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的地方官學與釋奠禮儀

　　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學雖見於先秦經典，但在全國普遍設立始於唐宋時代。儒家將教化作為地方治理的根本。而州縣官學則是地方官府最重要的教化場所，既是教學也是禮儀的空間，合稱“廟學”。釋奠禮、釋菜禮、鄉飲酒禮、養老禮等都可能在官學舉行，而釋奠禮則是最隆重的禮儀活動。從唐代到兩宋，儒學的主題雖有轉向，但儒學在地方不斷普及、下沉卻是不變的趨勢，這其中學校的普及與發展、釋奠禮儀的逐漸固定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儒學的傳布、下沉，讓中國傳統國家的政治根基得以不斷強化。

　　孔子在釋奠禮中地位的確立與唐代州縣學的發展

　　《禮記·文王世子》雲：“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故儒家稱“學”者必有祭祀先聖先師的空間﹔而稱文廟、孔子廟者，也是講學之所，兩者在兩漢魏晉已漸不可分。按照鄭玄的解釋，周公和孔子都可以是先聖。孔穎達也未對先聖是誰給出定論。歷朝釋奠禮的崇祀對象多有反復。東漢以降或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或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唐太宗貞觀初年，在房玄齡等人的建議下，唐廷將周公從釋奠禮中移出，確定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不久，詔令天下州縣“皆作孔子廟”。至此，孔子在學統中的至高地位最終確認。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孔廟又稱文廟。唐玄宗要求地方州縣每年春秋各行一次釋奠禮，冬季則行鄉飲酒禮。唐代地方官府雖定期舉行釋奠禮儀，但社會呼應尚不足，講學之風也未盛，禮儀功能遠大於教學功能。到了中晚唐及五代，隨著中央權威的下降，地方藩鎮往往以財稅與兵事為先，使得這些建筑失於維護。在興旺的佛寺道觀映襯下，顯得格外破敗。而以韓愈為代表的士大夫主張復興儒學，並將地方文教視為重拾治道的重要途徑。

　　五季亂離，中原及北方地區兵火迭起，斯文掃地。但南方相對安定，部分政權能先於北方走出武人政治，重振文教。他們一邊吸引北方士人，一邊在境內州縣崇儒建學。例如前蜀建立者王建就提出“國之教化，庠序為先”，要求各地重修文宣王廟，以時釋奠。這些政策為后蜀繼承。后蜀刻印九經，借由州縣學校傳布，令蜀地成為文教昌盛之地。南唐政權以唐王朝正統自居，在轄境內遍設學校。這些都為北宋建立后全面轉向文治奠定了基礎。

　　宋代地方官學的蓬勃發展

　　北宋建立后，南方各國的藏書匯於開封，為文教振興打下基礎。但州縣學校起初並未得到充分重視。個別州縣長官在政事之余看到舊學破敗不堪、不庇風雨后，才努力籌措經費，或翻新展基，或改址重建。宋太宗即位后大興文教，進一步搜訪圖書﹔組織人力校勘、編印唐代《五經正義》等。同時，宋太宗大幅增加了科舉錄取的名額，大力提拔及第士子。於是，越來越多的地方精英投身科舉。隨著讀書應舉的士子增多，各州縣有更多儒學教育的訴求，地方社會也就有了越來越強的動力配合州縣長官新建或擴建學校。新學建立后，州縣官可向中央申請釋奠禮所需禮器、教學用的經書刻本。至宋真宗朝，宋廷再加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多次下詔要求地方州縣興修，並給生徒達到一定規模的州縣學頒賜九經。

　　在國家倡導和地方呼應下，州縣學校開始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然而興修容易，維系難。有些州縣先有了孔廟，只是逢典禮時偶有講學活動，操持較易。若教學活動到了一定規模，聘請教授、購置教材，供給幾十甚至數百個生員的住宿、飲食，就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財力。當時州縣學經費來源十分多元，除了中央撥款和地方財政，常須社會捐贈，長官為辦學捐出私俸也十分常見。但即便興修時經費充裕，由於知州和縣令的任期通常不足三年，繼任者能否長久維系仍是始建者擔憂的問題。為了讓廟學能長久運營，在營建之初就購置學田，以租供學，成為當時主要的解決辦法。到了仁宗朝，宋廷又多次給地方州縣學撥地或撥款購地。例如，天聖末宰相王曾罷相后受優待，回老家青州擔任知州。他回故裡后興建青州州學。而宋仁宗為表示褒寵，賜予圖書、頒賜學名、賜公田三十頃以為學田。

　　北宋全國修建地方學校的高潮正是出現在宋仁宗朝。以范仲淹、歐陽修等為代表的士大夫雖受益於科舉取士增加得以躋身高位，卻激烈批評當時的科舉制度和地方行政舍本逐末，不能有效推行教化，不合聖人之道。他們認為教化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催征錢糧、聽訟斷獄表面重要卻都屬於末事。當時科舉已允許士子投牒自薦，但士大夫們對國家難以在考試之前先行教化並考察士子之行實十分憂慮。因此，他們主張回到為治之本，重新將州縣學校置於地方治理和人才選拔的根本性位置。慶歷三年，宋仁宗號召在全國興學,並要求士子在學校學習三百天以上才能參加鄉試。從此，科舉與學校逐漸綁定了起來。當時大多數士人都希望由學校來考察人才，士子由縣而州，由州而中央，逐層升遷，最終讓朝廷的人才均自學校而出。這一構想一度在北宋中后期的新法運動中付諸實施。但在南宋，士子無論在學與否皆可應舉。學校與科舉的完全綁定到了明清才最終實現。

　　釋奠禮中理學系譜與地方文脈的凸顯

　　程朱理學在南宋后期取得了儒學正統的地位。兩宋州縣學在不斷發展的同時，釋奠禮崇祀對象也在不斷調整，最終體現出程朱的理學系譜。與此同時，各地又不斷挑選地方先賢進入州縣廟學成為崇祀對象，努力呈現本地的“文脈”。

　　唐貞觀后，廟學供奉先聖孔子，並以顏回配享。但與佛道及其他神祇崇拜不同，儒家的釋奠禮並非人神交涉。自孔子、顏回以及從祀的孔門后學，都是作為士人的榜樣而被崇祀，意在喚起士子向學之心。這就為挑選近代和本朝大儒進入廟學崇祀序列提供了前提。北宋人推重孟子與韓愈。宋神宗以孟子配享孔子，又將韓愈納入從祀的序列。宋徽宗為表示恢復新法，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形成顏回、孟子、韓愈、王安石四人同配享的格局。欽宗即位后再廢新法，取消王安石的配享。至宋理宗時，再以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程朱理學一系的本朝儒者從祀孔子。宋度宗時，最終形成顏回、孟子、曾子、子思四人配享，從祀者又增加司馬光等人。廟學崇祀格局完全體現出程朱理學的傳承譜系。

　　從北宋中期開始，各州縣漸漸開始在廟學空間崇祀本地鄉賢。例如平江府學有范文正公祠，以安定先生胡瑗配享，每逢釋奠禮亦“焚香拜首”。哲宗紹聖初，福州州學已有先賢堂，崇祀陳襄、鄭穆、劉彝、周希孟和陳烈等五人。他們或經科舉入仕，成為名宦﹔或未出仕，卻以學問名世。此后又增加了陳祥道、柯述、劉康夫、鄭俠、常袞和王祖道等。總之，這些人允政允學，都能代表本地儒學傳統，亦為在學士子之表率。當然，若州縣有年代更早之儒學先賢，就更容易被樹為本地文脈之源。例如，孔門十哲之一的子游是吳人。唐宋時代，大家相信他的籍貫具體就在蘇州常熟縣。慶元二年，朱熹門人孫應時於常熟縣學立子游祠堂，舉行了隆重釋奠禮，並請朱熹撰寫記文。鄉賢進入廟學后，就成為地方社會的典范。在讀學生和在地士人都通過釋奠釋菜等禮，與之建立了私淑、效法的關系。廟學既起到了團結地方士人的作用，又通過全國一致的文教體系，強化了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

　　州縣官學是儒家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因民眾日漸熏習，士大夫的文化圈層不斷外擴，儒家意識形態最終扎根地方。從唐到北宋，再到南宋，雖然廟學發展的節奏不一，廟學崇祀對象幾經變更，但不變的趨勢是地方釋奠禮儀越來越固定，地方士人的數量越來越多，學校的規模越來越大，政府通過學校與地方社會的聯系也越來越強。到了南宋，各地通過崇祀地方先賢塑造本地的儒學系譜、文脈成了一股潮流。他們以凸顯“地方”特征的外殼，實現了與中央的內在統一。因儒學的傳布、下沉，中國傳統國家的政治根基不斷強化，而廟學作為空間載體，起到了與科舉制度發達、印刷技術普及幾乎同等重要的作用。

　　　　（作者：丁義玨，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