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十五五”中國經濟發展亮點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開創性進展、突破性變革、歷史性成就，中國答卷舉世矚目。通過持續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步伐，堅定不移推進高質量發展，我國經濟在向新向優中展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為世界經濟注入了穩定性。站在“十五五”開局的新起點上，如何讀懂我國經濟發展的亮點？如何更好把握未來幾年發展的方向和著力點？本期“對話經濟學家”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對此進行深度解讀。

從增長之速看發展質效

記者：2026年我國經濟增長目標為4.5%至5%，結合這一目標，您怎麼看經濟的質與效？增速變化的背后，折射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怎樣的特點？

鄭永年：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僅經濟基數大，總量也在不斷擴大。202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40萬億元新台階，即便按照4%的增速計算，也意味著有5萬億元以上經濟增加值，一年的經濟增量仍與一個中等國家一年的經濟總量相當。放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的國家，總共也僅有20個左右。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任何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數量型增長通常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基數小比較容易實現較快的增速。當經濟體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增速都不可能長期維持在高位。以美國為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過去20年絕大多數年份的實際GDP增速都在4%以下，長期平均增速僅為2%左右。

更為重要的是，今天我們追求的是高質量發展，強調“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主動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經濟增速告別兩位數的高增長，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長區間。這是在資源環境約束下的主動調整應對。因為若一味追求數量型增長，會給自身資源的承載力帶來嚴峻考驗，也會對勞動力結構、經濟整體質量等各方面帶來諸多影響，經濟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舉措推動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正在從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增長。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就是為了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總的來說，評價今天和過去的經濟增長，不能光看增速的不同，更要看到內涵的不同、背后發展邏輯的不同、發展質量和效益的不同。

“失速論”“見頂論”言不符實

記者：近一段時間，西方輿論場上又出現了唱空中國經濟的論調，某些媒體和學者鼓吹所謂“中國經濟失速論”“中國經濟見頂論”。我們應如何辨析這些聲音？

鄭永年：我國作為大型經濟體，隨著基數提高、底盤增大，增速放緩是一個自然過程，符合現代國家發展的普遍規律。

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可以說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被簡單定義為“經濟見頂”。總體來看，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經濟增長方式和動力機制一直在演進和發展。在長達數千年的農業社會中，勞動生產率始終處於非常低的水平﹔而后經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再到今天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每一次技術變革都形成了比前一階段更顯著的生產力躍升和更強勁的增長動能。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我國經濟向新向優發展，增長新動能正在持續釋放，並沒有顯現出所謂的“頂點”或“上限”。

面對所謂“中國經濟見頂論”的奇談怪論，我們需要真正關注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現有體制機制，能否持續推動發展動能轉換、支撐經濟增長，並為長期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較之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我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更加強調均衡發展、協調發展，更有利於實現平穩可持續增長。相比之下，當前美國“科技右翼”主張徹底放鬆甚至放棄監管，任由資本無序擴張，資本壟斷、貧富分化等一系列弊端日益凸顯。歷史地看，市場自由主義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並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

我國所追求的發展，是統籌考慮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兼顧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的發展。近年來，我國持續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協調並進。與西方不同的是，我們既認識到政府不能大包大攬，持續釋放經濟活力，又吸取了美國等經濟體的經驗教訓，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一系列突出結構性矛盾。我們要在激發社會創新活力的前提下保持有效治理，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長期來看，這樣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支撐長遠發展。通過高效的宏觀經濟治理和有力的體制機制保障，中國完全能夠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產業體系完整性是優勢所在

記者：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完整性”，您如何看待這一特征帶來的優勢？在產業向價值鏈高端躍升的過程中，我國的制造業基礎對經濟發展展現出強勁的支撐力，其作用表現在哪些方面？

鄭永年：從國際經驗教訓看，美國由於長期以來一系列戰略選擇偏差，逐步弱化了制造業，導致經濟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盡管美國仍保留了一部分高端制造能力，但中低端制造業已經大幅流失。英國則更明顯，幾乎放棄了完整的制造業體系。沒有了制造業，實體經濟被弱化，國民經濟也就失去了堅實支撐。

擁有強大的制造業基礎，恰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優勢。我國既推動傳統產業提質升級，又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加快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我國擁有全部的工業門類，這一優勢讓我們得以保有齊全的產業鏈條、巨大的市場規模。因此，必須堅定不移發展實體經濟、發展制造業，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雖然有的產業仍處於價值鏈低端環節，但我們並不會因此一退了之。像美國那樣單純追求高科技產業而忽視產業基礎和配套能力，並不可取。高科技產業中的高附加值環節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佔比是有限的。像鋼筋、水泥等傳統行業，同樣是制造體系和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因為它們不“高端”就簡單放棄。實際上，很多高科技產業對基礎工程和產業配套的技術要求也很高。在某些領域，產業體系的整體協同能力比單一技術突破更重要。一些看似基礎的產業不僅能為其他產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流程管理經驗，有的還是其他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鏈條環節。這些產業不僅要留住，還要發展好。

現代化產業體系涵蓋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三者之間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關系。新技術新業態可以賦能傳統產業，傳統產業也可以為發展新興產業和培育未來產業提供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一個真正有實力的經濟體，不僅要有高端制造、高端產業，也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和配套體系的完整性和協同性，從低端、中端到高端都要齊備，這樣的經濟體才具備真正的硬核實力，才更具韌性和競爭力。

人工智能應用場景豐富多元

記者：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快速發展，您認為在未來一段時期，人工智能將如何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我國在推動人工智能應用落地方面前景如何？

鄭永年：人工智能本身不單單是一種技術和工具，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方法、一種生態。雖然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個產業，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須與其他產業深度結合才能形成廣泛應用。

“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在於找到場景進行落地應用，實現數字技術、虛擬空間與實體經濟更好結合。我們常常看到的人工智能應用，比如人工智能驅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應用於醫學研究，甚至是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都是同具體的應用場景相結合。加快推動人工智能落地應用，能夠更好地提高生產效率、賦能傳統產業、催生新產業新業態，促進形成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新形態。如果我們不重視應用場景，不能實現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會導致資源錯配等問題，容易引發“一哄而上”的非理性投資，這一點需要特別警惕。

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的人工智能發展呈現出“閉源”“精英專屬”等特征，發展空間受限。此外，盡管美國在一些高端產業依然有優勢，但由於其自身制造業基礎較弱，本土缺少部分生產制造環節，導致本土應用場景不足，只能向外部尋求應用空間，需要更多借助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制造業較強的發達經濟體的應用場景。

反觀國內，人工智能落地需要的應用場景，正是我們的重要優勢所在。我國不僅市場規模龐大，而且應用場景豐富多元，這一優勢為發展人工智能提供了獨特機遇。包括DeepSeek大模型在內的人工智能產品和技術，被全球廣泛關注和使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國家。

各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一定程度上是對實體經濟空間和數字經濟空間的競爭。我國要抓住發展機遇、發揮既有優勢，加快培育和開放應用場景，深入推動人工智能從技術供給到市場需求之間更好匹配，為增強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提供有力支撐。

為世界提供“開源式”發展范式

記者：“中國人經濟”這一提法近來進入大眾視野引起廣泛關注。在您看來，“中國人經濟”背后體現出怎樣的發展邏輯？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能為世界各國發展提供什麼借鑒？

鄭永年：隨著國際分工持續深化，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歷史進程。無論是早年的歐洲、后來的北美，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在追趕這一世界潮流的過程中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就。“中國人經濟”是體現我國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提法。新形勢下，我們不僅要做大做強中國經濟，也要做大做強“中國人經濟”，在關注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時，也要重視國民總收入（GNI）、海外收益、全球布局。

在我看來，“中國人經濟”的意義，不僅是能為經濟增長拓展增量空間，更在於它體現了一種“開源式”的發展邏輯。“中國人經濟”絕不只是簡單地“走出去”，更關鍵的是走出去之后做什麼。比如，中國企業沿著“一帶一路”走出去，實質上是中國產能、技術和發展經驗“走出去”，以一種新的方式影響和改變世界。從更深層次上來說，“中國人經濟”蘊含著中國自古便有的“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今天中國發展起來了，但我們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抽掉，大搞壟斷，不讓別人發展，也不會像那些國家一樣，在經濟學理論、發展模式等方面以自有標准強加於人。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戰爭、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具有擴張性、侵略性甚至野蠻性，其最大弊端就是以資本為中心，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導致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貧富差距過大、兩極分化嚴重。二戰結束以來，殖民體系早已瓦解多年，但有很大一部分國家依然沒有發展起來，特別是長期處於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下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實現發展。

我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選擇了和西方現代化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為各國提供了一種“開源式”的發展范式。我們不會把自己的現代化經驗作為單一固定模式輸出強加給別人，而是以更加開放的態度，讓其他國家根據自身文明、文化和國情的需要，對發展經驗進行調整、吸收和再創造，找到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我們自己不照搬照抄別人的經驗，同時允許其他國家借鑒我們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也可以看作是我們的“共同富裕”理念向國際層面作的某種延伸。如果只是我們富了，而其他國家長期陷於貧困，會加劇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局面。隻有當我們富裕起來、其他國家也逐步富裕起來，中國與各國才能真正實現互利共贏，這樣的富裕才是可持續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為各國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也為世界經濟帶來新機遇、注入新動能。

（採訪：中國經濟網記者 馬常艷 李月華 整理：本報記者 李子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