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將“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列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之一，並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是我們黨針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提出的實踐課題，是對經濟發展規律性認識的重要成果，是新征程上續寫兩大奇跡新篇章的重要保障，深入探究其提出背景、內涵特征和實現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深化及其內在邏輯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黨領導人民在實踐探索中不斷深化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從市場、政府作用擴展為市場、政府作用以及經濟秩序，標志著我國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刻畫從聚焦經濟運行機制深化為同時涵蓋運行機制、過程與結果﹔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策重心從著力構建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階段進入充分釋放市場體系內在功能與效能的階段﹔從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反映了政府對經濟運行的管理從以風險防范和秩序穩定為主的維度拓展到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協同維度。

從理論邏輯看，政府和市場關系始終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議題。西方理論常在“國家干預”和“自由放任”之間搖擺。例如，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斯密的《國富論》強調自由主義，德國歷史學派強調國家干預，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強調自由主義，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強調國家調節，等等。這一反復搖擺的演變過程也表明：理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超越簡單的“二分法”框架和“板塊結合”范式，著眼於系統融合與功能協同。

從歷史邏輯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究其根本，在於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持續推進政府和市場關系調整。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生深刻變革：微觀主體的經濟選擇權不斷擴展，市場機制的作用日益凸顯，同時政府的戰略規劃、宏觀調控、產業政策能力也不斷提升，形成政府和市場相互賦能的良性互動，構成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推進的重要制度優勢。

從實踐邏輯看，“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對標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等更加高遠的目標，當前經濟體制還存在若干需要完善的方面，如加強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充分發揮內需潛力等。新時代新征程，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才能形成與戰略部署和重點任務更相適應的經濟秩序。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的內涵特征

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是從理念、方法角度進行表述﹔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是從績效、結果角度進行表述。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落腳點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最終指向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其內涵可從如下方面理解：

“放得活”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指向是減少政府對市場機制的直接干預，強化政府對市場運行的賦能作用，從而促進商品和要素更加暢通地流動，持續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最終將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建立在資源配置效率的持續優化上。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為此提供了深刻例証。現階段，我國農村勞動力主要通過農民工這種方式實現大規模非農化流轉，這本質上是市場對“第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顯著高於第一產業”這一信號的回應。然而，當前勞動力在城鄉、區域、產業間充分流動仍存在一定障礙，勞動力市場存在比較明顯的分割特征。近年來，我國通過持續深化相關領域改革，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賦能市場本身，而不是直接配置勞動力，正是“放得活”的關鍵實踐。

“管得好”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作用不僅在於彌補市場失靈，穩定經濟增長和社會秩序，而且在於從整體和長期目標出發，為經濟運行提供戰略引導和協同工具。“管得好”既是指政府能夠對可能導致經濟波動的因素進行預警、防范和回應，即“管得住”經濟運行中的可能風險，也是指政府能夠對成長性、引領性的因素進行充分賦能，即“推得出”經濟運行中的新增長點。現階段，我國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與科技創新能力緊密關聯。科技創新是系統工程，取決於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機制以及基礎研究向應用研究的轉化機制。基礎研究對於科技自立自強至關重要，但往往具有周期長、投資大、風險高、外部性強等特征，需要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依靠新型舉國體制推進基礎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同時依靠產業政策、金融政策、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等提高基礎研究轉化效率，這對於我國推進創新強國建設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實踐價值。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強調政府和市場作用的辯証統一、有機協同。“放得活”與“管得好”互為條件、相互賦能。隻有“放得活”才能“管得好”，隻有市場作用充分發揮、微觀主體富有活力，政府才具有更強的財政動員能力和公共產品提供水平。隻有“管得好”才能“放得活”，隻有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增強，各類微觀主體才能對經濟活動形成穩定預期，才能形成投資、創新、消費的充分激勵。我國作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超大規模經濟體量和地區發展差異性的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同時兼顧激發活力與維持秩序。“放得活”強調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充分激發地方和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因地制宜推動經濟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管得好”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經濟實現發展性、共享性、可持續性的良好結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統籌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提供了根本保障。因此，我國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既有現實必要性，也具備制度可行性。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的實踐要求

在微觀層面，著力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持續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推動城鄉勞動力主要依據工資等價格信號進行自發流動﹔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願有償退出的辦法，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豐富金融產品供給，強化資本要素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支持力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健全數據基礎制度，完善數字確權、定價、交易、治理等體制機制，強化數字技術對資源配置的賦能作用，發揮數字技術在信息對接、市場擴展中的積極作用。

在中觀層面，著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新征程上我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必須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加快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不僅需要各級政府在基礎研究投入、市場秩序維護等方面發揮保障功能，而且需要各類企業依據市場需求變化開展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在這一過程中要最大化發揮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協同推進效應。加快完善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政府績效考核與激勵機制，將就業創造、創新成果、城鄉融合、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等因素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激勵地方政府不僅關注短期增長，更要致力於培育區域長期競爭力，構建既充滿活力又規范有序的區域經濟生態。

在宏觀層面，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國推動經濟發展本質上是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戰略引領與區域協同方面，依靠不同類型規劃的有機組合確保發展路徑的連續性與系統性，通過產業協作、對口支援等機制將區域協調發展的頂層設計轉化為發展實踐。同時，必須立足於發展目標和時代變化，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方面，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方面，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在經濟運行制度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宏觀調控工具體系，增強宏觀政策協同性，提高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等。

（作者：高帆，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