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識性概念的哲學闡釋

【學術筆談】

編者按

偉大的時代呼喚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表1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本刊特約請兩位學者圍繞標識性概念的哲學闡釋、構建體現文化主體性的自主知識體系進行深入闡發，以饗讀者。

提煉標識性概念，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環節，也是文化主體性的集中彰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依據深厚的思想文明史和豐富的人類實踐經驗，對標識性概念進行哲學闡釋，系統論述其內涵特征、生成邏輯、價值意義，進而達到概念的理論自覺，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和前提性工作，也是需要不斷深化的理論任務。

標識性概念的內涵與特征

概念是人類知識大廈的基石。人們通常是通過概念進行思維的，思維以概念為中介，對事物本質和屬性進行概括與抽象，最終形成概念思維。在黑格爾看來，“真正的思想和科學的洞見，隻有通過概念所作的勞動才能獲得。隻有概念才能產生知識的普遍性”。任何一種理論體系或知識體系，實際上都是邏輯化的概念系統。在概念系統中，總是存在著標識性概念，它們反映該理論體系的實質和核心，彰顯該理論體系的原創性、主體性，是一種理論區別於其他理論的獨特的、創造性的思維形式。

標識性概念具有原創性。原創是一種根源性創新、創造，意味著不是對舊有概念的復制或對外來概念的移植，也非簡單的語詞翻新或標新立異，而是在既有理論譜系和話語體系基礎上，實現范疇突破和內涵重釋，並首次賦予某種獨特經驗以確定的理性形式。標識性概念的原創性，表現為人們基於以往的和新的對象、事物、實踐經驗，總結凝練新的思想，形成新的概念。比如，費孝通從中國鄉土的獨特經驗中提煉出“差序格局”概念，第一次用本土詞匯精准描述中國社會人際關系的獨特邏輯。同時，標識性概念的原創性，也表現為激活並重塑既有概念，為其注入全新時代內涵與價值內核，使之獲得新的理論地位。例如“實事求是”，原屬於中國古代傳統治學方法層面的范疇，毛澤東同志對之進行創造性轉化，賦予其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內涵，使之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躍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識性概念。無論是創造新的概念還是為既有概念賦予新的含義，二者的共同點在於都呈現了概念的新的思想規定性，實現了術語的革命。原創性賦予概念以獨立的思想地位，使其承載獨特意義，為它的標識性提供了根基。同時必須看到，原創性是標識性概念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一個概念是否堪稱“標識性”，還有賴於其是否具有主體性。

標識性概念具有主體性。主體性通常被理解為自覺性、自主性和自為性的統一。對於標識性概念而言，主體性不是外在的抽象標簽，而是其內在的本質規定性。首先，它表現為對主體自身的實踐經驗的自覺意識和自我言說。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道路與實踐形態各有不同，主體通過標識性概念對此進行有意識的、對象化的審視和反思，形成一種自我覺識﹔通過與他者實踐經驗的相遇、互動甚至斗爭，將自我與他者區別開來，承認並確証自己的主體性，在意識層面上獲得自我同一性。其次，它表現為對主體自身面對的根本問題的自主解答和自我主張。不同國家和民族在不同發展階段遭遇的問題與挑戰各有不同，主體通過標識性概念提煉出問題的本質規定，不受外部強制或脅迫，通過自我選擇與決斷形成解決根本問題的自主的理念和原則，呈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例如，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難題，不是西方先發現代化實踐和理論所能涵蓋的，由此產生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標識性概念﹔它並非對既有現代化模式的照搬或模仿，而是自主定義了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最后，它表現為對主體自身利益、願望和訴求的鮮明表達。主體不僅是認識主體、實踐主體，也是價值主體。表達主體的利益與價值是主體性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同志曾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對於標識性概念而言，這一判斷極為關鍵，因為它公開鮮明地承載和表達著特定歷史主體的利益訴求與價值立場。例如，“共同富裕”無疑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價值立場。

標識性概念具有獨特性。所謂獨特性，是指自身在與他者比較時所展現出的不可化約的差異性特質。對於標識性概念而言，獨特性是原創性與主體性共同作用的自然結果，是概念辨識度的根本所在。首先，它表現為問題意識的獨特性。這不僅涵指標識性概念所錨定的是理論主體自身的特定問題，也涵指在面對人類的共同問題或者文明的普遍性議題時，例如何為良好秩序、何為有意義的生活等，主體基於自身的歷史處境與實踐積累有著不同的提問方式。其次，表現為理論內涵的獨特性。它凝練了特定文明無法被他者概念完全覆蓋的經驗內核，即使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根本性問題，它仍然有著自己的獨特回應。例如，中國哲學的“道”與西方哲學的“邏各斯”都試圖表達宇宙本原與運行法則，但“道”所蘊含的“道法自然”“有無相生”“生生不息”，有別於“邏各斯”所強調的理性秩序與邏輯法則。這一內涵上的差異性，使標識性概念成為文明的“指紋”。最后，它表現為話語地位的獨特性。標識性概念在其所屬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佔據著不可替代的結構性位置，具有統攝性。它使不同層級概念之間形成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在儒家思想體系中，“仁”這一概念，上通天道性命，下貫人倫日用，統攝義、禮、智、信。這種結構上的不可替代性，是獨特性在體系內的最終確証。標識性概念的獨特性，其深層意義在於揭示了人類知識的多元性與文明路徑的復雜性。正是在這種獨特與差異中，不同文明的精神邊界得以劃定，人類思想世界的豐富性得以呈現。

標識性概念的生成邏輯

標識性概念不是先驗固有的，也非人們主觀隨意創造的，而是有著客觀的生成邏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作為思想、觀念和意識的結晶，標識性概念是實踐、社會、歷史、文化、語言等各種因素融通生成的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實踐中對社會存在、社會生活的觀念把握，經過理論主體自覺的、創造性的思維抽象與理論凝練而形成的。

第一，社會歷史實踐是標識性概念生成的現實根據。實踐是理論之源，標識性概念的產生，背后往往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歷史實踐變革。實踐為標識性概念提供了獨特經驗基礎，標識性概念的原創性，歸根到底源於實踐的原創性。當一個國家、民族走出前人或他者未曾走過的道路時，意味著它是在創造嶄新的社會事實和實踐經驗。這些新事實、新經驗超出了舊有概念的解釋范圍，因而要求新的命名和新的思想規定性。實踐為標識性概念設定了問題導向。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最實際的呼聲。”更重要的是，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因而標識性概念的生成深植於人民群眾的實踐智慧之中。人民群眾的實踐是概念有效性的最終檢驗尺度。所以，馬克思曾提出，要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裡”。唯有植根於社會歷史實踐的廣袤大地，標識性概念才能獲得蓬勃生命力與不竭的創新動力。

第二，思想史與優秀傳統文化是標識性概念生成的文化根基。任何一種標識性概念都需要借助思想史來揭示自己的內涵，界定自己的位置，論証自己的合法性，以免於主觀任意和歷史虛無。對於新的標識性概念而言，思想史中的核心矛盾為其突破指明了著力點，范式方法為其生成建構了思維框架，不同思想傳統為其理論內涵創新提供了思想資源。正如馬克思視為歷史前提和出發點的“現實的個人”，被置於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和費爾巴哈的“感性個人”的批判與揚棄之關系中，我們就能清晰理解它所包含的感性的、活動的原則。因此，正是在對思想史的分疏與批判中，在不同思想傳統的會通與對話中，新的標識性概念不僅能夠生成，而且能夠明晰自身的起源、性質與界限，達到自我澄明。與此同時，文化傳統則構成標識性概念生成的文化土壤。傳統文化包含著自己的獨特價值體系，是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為標識性概念注入價值理念、文化內涵、精神品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這不僅是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言，對於當代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標識性概念的構建來講同樣如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標識性概念，無疑蘊含著天人合一、天下為公、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深刻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獨一無二的智慧、氣度、神韻。

第三，思維抽象與理論凝練是標識性概念生成的邏輯前提。獨特的實踐經驗和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並不會自發生成鮮明的標識性概念，其間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思維抽象與理論凝練。馬克思提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突出了思維抽象對於概念生成的意義，並將思維抽象歸納為兩條道路：一是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二是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思維抽象是這兩個方面的統一。首先是經過分析的道路，把感性具體升華為抽象規定，再經過綜合，將這一具體在思維中再現出來。此時的具體、經過思維加工和改造過的具體，已不再是那個整體混沌的表象，而是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正因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能夠反映事物的全面性、總體性，所以馬克思將這一方法視為“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如果說思維抽象強調了思維的形式與過程，理論凝練則聚焦於思維的內容。理論凝練是指在思維抽象過程中捕捉實踐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並轉化為理論和學術問題﹔總結獨特實踐經驗，提煉其思想內涵和本質規定性﹔融通各類思想資源，揭示理論根脈和思想史邏輯，對思想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此基礎上，凝練成新的概念范疇，使之在概念體系中具有統攝力。所以說，思維抽象與理論凝練相互滲透，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構成標識性概念生成的邏輯前提。

標識性概念的意義

標識性概念作為社會歷史實踐、思想文化等各種因素融通生成的結果，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它對於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現實世界的解釋與改造、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互鑒具有獨特的功能與意義，構成了人類認知發展、社會進步、文明演進的基礎性思想力量。

標識性概念為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奠定基石和提供核心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事實上，科學的理論總是表現為知識體系，知識體系是一種邏輯化的概念系統，具有內在秩序。知識體系有著不同層級的概念群，存在著不同層級的標識性概念。無論何種層級的概念群，其中的標識性概念總是作為邏輯基點，通過自身的統攝力使概念之間相互聯系、相互過渡、相互轉化，形成層次分明、有機統一的體系。不僅如此，標識性概念還在整個概念體系中居於樞紐位置，為知識體系提供引領。它能夠界定學科的基礎問題和指引學科研究方向，是知識體系的精神標識。當新的實踐經驗、新的理論觀點形成新的標識性概念時，它便會成為知識體系創新的突破口，推動知識體系的再造與完善，引發知識體系的迭代。更重要的是，標識性概念是知識體系“自主性”的標識和支撐。自主知識體系不可能建立在移植性概念的基礎上。標識性概念因為反映了主體自身獨特經驗、問題與價值，具有原創性、主體性、獨特性，因而使知識體系擺脫對他者知識體系的依附，具有自主之特質。

標識性概念為人們認識現實和改造世界提供規范和引領。作為創造性思維形式，標識性概念是聯結主觀認知與客觀現實，貫通理論思辨與社會實踐的重要中介。它既來自對重大現實問題和實踐經驗的本質性概括與抽象，又具有解釋現實、規范行動、引領實踐的價值與功能。一方面，標識性概念提供強大現實解釋力，為人們建構認知秩序和理解世界提供獨特視角。人類活動復雜多樣並處於不斷變化中，原初的經驗世界是混沌的、碎片化的，標識性概念通過高度抽象的學理概括，穿透事物的表象和偶然性，直抵其本質規定性。它還賦予人們獨特的認識框架，塑造人們所理解的現實世界圖景。另一方面，標識性概念提供強大規范力和引領力，為人們的行動定向。標識性概念作為成熟的理論范疇，其蘊含的基本理念和原則能夠為人們的行動確立目標和方向，提供具體規范和價值立場，也為實踐的反思與評估提供標准和尺度。科學的標識性概念具有“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相統一的理論品格。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作為理論核心的標識性概念，一經被人們接受並內化為自己的信念時，它便擁有了改變現實的物質力量。一個時代佔主導地位的標識性概念，往往決定了這個時代的實踐走向。

標識性概念為文明傳承與交流互鑒提供核心載體。人類的文明史，從特定意義上可被視為標識性概念的形成與傳承的歷史。標識性概念是人類心智在文化環境中創造性活動的結果，是歷史的產物、文明的積澱，存儲了一個文明所走的獨特道路、積累的核心經驗，因而成為該文明的標識。同時，在文明的后續發展中，它又總是被不斷注解，實現意義的“再生產”。正如董仲舒解《春秋》、王弼注《老子》、朱熹釋《四書》，儒道的標識性概念被不斷重構和賦予時代性。正因為標識性概念的文明標識和傳承功能，它也為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有效載體。一方面，標識性概念以凝練的話語形式，清晰呈現特定文明的核心特質與理論主張，使得文明傳播更具辨識度。以標識性概念為方法的對外敘事，能夠更有效地詮釋自己的理念，更好地表述自身故事，從而強化影響力和感召力，實現文明形象的自塑而非他塑。另一方面，標識性概念不僅僅是對某一文明自身問題、實踐經驗的特殊性之把握，同時也包含著對人類普遍性問題的獨特性解答。它承載了特定文明的思維方式，對解決普遍性、共同性問題提供了獨特的認知框架和路徑方法。因此，以標識性概念為紐帶，不同文明獲得平等對話的資格，真正成為主體間的相遇，從而找到對話切入點，走向深層文明互鑒，在這一過程中，標識性概念既守護特定文明自身的主體性，又搭建起文明間理解的橋梁﹔從解釋自身經驗出發，最終共同推動世界文明進程。

總之，標識性概念是理論體系的思想結晶，具有原創性、主體性、獨特性，有著自身生成的理論、歷史和實踐邏輯。它不僅為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奠定基石和支撐，為解釋現實和改造世界提供規范與引領，也為文明傳承和交流互鑒提供核心載體。在對標識性概念達到理論自覺的基礎上，我們要堅定地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偉大而生動的實踐，回應時代關切，提煉和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識性概念，“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界。

（作者：吳向東，系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