

第二，統籌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節，處理好短期穩定與長期發展的關系。短期穩定關乎經濟健康運行和民生福祉，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直接體現。必須運用逆周期調節平抑經濟波動，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同時，經濟政策不能僅局限於應對短期波動，還要錨定中國式現代化宏偉目標，著眼長遠、預留政策空間。因此，宏觀經濟治理要發揮其前瞻性與連續性的優勢，實現短期穩定與長期發展的有機統一，尤其是要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保持國家戰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確保一張藍圖繪到底。

第三，推動供需動態平衡，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關系。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矛盾既有供給側因素，也有需求側因素，二者相互交織，不能割裂看待，必須推動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品供給質量，增強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加強需求側管理能夠改善總需求結構失衡，持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形成對供給側的牽引作用。因此，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求供給和需求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匹配。

第四，強化改革舉措與宏觀政策協同，處理好宏觀政策實施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關系。一方面，要適度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為改革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使各類政策措施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加強財政、金融、就業、產業等政策協同，深入挖掘政策結合點，創新實施工具，持續放大“組合拳”效應。另一方面，要用改革的辦法打通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將政策效果轉化為經濟內生增長動能。其中既要求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也強調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推進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等。在發展中，隻有堅持改革舉措與宏觀政策的有效協同和良性互動，才能更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宏觀治理層面的堅實保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