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服務國家正當其時

【社科發展大家談】

時鐘撥回到10年前。2016年5月17日，一場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具有引領性、標志性意義的重要會議在北京召開。“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令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倍感振奮、深受鼓舞。

10年來，我國世界史學者牢牢把握時代脈搏，緊緊抓住歷史機遇，力求跳出西方話語和框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產出一大批緊扣國家和時代需求、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厚重成果。從事歐洲史研究尤其是德國史研究30余年的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邢來順對此感受頗深。在和風送暖、草木蔥蘢的時節，記者採訪了這位始終以現實關懷為導向、以服務國家為初心的學者，聽其娓娓講述過去10載世界史學科在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征途上砥礪前行的不凡歷程。

冷門不“冷”：發揮世界史研究的現實功用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些學科看上去同現實距離較遠，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從社會認知、就業對口度來看，世界史似乎就是這樣一個“冷門學科”，離我們的生活非常遙遠。對此，您怎麼看呢？

邢來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了解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史。中國世界史學科萌生於19世紀中葉，彼時的中國在英法等西方列強侵略壓力下“開眼看世界”，以一種悲劇方式開啟了中國認識外部世界的歷史。而其真正創立和發展則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由於其以外國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獨特性，研究隊伍長期保持著較小的規模。盡管如此，中國世界史學科自萌生之日起，就有著關切現實、服務國家、共振時代的傳統。在近代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裡，世界史研究始終與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歷程同步。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世界史學者積極探討西方先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經驗與深刻教訓，以便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參照。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我國與世界聯系的日益緊密，世界史學科進一步獲得強勁動力，形成大國崛起、全球南方及文明交流互鑒等研究的新熱潮。

從社會認知和就業對口度看，既“古”又“洋”的世界史與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日常關聯度不高，就業面窄，似乎應歸入“冷門學科”。但其實不然，世界史離我們的生活並不遙遠。無論是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還是留學生求學、個人出境旅游，都需要了解對象國的歷史傳統、文明特質等，要具備一定的“知外能力”。就個人成長而言，世界史不僅可以開闊視野，認識不同國家和文明的發展道路，厘清當今國際局勢演變的來龍去脈，而且可以通過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遷等歷史經驗的學習，在職業選擇和人生規劃上更好地把握時代趨勢，增強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能力。因此，從國家發展、時代需求、個人成長等多重維度來看，世界史不僅不是“冷門學科”，而且是國人必須具備的核心素養。

記者：在當今社會，隨著中國自身影響力日益增長、與世界聯系愈發緊密，國人對世界歷史知識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國家需求也越來越凸顯。世界史研究如何發揮其現實功用，展現應有的社會功能，又該如何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呢？

邢來順：世界史不僅承擔著鑒往知來、資政育人的職責，還擔負著探索和解釋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重任。世界史研究要發揮社會功能，就必須推動學術研究走向社會大眾，將學術成果大眾化。要構建系統的世界史教育，提升大眾“知外能力”，以照應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現實。在教育領域，要強化基礎教育中的世界史通識教育，在大學中開設世界史通識課程，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在社會領域，要通過通俗讀物、紀錄片和新媒體等多種路徑，向全民普及世界史知識。在這方面，著名歷史學家錢乘旦先生做得很成功。他不僅在北大開設“大國崛起”課程，講授頗受學生歡迎的世界大國興衰史，而且以該講座為藍本出版相關著作，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

世界史研究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要求研究者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尤其關注與國家發展戰略緊密相關的重大問題，例如現代化道路、大國興衰、文明交流互鑒、全球治理等現實議題，探尋其深層次的歷史根源和發展脈絡，為國家外交政策制定提供學術支撐。我們要借鑒外國成功的經驗，吸取他們失敗的教訓，為中國發展提供參考借鑒，如此研究才更有意義。

成果豐碩：理論方法創見迭出、不斷拓新

記者：10年來，我國世界史學者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為著力點，推動世界史學科取得哪些明顯進展？推出了哪些標志性成果？

邢來順：我國世界史研究形成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中國視角為核心、以整體史觀為框架、以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為目標的發展格局，學科基礎進一步夯實。

在研究課題方面，積極回應時代需求，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獲批。例如，為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近代以來世界變局與中國發展研究”“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國際體系研究”等重大項目陸續啟動﹔為闡釋人類文明和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亞洲多元文明起源比較研究”“近現代非洲國家現代化道路研究”等重大項目獲批立項。

在人才培養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養機制，建立起陣容比較完整的世界史教學科研隊伍。截至目前，我國已經擁有35個世界史一級學科博士點，另外有33個單獨的世界史一級學科碩士點，幾十個世界史博士后流動站。

在研究成果方面，錢乘旦總主編的大國通史系列，立足中國視角，全面系統地呈現英、德、法、日等國的歷史發展，初步確立起這些大國歷史書寫的中國話語。新的美國通史的編撰也在進行中。由其主編的《新世界史綱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為指導，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敘事框架，突出非西方地區的歷史貢獻，成為中國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拓荒之作。侯建新主編的多卷本《歐洲文明進程》是英語世界之外首部由中國學者主導撰寫、目前最為系統完備的歐洲文明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國歐洲文明研究的前沿水平。劉作奎主編的《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全景式呈現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宏大畫卷，同時突出東方戰場的貢獻，構建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敘事。此外，一批世界史著作入選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世界史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成果數量也不斷增加。中國世界史研究正在實現從“西方化”到“中國化”再到“國際化”的學術自覺。

記者：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永恆主題，也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10年來，世界史學科在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上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邢來順：10年來，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世界史學科在研究視域、理論和方法上呈現出一股創新潮。

研究范式和研究視域不斷拓新，形成從單一民族國家和帝國中心范式向全球史、跨國史、文明交流史等歷史敘事范式格局的多元轉向。由此而來的是人們對世界歷史認知的新突破：“全球南方”與非西方文明的主體性得到關注，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解釋框架遭到挑戰，多源現代性路徑開始生成﹔中國視角的世界史敘事日益凸顯，中華文明對世界歷史的突出貢獻和影響得到充分表達。與此同時，中國周邊國家史、醫療社會史、生態環境史、海洋史、情感史等新研究領域得到拓展。

理論創新進展明顯，開始出現從范式移植到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學術自覺。一是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構建世界歷史縱橫發展整體史觀和“一元多線”發展史觀，既承認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又尊重不同文明的特殊性。二是從中國歷史經驗出發，以“多源現代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原創性概念拓展理論空間，構建中國自主的世界史知識體系。有學者依據“多源現代性”概念對歐洲啟蒙思想家的中國知識生產進行研究，指出中歐文化相遇造成的思想交融，傳統與現代交融、東西方貫通，是全球現代性起步的前提。“西化現代性”和西方單線進步史觀由此被消解。

研究方法與時俱進，跨學科研究常態化，數智賦能於傳統研究的效果開始顯現。在生態環境史、醫療社會史等研究中，帶有跨學科特征的成果不斷涌現。例如，在黨和國家特別關注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治理的大背景下，本人曾借助醫學和政治學等學科方法，對德國鄉村醫療改革與現代鄉村醫療體系的建立進行探討，指出建立以轄區醫生制度為核心的鄉村地區醫療網絡和實施鄉村醫療保險的重要性。另外，研究資料和成果的數字化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在文獻整理、文本識別等領域的使用，也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

士以弘道：以本真學術追求回應國家需求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世界史作為一門研究外國歷史的學科，如何立足本土、發揮優勢，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向國際學術界提出中國學者的獨到見解呢？

邢來順：立足本土，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就是堅持中國的學術主體性。一是堅守經世致用和整體觀照的治史傳統。要突出世界史研究服務於國家和時代的取向，賦予其現實追問意識﹔與此同時，要從整體上思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的關聯性，避免短視和碎片化研究，以宏闊視野探索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二是在世界文明進程敘事中，反對西方二元對立邏輯，推崇中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共生理念。從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關切出發，指出人類文明多樣性和現代化道路多樣性，突出亞非拉文明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

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就是打造易於被國際學術界理解和接受的原創性、標識性概念和范式。例如，重新定義西方的“民族國家”“帝國”“現代化”等核心概念，提出“文明交流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原創性概念﹔用“多元文明互動”取代“西方中心主義”，用“文明交往共生”取代西方“強權政治”規則，用“多源現代性”取代“西化現代性”，以此構建中國話語的世界歷史敘事，呈現中國學界的獨到見解。在這方面，本人曾做過一些嘗試性努力。例如，在對德國現代化道路的探討中明確否定了西方學界的“西化”之說，指出德國現代化“固然存在一種與歐洲乃至世界現代化大勢的同頻共振，更多的卻是對其自我特性的堅守”，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邏輯﹔在歐洲歷史的統一與分裂問題上，指出西方學界以歐洲統一為指向的選擇性敘事有悖於歷史歐洲的分裂事實，認為歷史歐洲“只是一個軟性文化認知之上的觀念統一性和剛性的客觀政治分裂性結合起來的矛盾體”，因而“始終無法形成像中華文明那種大一統的局面”。

記者：在您看來，如何將個人對學術的追求與國家的需求有機結合起來呢？

邢來順：以本真的學術追求回應致遠的國家需求，把個人學術生命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世界文明對話的大格局中，是新時代世界史學人的歷史使命和最高的學術榮光。具體而言：一要守正。要持守中國傳統家國情懷和價值理念，在夯實專業研究基礎的同時，堅持經世致用，把個人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將求真、求新的學術探尋服務於國家需要，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更懂中國。二要創新。要敢破敢立，打破西方學術霸權，以文明交流互鑒、多源現代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理念重新闡釋世界歷史進程。三要致力於推進中國學術國際化。要用國際學術界聽得懂、信得過的學術語言宣傳中國觀點，使世界史成為闡釋中國立場和價值觀的重要國際場域。總之，個人學術追求應該契合於國家需要，將小我融入大我。隻有關注現代化道路、大國興衰、文明交流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歷史智慧，個人的學術事業方能呈現蓬勃生機和活力。

（記者 周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