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匾、碑、訓”的視角讀懂實事求是的思想力量

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有機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實事求是的深刻內涵與內在要求，理論專題片《實事求是就來源於這裡——三塊碑匾的故事》，以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匾額、延安時期的“實事求是”石碑和中央黨校的“實事求是”校訓為切入點，通過“匾、碑、訓”的演進軌跡和與時俱進，深刻而生動地闡釋了實事求是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底蘊，作為馬克思主義精髓所展現的強大真理力量，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認識和把握實事求是科學內涵和時代要求，提供了一部重要的精品力作。

“實事求是”匾額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底蘊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望著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匾額，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當年就是在這裡熏陶出來的，實事求是就來源於這裡。”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這裡”可謂意味深長，蘊含著以這塊“實事求是”匾額為標志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脈傳承、毛澤東早年接受實事求是思想熏陶的文化縮影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認識源頭。

“實事求是”最初是以文獻考據學的實証性命題出場的，東漢時期的班固提出“實事求是”這一概念時，指的是從事文獻考據的一種嚴謹治學方法。但是，這種治學方法最大的弊端就是阻隔了人對事物發展時代背景的應有關照和對歷史演變規律的深入探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時期的理學家朱熹將“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得出了“是，便是理”的新認識。在此基礎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進一步提出了“即事窮理”的命題。到了清代，在“漢學”與“宋學”之爭的過程中，曾國藩把“實事求是”和“即物窮理”兩個命題相統一，從而推動了“實事求是”從傳統考據學命題到哲學認識論命題的轉換。與此同時，郭嵩燾還把實事求是與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聯系起來，為實事求是賦予了現代科學精神。回顧實事求是命題的演變歷程，可以清晰看到，在實事求是命題演變的每一個關鍵環節，都有岳麓書院的身影。

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岳麓書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從有據可查的資料來看，1915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化名發布征友啟事，與應征者相約在岳麓書院的愛晚亭見面。1916年暑假期間，通過楊昌濟的介紹，毛澤東寄居於岳麓書院半學齋。1917年9月與蔡和森、張昆弟等在岳麓山體驗“空氣浴”“大風浴”。1918、1919年間又先后兩次長時間寓居岳麓書院。書院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傳統深深影響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澤東。

今天，岳麓書院的這塊“實事求是”匾額，已遠遠超出了當年題寫者所講求的嚴謹治學、學用統一的認識范疇，成為一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見証和文化象征。隻有把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孕育形成同岳麓書院實事求是、學以致用的學風傳承聯系起來，同湖湘文化經世致用、求真務實的鮮明特點聯系起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聯系起來，才能夠深刻認識岳麓書院作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重要策源地的深厚底蘊和歷史必然，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實事求是就來源於這裡”的重要論斷。

“實事求是”石碑所凝練的寶貴成功密碼

實事求是的過程，就是不斷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簡而言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兩個結合”的歷史，就是實事求是的歷史。

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前后，為了通過總結黨的歷史，探尋成功的原因和失敗的教訓，更好地統一全黨的思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毛澤東在反復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的過程中，明確提出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問題。1937年7月至8月間，他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的高度批判了教條主義。在1938年10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強調：“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隻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隻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並對“實事求是”的內涵作了全新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1942年2月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中，他又揭露和批評了黨八股“裝腔作勢嚇人”的不良現象，明確指出：“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43年12月中央黨校禮堂將要竣工時，當時兼任黨校校長的毛澤東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作為校訓，篆刻在方方正正的四塊石料上。這就是延安“實事求是”石碑的由來與背景。可以說，“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是毛澤東長期思考的結果，可謂言簡意賅、力重千鈞。既是對辦好中央黨校的殷切期望，也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不斷奪取勝利的成功密碼。從根本上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干出這麼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靠的就是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的背后是規律、是真理、是人心。依靠實事求是，共產黨掌握了規律，獲得了真理，贏得了人心。

“實事求是”校訓所昭示的強大真理力量

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央黨校搬到了北京，成為了黨的干部培訓的最高學府和“為黨育才”的核心陣地，毛澤東當年題寫的“實事求是”校訓在這裡更加熠熠生輝。今天，“實事求是”校訓，始終是黨校一以貫之的根本遵循和辦學宗旨。長期以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迎著實事求是來，圍繞實事求是學，按照實事求是干”，在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中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的輝煌。

通過理論專題片《實事求是就來源於這裡——三塊碑匾的故事》，可以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這一重要論斷的深刻內涵和時代要求，可以深刻感受到“實事求是”所昭示的強大真理力量。

“實事求是”校訓碑的演進歷程告訴我們，隻有始終不懈地堅持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才能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始終煥發強大的真理力量。在新時代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過程中要做到實事求是，應在三個方面努力。

一是善於在守正與創新的統一中追求真理。守正創新的核心就是要把堅持真理與發展真理統一起來，既牢牢守住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根本指導地位、守住“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又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干前人沒有干過的事情、敢於解決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從而以新的思路、新的話語、新的機制和新的形式解決新的實踐問題，順應新的時代要求，實現新的理論飛躍。

二是善於在魂脈和根脈的融通中揭示真理。怎樣才能在認識真理、揭示真理的過程中把魂脈和根脈有機貫通起來？關鍵是既要善於以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並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又要善於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注入馬克思主義並充實其文化生命。實踐告訴我們，只要把“必須講新話”與“不忘老祖宗”統一起來，就能把古代與現代、中國與世界有機銜接起來，就能避免發生割斷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

三是善於在直面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實踐中篤行真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隻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正是在不斷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滿足人民的願望，展現真理的力量，推動理論的發展。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