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制瓷業現代化的初步探索與歷史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業待興，經歷百余年衰微的傳統制瓷業，也在這一歷史轉折中迎來新的生機。隨著“建國瓷”工程的實施，中國制瓷業現代化轉型的序幕悄然拉開。根據周恩來批示、由輕工業部和文化部直接組織領導，於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正式設計、1953年試制成功並批量生產、至1954年國慶五周年前最終完成專為國宴場合設計的餐具——斗彩中餐具與青花西餐具。該工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次系統而成功的制瓷業現代化實踐，它從觀念、制度與技術層面推動陶瓷生產實現根本性創新，其經驗至今仍值得總結和借鑒。

觀念變革：從宮廷御用到人民日用

1950年初，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通過了輕工業部年度工作計劃，將陶瓷工業列為八項中心工作之一，並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心人主張特制建國陶瓷，銷行國內外，並可爭取若干外匯。”（《中國工業五十年——新中國工業通鑒》下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6頁）2月，時任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主持召開陶瓷座談會，徐悲鴻、凌其峻、高庄等專家應邀出席，共同商談相關問題（《黃炎培日記》第11卷，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會議商定了若干制造原則，征集到部分專家的設計圖樣與意見，計劃與文化部協同合作。

隨后，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積極響應，圍繞瓷器的創作理念與實踐路徑展開探討。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在致清華大學高庄、莫宗江、王遜的信中指明：“我們真正應當努力之處，在試制（創作）新中國瓷。此可由國家定制，尤要在民間普遍燒制。”並誠邀高庄赴中央美術學院主持陶瓷科，以期汲取古瓷中各種優美元素，實現“制成多種成本減輕，效果甚好之新陶瓷”的願景（《徐悲鴻書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頁）。與此同步，黃炎培與有關學者討論新中國瓷擬定辦法時，林徽因“力主紀念品須切於實用，才會普遍推行”（《黃炎培日記》第11卷，第18頁）。在參觀相關資料展覽后，高庄、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王遜、莫宗江聯名提出意見，一致主張應立足新民主主義經濟文化建設與人民大眾的實際需求，提出“省工、省料、好用、好看”四項原則。莫宗江還強調，新中國瓷“應該是與人民大眾的生活密切相關，是人民生活中必需的日用品”。高庄和王遜主張，作為新中國的創舉，“必須澄清陳腐的傳統觀念”，在制作過程中加強正確的原則性領導（李津勛：《藝術家的理想——創制新中國瓷》，《河北陶瓷》1987年第3期，第15~17頁）。

至此，設計觀念與方向已漸趨明朗。盡管具體器型品類尚未選定，但據輕工業部后續制定的《建國瓷設計計劃》，其基本設計原則已然確立。在綜合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提出：器物造型應在實用的前提下，“力求能表現我國造型藝術上的雄偉、朴實的風格”﹔裝飾方面則“力求活潑、優美、壯麗”，同時“避免隨便使用紅星、鐮刀、斧頭等作為裝飾，及盲目仿古的傾向”（《中國現代設計先驅：鄭可研究》，山東美術出版社2021年版，第247頁）。由此定下清晰而堅實的美學與思想基調。這一系列原則的確立，標志著指導思想上的根本性轉變，既打破了古代官窯的“貢品”邏輯，又超越了傳統手工業的仿古風氣，進而形成了考慮人民需求、採用民族風格、立足實用功能的設計理念。這種觀念上的現代化，為制瓷業從傳統手工業向現代輕工業轉型奠定基礎。后因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按中財委指示暫停這一制瓷計劃。

制度創新：“委員會”模式與跨部門協作

1952年8月，中財委同意撥付20億元經費，該工程得以重啟（《黃炎培日記》第12卷，第24頁）。輕工業部隨即制定實施方案，擬分設計與制作兩步推進。9月，經輕工業部與文化部共同商議，決定委托中央美術學院承擔設計任務，並於10月成立由26名相關領域專家組成的設計委員會。該委員會由鄭振鐸擔任主任委員，江豐、張仃任副主任委員。結合我國制瓷傳統與當時技術條件，選定以景德鎮為產區，依照相關部門擬定的餐具開展設計與試制工作（張守智：《建國瓷的設計、試制與生產》，《裝飾》2016年第10期，第50~51頁）。

設計委員會成立后，主要以工作室的形式來推進設計工作。工作室依托中央美術學院組建，下設設計、資料、總務三組，祝大年主持室務兼領設計，高庄負責資料，鄭乃衡負責總務。在輕工業部的組織領導下，取得一系列實質性進展：1953年1月，在中央美術學院召開陶瓷工業技術座談會，邀請景德鎮技工代表參與交流，了解產區技術情況，進一步明確新中國瓷的目的與要求，並組織了旨在提高技術的參觀活動﹔2月初召開常務委員會議，檢查前期工作成果，規劃后續推進方向﹔2月底在京舉辦了為期三天的設計圖案陳列展，邀請藝術工作者及相關機構代表參觀評議，經各界人士參觀評議，就評選標准達成一致。評選出的80余幅圖案經周恩來審閱后，獲准交付景德鎮試制樣品（《黃炎培日記》第12卷，第123~133頁）。

在具體制作層面，輕工業部派出先遣工作組赴景德鎮產區，統籌人力與原材料等前期准備。設計委員會則選派祝大年組建起由中央美術學院陶瓷科師生10人構成的工作小組，將初步選定的圖案帶往景德鎮先行試制。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高度重視，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領導下，於1953年3月成立景德鎮制作分會，並專設辦公室具體主持樣品試制與后續生產事務。該辦公室從當地生產合作社中選拔優秀技術人才，組建專項生產班組，依據個人特長分配制作任務（張守智：《建國瓷的設計、試制與生產》，第54~55頁）。

通過中央與地方的緊密聯動、行政力量與專業智慧的有效結合，這種組織架構高效整合了全國范圍內的設計、生產與人才資源，不僅探索出一條由國家主導、多方協同的傳統工藝現代化創新路徑，為突破傳統手工業封閉、分散的生產狀況，實施系統性的技術改造和標准化生產提供了關鍵的組織保障，也為后續國家重大工程的實施積累了寶貴經驗。

技術革新：從經驗傳承到科學分析

設計工作基本完成后，輕工業部明確材質沿用傳統灰釉硬質白瓷，生產則採用景德鎮傳統手工制瓷工藝。工序流程主要分為原料、成型、裝飾、燒窯四個環節，在形式上與清代乾隆年間唐英《陶冶圖說》中記述的官窯制瓷工藝大體一致，但在每一環節的具體操作中，均有針對性地引入現代科學方法，部分技術攻關更是專為此次工程而開展。此番試制與生產，不僅是對傳統工藝的系統恢復，更是在科學指導下的發展與創新。

技術與人才並重，是該工程所體現的制瓷業現代化轉型的一個顯著特征。技術方面，在繼承傳統精選原料工藝的基礎上，系統開展物理性能與化學成分的科學分析，並組建專門研究小組進行工藝試驗。燒窯工藝上，在沿用傳統柴窯的同時，注重實現窯火的完全燃燒與還原焰的充分利用，還積極探索以煤代柴能源替代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成就，是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與輕工業部所屬上海工業試驗所聯合地方技術力量，成功研制出專用坯釉，並撰寫《建國瓷坯釉研究報告》，為生產工藝的科學化與標准化提供了關鍵依據。人才方面，秉持匠人經驗與現代知識相融合的理念：一方面著力發掘民間陶瓷美術藝人，通過成立陶瓷美術研究小組、坯釉研究小組和加工聯合生產組等機構，充分汲取其精湛技藝與豐富經驗（《江西日報》，1954年3月12日第三版）﹔另一方面組織培訓班開展人才培養與技能提升，在中央美術學院師生與地方政府協同推動下，從各工藝美術合作社和私營瓷廠遴選一批成就卓著的老手工藝人及有發展潛力的青年技工，集中參與學習與培訓。

標准化作為現代工業生產的核心組織手段，在試制階段就已初步引入。典型實踐有：尺寸與造型依據科學測算坯體收縮率，精確繪制標准制坯圖紙﹔成坯工藝則通過集體研究制定規范化操作方法，確保坯體厚薄實現標准、統一、適用﹔彩繪用料方面實行統一配料與磨制工藝，尤其對“珠明料”等珍貴顏料進行集中調配與質量管控﹔裝飾工藝上由王步、段茂發等著名藝人牽頭定稿，並依據鉛印過稿圖紙進行分工繪制，保障畫面風格與工藝標准的高度一致（張守智：《建國瓷的設計、試制與生產》，第54~56頁）。這些舉措從技術規范、生產流程到藝術表現均建立起統一標准，初步構建出制瓷業從經驗主導轉向科學規范的現代化生產模式。

“建國瓷”工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一項重要的國家文化項目，其意義遠超瓷器生產本身，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在邏輯與創新路徑。通過觀念、制度與技術三個層面的系統性變革，成功探索出一條傳統工藝現代化轉型的可行道路。正如《景德鎮陶瓷史稿》中所評價的，“以民族形式及大眾方向，作為藝術標准，以表達出新中國的蓬勃氣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56頁）。這一探索不僅為國家禮儀活動提供了物質載體，更塑造出蘊含民族特色和時代精神的審美典范，其所彰顯的人民性、科學性與民族性相統一的原則，以及多方協作、尊重匠人、重視科技的方法，是歷史文化與創新智慧有機結合的生動體現。

（作者：龔世豪，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