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個“新”中讀懂中國經濟

觀察中國經濟，不僅要看發展之“形”，更要把握決定走向的“勢”和“理”。當前，復雜的宏觀數據背后，一面是“供強需弱”的現實矛盾，一面也積蓄著向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深層動力。展望2026年，中國經濟到底會有怎樣的走向？宏觀政策又該如何在穩當前與謀長遠之間取得平衡？為解答好這些問題，本期“對話經濟學家”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劉偉從新形勢、新矛盾、新政策、新規律、新模式等維度，進行深度解讀。

新的形勢分析—— 把握三個關鍵詞

記者：近期，2025年中國經濟數據已出爐。結合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判斷，各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在頂壓前行中呈現了“大盤穩住、結構向優”的態勢。您如何看待這份最新的成績單？

劉偉：這份成績單確實引發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這不僅因為中國經濟的體量——GDP總量約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8%，更因為中國作為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近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中國宏觀經濟的態勢與政策走向，牽動著全球市場的神經。從國內發展進程看，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這一年的數據不僅關乎年度目標，更關系到整個五年規劃乃至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我看來，這份成績單清晰地反映了三個特點，可以用“總體平穩、穩中有進、趨勢向好”來概括。

第一，“總體平穩”。經濟學通常用四個關鍵指標來判斷宏觀經濟形勢，即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2025年，中國在這四方面都實現了“穩”的目標。

一是經濟增長達標且具韌性。全年GDP增速為5%，與年初設定的目標一致。分季度看，增速呈“前高后緩”態勢，但全年順利完成目標。放眼全球，這一增速依然強勁，遠高於約3%的全球平均增速。從長期戰略視角看，這一增速更具深意。我國2035年的目標是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這一目標，從2020年至2035年，我國GDP需翻一番，這就要求15年間年均增速保持在4.73%左右。其中，“十四五”期間需要年均增長5%以上。2021年至2024年平均增速約為5.5%，加上2025年的5%，意味著“十四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目標已圓滿達成，為中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就業總量穩定。2025年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以內的目標區間。根據經驗，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約能創造24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5%的增速對應約1200萬個新增崗位，有效保障了就業基本盤。目前就業方面的主要壓力更多來自結構性矛盾，需關注產業變革加速導致勞動力技能與崗位需求不匹配等問題。

三是物價總體可控，應警惕需求偏弱信號。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持平、總體穩定，但也反映出社會總需求仍顯不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把促進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實質上就是要著力擴大有效需求。

四是國際收支保持穩健。在全球經濟復雜多變的背景下，2025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實現了3.8%的增長，外匯儲備規模穩定在3.2萬億美元以上，為應對外部風險提供了堅實支撐。

第二，“穩中有進”。如果說“總體平穩”重在“量”的達成，那麼“穩中有進”則體現了“質”的提升，也就是“向新向優”。

一方面，供給端效率在提升，新動能加速培育。最突出的表現是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各地因地制宜進行布局。高技術制造業、裝備制造業等增速顯著高於工業平均增速，這反映了技術創新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意味著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正在發生積極變化。另一方面，需求側結構在優化，增長動力更趨均衡。這裡有兩個積極變化。一是內外需協同性增強。2023年，內需是拉動增長的絕對主力，淨出口貢獻為負。而到2024年、2025年，出口已轉為正向拉動，形成了內外需共同發力的良好局面。二是內需中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穩定在50%以上，並且政策導向更加明確地指向提振消費，要求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動力更趨均衡、更可持續。

第三，“趨勢向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穩中向好”這一表述，意味著經濟周期的積極信號開始顯現。從2025年12月的一些月度指標看，也確實出現了止跌回穩的跡象。這一判斷預示著2026年的宏觀政策力度可能會進一步加強，市場可以抱有更樂觀的預期。

記者：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中央也高度重視風險挑戰。您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壓力是什麼？其根源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

劉偉：當前挑戰復雜嚴峻，主要體現為“供給和需求雙向承壓、國內和國際風險疊加”。

短期看，需求側特別是內需不足的矛盾更為突出。需求收縮的核心在於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兩大引擎還不夠強勁。消費方面，主要體現在增速有所放緩。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其關鍵因素在於居民收入。微觀上，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沒有那麼高，且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抑制了整體消費傾向。宏觀上，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部門所佔份額相對偏低，制約了消費潛力釋放。投資方面，關鍵因素是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當前的問題可能更多是“投資難”——缺乏有穩定預期回報的優質項目，反映了從技術創新到市場需求的傳導鏈條不夠通暢。因此，必須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切實提振民營企業長期發展的信心。

供給端同樣承壓，突出體現在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面臨瓶頸，以及外部技術封鎖等帶來“卡脖子”風險。

此外，國際環境風險與國內矛盾相互疊加。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一些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搞所謂的“脫鉤斷鏈”，試圖沖擊我國的外需和供給端，遏制中國發展勢頭。

在這種復雜局面下，中國經濟的“韌性”尤為可貴。無論是宏觀大盤穩定，還是結構調整持續推進，抑或是政策空間充足、制度優勢顯著，都表明我國具備有效統籌資源、應對重大挑戰的能力和空間。只要堅持正確方向扎實行動，憑借這種強大韌性和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國經濟必能穿越周期，實現高質量發展。

新的矛盾判斷——

理解“供強需弱”內在成因

記者：中央將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判斷為“供強需弱”。很多人認為這不是短期特征，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轉換后的結構性問題。您如何理解這一判斷？

劉偉：“供強需弱”是對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重大判斷。理解這一點，必須回到宏觀調控的關鍵任務——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上來。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演進，我們的宏觀政策主線也隨之調整。

1998年以前，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需求大於供給。彼時的政策目標很明確，即管理需求，適度緊縮，抑制通脹。

1998年至2012年左右，更多是應對過剩。受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相繼沖擊，我國開始面臨產能過剩問題，最初是消費品，后來蔓延至投資品領域。政策轉向持續擴大內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等，以應對需求不足的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后，矛盾主要方面轉向供給側。基於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判斷，中央指出問題的症結在於供給側結構不適應需求變化。因此，明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要求著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近年來，需求側矛盾再度凸顯。中央更多強調“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並明確為一項長期戰略。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擴大內需放在重要位置。這意味著宏觀調控的重心正在發生新的、深刻的變化，從主要依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向供需雙側協同發力，以需求牽引供給、以供給創造需求。

可以說，“供強需弱”的判斷絕不僅僅是政策力度的微調，更指向宏觀調控的整體框架、政策主線和工具結構都將發生相應改變。未來經濟工作的重心將更加聚焦於如何有效擴大內需，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需要看到的是，“供強需弱”是一個相對的、結構性的概念，不是指供給絕對過剩，對此要有全面認識。所謂“供強”，是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體現，這是幾十年發展的巨大成果和未來發展的堅實依托。所謂“需弱”，是指在當前階段，有效需求的規模和增長動力相對於龐大的供給潛能而言顯得不足，形成了對經濟循環的約束。進一步看，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仍主要體現在供給側，尤其是科技創新和產業現代化方面。同時我國供給端本身也存在結構性矛盾，部分傳統產業確實產能過剩，但許多領域的高質量供給仍不足，如高端制造、優質教育、醫療養老等關乎現代生活質量的諸多領域，尚難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破解“供強需弱”的關鍵在於堅持統籌協調。既要通過改革和政策激發、擴大需求，也要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托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增強供給體系的競爭力和適配性，以此實現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動。

記者：這種“供強需弱”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其深層原因是什麼？

劉偉：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是體制性原因，涉及市場分割與政府干預的交互影響。當前國內市場仍存在行政壁壘和地方保護，容易導致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這是形成結構性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市場發育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仍需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來打通循環堵點，為釋放內需奠定堅實基礎。同時，部分地方政府若過度干預、違背市場規律，也可能加劇市場分割和資源配置扭曲。

二是發展性原因，創新能力尚不足以完全引領需求升級。供給體系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引領性還不夠強，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轉化為有效供給和創造新需求的能力有待提升，新供給與新需求之間未能形成高效的循環。

三是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以往“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外部不確定性顯著上升。我國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是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舉措。但這一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在此期間，內外需協同和結構轉換會面臨階段性壓力。

記者：展望2026年，要破解“供強需弱”矛盾，您認為最重要的政策和改革著力點應放在哪裡？

劉偉：應對“供強需弱”這一問題，要求宏觀治理理念和實踐不斷與時俱進，宏觀經濟政策應聚焦以下幾個關鍵。

一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凝聚共識、統一行動的基礎。面對任何復雜形勢，發展始終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二是戰略重心必須清晰突出，把堅持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精准發力。宏觀政策應堅定地將著力點放在擴大國內需求上，有效提振居民消費與擴大有效投資。這不僅服務於短期穩增長，更為破解深層結構性矛盾、推動經濟轉型升級贏得時間和空間。

三是政策效能必須顯著提升，在保持力度的同時追求積極有為。2025年財政貨幣政策力度已顯著加大，2026年不僅力度不減，還可能視情況適時加力。但比力度更重要的是政策有效性。政策需更加精准，著力於改善社會預期、提振市場活力、暢通消費與投資的循環堵點，確保政策紅利能切實轉化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

新的政策取向——

強化宏觀政策協同性

記者：我們注意到，當前宏觀政策的表述有一個新變化，在延續強調前瞻性、針對性的同時，特別突出了“協同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這兩類政策應如何做好協同，以使宏觀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劉偉：協同性確實是需要關注的一個新的政策取向。我的理解，它主要包含兩個維度：一是橫向協同，即各類宏觀政策之間，以及宏觀政策與其他經濟、社會政策要保持同向，避免相互矛盾。二是縱向協同，即存量政策與增量政策之間要確保連續性和穩定性，實現新舊動能的有效銜接。

實現這種多維度的協同，首要的是明確協同圍繞的中心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經濟政策內部要協同，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也要同向發力。隻有緊扣這個目標，協同才有方向，評價才有依據。其次，要著力克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合成謬誤”。即單個部門或地區出台的政策，從局部看可能都合理且必要，但疊加在一起卻可能產生矛盾，導致整體效果不佳、資源配置效率下降。這背后反映出條塊分割、部門壁壘等體制機制問題。因此，協同性不僅要求目標一致，還需要深化改革，強化統籌機制，形成協同的體制機制保障。此外，不斷提升干部把握和運用經濟規律的能力，也是實現科學協同的重要基礎。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如何在2026年的工作中做好這兩類政策的協同？

劉偉：將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並舉，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一個突出特點。從表面上看，這關乎時間維度的協調。逆周期調節主要針對當下已出現的經濟波動進行對沖，屬於短期管理﹔跨周期調節則著眼於更長遠的發展，旨在促進中長期持續增長。

但強調兩者統籌，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兼顧經濟發展的量與質。逆周期調節如降息、擴大財政支出等，主要是通過擴大總需求來穩定增長，短期內對提振“量”的效果較為明顯。而跨周期調節則更側重於結構優化、動能培育和競爭力提升，核心是推動“質”的改善。

二者脫節在歷史上是有過教訓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一些發達經濟體為對抗衰退、維持繁榮，實施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持續降低利率和信貸標准。這雖然在短期內刺激了需求、擴大了經濟規模，但卻積累了大量的泡沫和劣質資產，實質上是以犧牲長期增長的“質”為代價換取短期“量”的繁榮。后來貨幣政策轉向收緊，這些劣質資產便暴露風險，引發嚴重衰退，進而導致經濟危機。

統籌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要求宏觀政策必須兼顧短期穩增長和長期提質量，在擴大需求時不能“飲鴆止渴”般的過度降低標准、透支未來。短期政策要為中長期的結構轉型創造條件、預留空間﹔中長期布局也要考慮短期的現實約束。這實際上就是將應對當下困難和謀求長遠發展、穩定經濟總量和優化經濟結構、實施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統一起來。

新的規律認識——

“五個必須”的邏輯指向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會總結提煉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2025年就提出了“五個必須”。與過去幾年的總結相比，您認為這一提法有哪些延續和創新？

劉偉：2017年后，總結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成為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內容。這其實是從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進入到更自覺、更系統地構建基於中國實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具體體現。此次提出的“五個必須”的突出特點是高度的具體性和問題導向性，每一條都針對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具體挑戰和任務。

比如，“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解決的是宏觀層面增長的動力和空間問題，涉及存量和增量的協同﹔“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並舉”，聚焦於完善體制機制﹔“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提升治理效能﹔“必須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是從發展要素和動能的角度，強調如何優化發展格局﹔“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則是強調在開放條件下，如何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在具體部署的背后，貫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核心原理。

一是遵循社會再生產中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運動規律。無論是挖掘經濟潛能，還是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並舉，其核心目標都是推動供給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平衡，培育新的增長點。這是我們長期把握的經濟工作重點，此次的部署是對這一規律在新形勢新條件下的深化認識和具體運用。

二是緊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核心問題。比如，強調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實質是對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要求的進一步具體化，要求在“管得好”的框架下，更充分地“放得活”，更大程度地激發各類經營主體和要素活力。這也意味著對兩者關系的認識和實踐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標准。

三是依據生產力發展要求變革生產關系，統籌改革、發展、開放三者關系。高水平的發展離不開高水平的改革開放來支撐。此次提出的“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並舉”“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等，都體現了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破除發展障礙、塑造新動能的思路。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對立統一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不再僅僅作為一條具體的經濟工作規律來列舉。這是因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其地位和作用超越了具體的經濟規律范疇，是統領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証。在這個總原則下，我們再深入總結經濟工作本身的具體的規律性認識。

記者：這些規律性認識的不斷總結和深化，是否也意味著我們正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劉偉：完全可以這樣理解。“宏觀經濟治理”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立足中國實踐的、富有原創性的范疇。它超越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側重於短期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框架。我們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至少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政策工具更加豐富多元。不隻有財政、貨幣政策這類總量政策，還將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結構政策等系統性地納入治理工具箱，能夠進行更精准、更立體地調控。二是將體制改革本身作為推動增長的重要變量。在我國，持續深化市場化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本身亦是發展生產力的關鍵動力。可以說，我國的宏觀經濟治理不僅是“政策調控”，更是“改革推動”，是發展與改革的深層次融合。

每年對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的總結，正是這套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和理論升華的體現。此次提出的“五個必須”，是這一持續演進過程中的最新篇章，既體現了對基本原理的堅持，也展現了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的創新智慧。

新的發展模式——

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

記者：“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被寫入“十五五”規劃建議，成為具有標識性的概念。您如何理解這一模式的深層含義？

劉偉：理解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先要回顧過去的增長模式，這可概括為幾個特點。一是外需發揮巨大作用。在特定的國際分工和國內發展階段下，我國憑借完整產業體系，進口原材料、零部件並加工為工業制成品，利用成本優勢出口到發達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度非常突出。二是經濟增長長期呈現投資拉動特征，這與當時處於短缺經濟、需要快速完成原始積累、解決“有沒有”問題的歷史階段是相適應的。三是增長動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是一種外延式的、規模擴張型的增長。這種模式有其歷史客觀性和必然性，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去評判。

而現在必須轉向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根本原因在於發展的階段和約束條件發生了變化。我國經濟總量已連續多年超過百萬億元，人均GDP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前列，現在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追求質量提升。這就要求發展方式必須發生轉變。

新發展模式的三個關鍵詞，恰恰精准回應了這種時代要求。

一是內需主導。這是大國經濟走向成熟穩定的內在規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歐盟等，其經濟增長最終都主要依靠內需。所謂“內需主導”，並非走向封閉，而是指國民經濟的循環和增長主要建立在強大、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基礎上。這能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和穩定性。

二是消費拉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滿足消費需求、提升生活品質就成為發展的重要目的。消費作為最終需求，對供給體系形成硬約束，是牽引供給升級、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力量。

三是內生增長。其核心是增長動力從依靠擴大要素投入規模轉向依靠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驅動發展。這是經濟獲得持久競爭力和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源泉。

這三個方面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其中，內生增長是最為長遠的動力源泉。沒有效率和競爭力的實質性提高，內需主導就可能缺乏高質量供給的支撐，消費升級也無從談起。強調內需主導，形成一個穩定且持續擴大的內需市場，能為企業轉型升級、技術創新提供寶貴的試錯空間和市場回報，更好應對外部沖擊。消費拉動則是一個關鍵的牽引力量。它自身是擴大內需的主要組成部分，隨著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又牽引帶動供給側的創新和效率提升。

這實際上是新發展格局在發展模式上的具體體現。構建新發展格局，實質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依賴於內生動力的提升，其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底線要求是統籌發展和安全，關鍵支撐在於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因此，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正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記者：在這一新發展模式下，您認為“十五五”時期需要抓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劉偉：其實，“十五五”規劃建議作出的重要部署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清晰的指引。相關的經濟任務可以歸納為多個方面，其中排在前列的依然是擴大內需，這能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必要的總量支撐。立足五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發展，規劃更強調和突出供給端的實質性進展和經濟質的有效提升。這集中體現在：一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包括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布局未來產業，這是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供給體系適配性的基礎。二是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通過科技自立自強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更好驅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實踐証明，沒有“質”的有效提升，就難以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十五五”時期的政策著力點，必須在短期穩增長與中長期提質量之間做好統籌，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推動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切實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強大的內生增長動力。這也是形成新發展模式的題中之義。（歐陽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