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的物質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首要特征是非物質性，它們通過口頭、技藝和行為來活態傳續。然而，如果一味地隻強調非遺的這一特征，就會進入一個誤區，即非遺沒有物質性。

起初，非遺還有兩個別稱，一是口頭文化遺產，一是無形文化遺產。這些都是為了區別“物質遺產”：口頭對應文字，無形對應有形，非物質對應物質。這種稱謂在劃分遺產的類別上是十分合理的，口頭的、無形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在本質上完全區別於物質文化遺產。非遺概念的出現，在遺產的類型上是一個新的發現、新的確立，是人類遺產觀一個偉大的進步，大大開闊了人們對文明的認知。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非遺這一概念的提出，在急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大量珍貴的文明記憶便會無聲無息地消亡，許許多多文化的脈絡就會悄然中斷。

這種稱謂是為了區別，為了強調其特點，並不等於非遺沒有物質性。我們如果忽略它的物質性，或者認為它的物質性不重要，會不利於對非遺整體的認知與把握，甚至影響我們完整地保護非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把非遺定義為：“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想一想，我們是否關注到“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了呢？是否充分認識到這些物質性遺存的意義、價值，從而對它們進行保護了呢？

從非遺的整體上看，非遺的物質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非遺歷史的物質見証﹔二是非遺的工具與相關實物﹔三是非遺的物質成果。

一、非遺歷史的物質見証

能夠見証歷史的首先是文獻與實物。然而，非遺是一種應用性的生活文化，少有文字記載，用到的器物也很少被保存下來。本世紀以來，當我們全面地調查非遺時，遇到了一種特別的尷尬與窘迫，即缺少相關的文獻記載和實物見証。由於非遺的歷史基本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技藝保存在代表性傳承人的身上，口述史便成為非遺史料最主要的來源。

然而，單憑口述是不可靠的。記憶本身會有扭曲、遺忘或選擇性遺忘，以及隱私障礙等問題。口述史並非完全客觀的歷史，非遺的歷史需要通過群體口述進行反復驗証。此外，非遺的歷史也不能僅靠口述，要盡力挖掘非遺物質性的見証材料，如相關文字記載、歷史實物等。這種材料十分珍稀，但不可或缺。哪怕是片紙隻字，也要對其進行保存。比如我們在山東楊家埠做年畫調查時，意外發現代表性傳承人楊洛書的祖輩在清代末期去莫斯科開店售畫的護照，由此我們認識到楊家埠年畫極盛時代的銷售范圍和國際影響力。再如在武強、東昌府、東豐台、滑縣等地的古籍（包括地方志）中，很難查找到有關年畫的文字記載，我們卻從一些看似無關的老賬本、分家契約和貨單中，發現了一些珍貴且鮮活的年畫史信息。如果沒有這些物質性的見証，非遺的歷史便是脆弱乃至空洞的。所以，我們強調要給每項非遺都建立扎實可靠的檔案。非遺的歷史不能編故事，我們要努力搜尋與挖掘非遺的相關文獻和實物，對口述史與物質性材料、文獻與實物進行綜合研究。

二、非遺的工具和相關實物

技藝是非遺傳承的核心內容。技藝是非物質的，但它是通過工具和相關器物來表達的。比如雕刻的刀具、印畫的雕版、戲曲的服裝與道具、樂師的樂器、畫工的粉本、剪紙的花樣、燒瓷的老窯、民俗的種種器物等。這些工具和物品往往是傳承人從需要出發創造出來的，與他們獨特的技藝融為一體，密不可分。如果儺戲沒有面具，皮影戲沒有皮影，盤王祭沒有盤王像，夏布沒有織布機，皇會沒有鑾駕、設擺，它們就不會是如今的樣子。這也是我們刻意保護老戲台、老作坊、老窯口等的原因。它們既是非遺的歷史見証，也是非遺中“看得見摸得著”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在歷史中，由於它們是生活器具、生產工具，長期以來用壞則棄，保存無多。所以，搜尋和保存帶有歷史信息的非遺工具及器物，是非遺保護首要的、帶有搶救性的工作。如果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現在使用的工具是傳承有序的歷史器物，就應該登記造冊，進入保護視野。

從非遺的歷史和地域性出發，是否要將極具歷史和地域特征的生活器具和生產工具，也列入更廣泛的非遺保護的范疇呢？這屬於民俗文物的話題，之后我們還要另做討論。

三、非遺的物質成果

非遺的呈現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呈現於過程，一類呈現於結果。呈現在過程的非遺多是民間的戲劇、音樂、曲藝、民俗活動等﹔呈現在結果的多是民間美術、手藝、建筑等，這類非遺雖講究技藝，但它們是以成果為目的。就像精英文化中的繪畫雕塑，最終要完成的是一件作品。在非遺中，就是印好一幅年畫，刻好一尊石像，染好一塊花布，燒好一件陶瓷，造好一座厝橋……作為非遺的木活字印刷術，它的技藝不僅表現在每一枚字模的鐫刻中，更重要的是最終完成一本精美的圖書。

我們必須要分清，有的作品是非物質的（戲劇和音樂等），有的作品是物質的。呈現在過程中的非遺多為一種“非物質性”的演示﹔呈現在成果中的非遺多為一件“物質性”的作品，我們稱之為“物質成果”。“物質”相較於“非物質”，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種“物質成果”，是非遺技藝的體現，也是地域審美的直接呈現，能將非遺特有的地域美實實在在保存下來。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把物質成果當作技藝的“載體”。

可是在民間，沒人把這類民間的作品像精英藝術那樣保存下來。它們更像一種生活物品，存於日常，與人相伴，自生自滅，一任自然，故而所存無多。在漫長的歷史中，這種不被珍視的民間藝術作品易散易失，如落葉隨風飄落，需要我們抓緊去收集和保存。

我國非遺的物質成果如石雕、木刻、唐卡、陶瓷、姑蘇版年畫等，已進入國際收藏與研究的范疇，但多是從物質遺產的視角看待這類遺存，關注這些作品的年代久遠和藝術的獨特與珍稀。我們非遺學的關注點、價值標准和選擇標准則不同，我們更側重於它們在不同時代的經典意義和地域代表性。

這裡應該說明，認識一件非遺作品（物質成果）的價值，是一件有難度的事，需要對該項非遺有全面的認知，還需要有審美的感知力。審美是非遺學者必備的一種學術能力。因為所有非遺都是美的，而且每一項非遺都有自己獨特的美。看不到這種“美”及其品質，就認識不到非遺真正的價值，也就做不好保護與傳承工作。比如，地域美是非遺傳承中必須保留的。失去了地域美，非遺會名存實亡。

我們要再三提醒自己，不要忽略非遺的物質性。一方面我們要在非遺學科中為它開辟一個研究空間，一方面要把對非遺的物質性材料的收集、考証、研究放在非遺檔案和非遺博物館，特別是在“系統性保護”等具體工作中，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專項課題。

（作者：馮驥才，系著名作家、文化學者、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