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成就、特色與發展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進一步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十年來，財政學界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等重大議題，扎根中國財政改革實踐，將“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作為根本遵循，持續推進財政學理論建構與財政學科體系重塑，形成了一批標志性的研究成果，不斷推動經驗事實、理論建構與話語體系的深度貫通，既著力於將財政實踐轉化為可討論、可檢驗、可傳播的學術命題，又在研究方法創新與理論體系完善上取得實質性突破，逐步構建起能夠解釋中國現實、服務財政治理並面向未來的知識體系。

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取得顯著進步

十年來，中國財政學研究呈現出由點到面、由分散到整體的系統性躍升，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三方面都實現了協同推進與整體突破，逐步構建了更具解釋力、引領力與影響力的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

以范式重構為牽引，實現學科體系的整體性提升。在“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導向下，財政學持續優化學科建設，逐步形成更具解釋力與自主性的學科體系。一方面，學科定位實現了關鍵突破。財政學在保持經濟學底色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加速向綜合性交叉學科演進。例如，在地方政府債務研究中融入政治激勵與制度約束分析，在社會保障政策評估中運用社會調查與行為實驗方法，使財政學能夠更有效地回應財政治理難題，顯著拓寬研究視野、豐富方法體系、增強現實解釋力。另一方面，注重從中國真實的治理場景中提煉關鍵問題，運用貼合國情的數據資源與實証方法，逐步建構起邏輯推演與經驗証據相互支撐、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范式。從問題識別、証據獲取到解釋檢驗的完整研究鏈條日益成熟，推動財政學從現象描述或經驗判斷，轉向依托可復核、可檢驗的証據體系來驗証與深化理論認識，顯著提升了財政學的科學性與解釋力。

以概念與理論創新為牽引，實現學術體系的根本性突破。財政學界立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中國財政體制，在財政基礎理論、政府間財政關系、預算理論、財政金融協同等重點領域，形成了一批標識性概念與原創性理論。財政基礎理論領域涌現出國家治理財政學、新市場財政學等本土化學派，推動中國財政學理論體系朝著系統化建構、標識化發展的方向邁進。政府間財政關系理論實現從借鑒到創新的突破，在系統反思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局限性的基礎上，構建起基於財政授權視角的中國特色政府間財政關系分析框架，為闡釋中國央地權責配置與運行邏輯提供了更為契合實際的理論支撐。預算理論實現從模仿到構建的跨越，突破了西方預算聚焦財政收支的局限，進一步將預算定位為國家治理的戰略性工具，更加強調其在跨周期政策統籌、國家重大戰略落實以及多元利益協調中的核心作用。財政金融協同理論突破了傳統宏觀政策部門分工的邊界，構建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並倡導建立跨部門協調、央地共治的風險防控體系，形成以“央行—財政雙主體”機制為核心的宏觀調控理論。

以教材體系筑基、國際話語權提升為導向，實現話語體系的系統性重構。一是以教材體系建設推動國內學術話語規范化。三本《中國財政學》“中國系列”教材的出版發行，標志著中國財政學自主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疇與關鍵命題得到規范化闡釋與系統化呈現，推動了學術成果由“研究表達”轉化為“教學表達”和“公共表達”。二是通過國際發表促進學術話語國際化。中國學者圍繞中國特色財政議題在國際權威期刊發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動中國財政實踐從具體經驗上升為可對話、可檢驗的學術理論，進一步促進中國財政智慧融入國際主流學術話語體系。三是借助多邊平台增強學術話語影響力。通過積極參與G20、金磚國家、APEC、10+3財金合作等多邊機制，中國主動闡釋自身財政改革的邏輯與成效，其中預算管理、政府間財政關系等領域的理念與實務，正日益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具有參照意義的改革選項。

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特色

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植根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土壤與治理實踐，實現了對傳統財政理論的超越與重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適應本國發展的理論體系，也為世界財政理論的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堅持“兩個結合”，重塑學理根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最大特色在於扎根中國大地，以中國的財政運行規律為研究對象，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科學有效地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財政實踐。一方面，強調財政活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本質，將財政視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和發展大局，使財政政策充分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人民的利益，而非單純的經濟工具。相應地，財政學研究植根波瀾壯闊的財政改革進程，立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著重於將“中國經驗”上升為可闡釋、可論証的學理表達，逐步擺脫對西方理論框架的依賴。另一方面，深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財政智慧。中國悠久的理財治國傳統所蘊含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以及憂患意識等公共倫理與治理經驗，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民族智慧，使財政學既具有現代科學的解釋力，更具有服務治國理政的價值厚度與人文底蘊。

立足國家治理，拓展研究視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將財政的定位從資源配置上升至國家治理，極大地拓展了財政的研究視角。西方主流財政理論聚焦於效率分析和資源配置，往往將經濟過程從政治過程中剝離，追求所謂的“價值中立”。中國的財政學則強調財政不僅能夠處理經濟資源配置，更深層涉及政治權力的運行、國家制度的建設以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協調。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以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為根本前提，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集中體現為對財政作為國家意志體現與治國理政重要工具的深刻闡釋。這使得中國財政學能夠更全面地解釋財政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滿足共同需要，重構理論基礎。中國財政學把滿足社會共同需要作為理論基礎，認為財政不僅隨著社會共同需要的產生而產生，更隨著社會共同需要的發展而發展。從給出財政基本定義到刻畫財政基本特征，從人類社會財政發展規律的揭示到新中國財政思想和財政實踐的提煉，從財政支出到財政收入，從預算管理到財政政策，從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到國家間的財政關系，以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為邏輯主線構建的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拓展了分配領域之外的財政職能，區分了財政活動與其他方面活動的系統性差異，劃定了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邊界，對存在於當代中國、當今世界的各種財政活動運行實踐、各類財政現象具有強大的解釋力，為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等財政職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深化人本邏輯，彰顯價值導向。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利益為導向。西方財政理論往往陷入“物本邏輯”，過度關注資本增值、效率指標或抽象的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突出“人本”，強調通過“人的現代化”構建發展的確定性，認為物的現代化最終要落實到人的現代化上，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財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基於這一價值導向，財政不僅是資金的收支管理活動，更是服務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不同於西方側重於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論主張，中國的財政學立足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將促進共同富裕作為核心目標，主張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協調配套，注重通過精准的財政制度安排縮小收入與財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發展。

加快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

面向新時代新征程，加快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兩個結合”，把服務中國式現代化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作為根本取向，持續推進理論創新，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植根中國財政實踐，回答好中國之問。當前，我國財政在推動經濟增長、保障民生、調節分配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財政體制改革持續深化並推動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斷明晰，無論是減稅降費、預算改革還是轉移支付機制等舉措，都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些從中國土壤裡生長出來的經驗，是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最好素材。為此，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的辯証統一，聚焦中國財政運行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實，將其升華為學理層面的規律性認識，真正實現理論邏輯與政策實踐的深度貫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

增強國際視野，回答好世界之問。一方面，財政學研究應立足大國財政的戰略定位，聚焦並參與全球財政治理規則體系的演進與重構。當前，面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及債務可持續性等全球性挑戰，財政國際協調已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議題。中國財政學研究應強化宏觀思維與全局觀念，深化對全球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的理論探索，加強對重大問題及政策的研究，加強國際學術對話與合作，以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包容、有效的全球財政治理框架。另一方面，著力推動中國財政實踐經驗的學理化闡釋與國際化表達。系統梳理總結中國在經濟增長、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等方面的財政實踐經驗，將其從經驗層面的中國方案轉化為具有普遍解釋力與一般性意義的理論命題。通過構建融通中外的學術話語體系，增強中國財政學知識體系在國際學術界的可交流性與感召力，為世界財政學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把握民生底色，回答好人民之問。加快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應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財政分析的核心內容，將推動共同富裕、保障改善民生、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理論構建的邏輯起點與最終歸宿。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緊扣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重點關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就業質量提升及基層財力保障等民生重點領域。另一方面，通過構建具有一般解釋力的分析框架，將人民主體地位深植於財政學理論之中，持續推動“人的實踐經驗—理論概括研究—理論創新—制度創新—人的全面發展”這一閉環的深度互動，在回應民生關切中不斷檢驗、發展並完善理論體系，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筑牢堅實的人民根基。

緊扣發展脈搏，回答好時代之問。新時代新征程，財政理論研究必須立足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著眼財稅改革面臨的現實問題，不斷深化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一是深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的體制機制研究。重點剖析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結構調整及體制機制層面的制度障礙，系統刻畫大國經濟體政策協同的普遍規律與一般特征，科學厘清“央行獨立性”與“財政赤字貨幣化”等關鍵概念的爭論，為構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夯實理論根基。二是深化宏觀稅負合理區間的學理闡釋。立足當前發展階段，超越稅負“輕重”之爭，在理論層面闡釋宏觀稅負的內在邏輯，為完善現代稅收制度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提供學理支撐。三是探索與高質量發展適配的政府債務長效管理機制研究。立足我國發展階段和財政可持續的要求，從理論層面系統闡釋政府債務的合理空間、結構優化邏輯以及專項債使用效能等問題，為建立兼顧穩增長與可持續的長效機制提供理論支撐。四是聚焦數字經濟時代的稅制設計研究，針對數字經濟發展對傳統稅制帶來的系統性沖擊，著力解決其中的稅基確認與利潤歸屬難題，構建契合數字生產力特征的新型稅收理論框架。

（作者：馬海濤 姚東旻，分別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財經大學校長，中央財經大學中國財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