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中國傳統經濟思想 推動經濟學范式創新

【觀察與思考】

堅持“第二個結合”，努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人的重要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沿著這一指引，深入挖掘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寶庫，汲取其經濟智慧和思辨邏輯，有助於形成一套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相匹配、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經濟學分析框架與研究范式。

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的立場

西方主流經濟學以資本收益率最大化為核心，旨在通過高度抽象和數理化的方法，將經濟學塑造為“自然科學”，實際是構建了一個均質空間中完美運行的烏托邦，並為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作辯護。它一方面掩蓋了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規律，遮蔽了資本家為追求剩余價值而組織生產的現實﹔另一方面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視為永恆的完美形式。不可否認，在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西方國家在數百年裡創造了發達的物質文明，然而過度追求資本利潤會顛倒人與資本的主客體關系，導致資本無限擴張、貧富兩極分化、人文精神缺失等現代化危機。與之有本質區別的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立場是以人民為中心，強調在尊重資本規律的基礎上，規范和引導資本發揮積極作用，實現經濟社會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和諧統一。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在堅持這一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學從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汲取了深厚養分。首先，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視民眾為國家基石，甚至認為其是國家興衰存亡的決定性力量。從《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管子》“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到朱熹“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均強調在國家治理中應重視民眾的基礎性作用。其次，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強調統治者需尊重、愛護、體恤百姓，唯有關愛民眾、施惠於民，國家才能持續繁榮。老子“以百姓心為心”、荀子“莫若平政愛民”、唐太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等，都認為國家政策的設計與執行須圍繞民生福祉展開。最后，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強調要重視民眾的物質利益和社會保障。《尚書》“政在養民”、《管子》“必先富民”以及孔子“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提出了提升百姓生活水平、加強兜底式保障、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藍圖。當然，傳統民本思想有其歷史局限性，其本質是為君主統治服務，帶有階級烙印，缺乏穩固的制度保障。在借鑒中，須剔除其階級屬性，並將其植根於健全的法治體系之上，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為人民服務。

突破“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的“硬核”，將人的自然屬性抽離，隻保留經濟動機，採用個體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理性利己活動。“經濟人”假設簡化了社會經濟問題，使得經濟學能夠運用邊際分析等工具構建出邏輯嚴密的分析體系。但該假設忽視了人的道德、情感、文化心理等社會屬性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不能准確解釋真實世界的經濟行為。構筑中國經濟學的底層邏輯不能簡單照搬“經濟人”假設，應在甄別與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基礎上加以突破。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蘊含的辯証法精神，為突破“經濟人”假設，塑造中國經濟學的底層邏輯提供了思想來源。一是強調利己與利他的辯証統一。“義以生利”“見利思義”等思想包含三重意涵：道義（利他）與私利（利己）相輔相成﹔當兩者沖突時，應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將道義置於優先次序﹔利他最終有助於實現利己。二是探討物質與精神的辯証統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觀點，肯定物質實踐對精神文化的決定作用﹔同時，“克己復禮”“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等理念，亦體現了精神文化對物質實踐的價值引領和規范功能。三是追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辯証統一。“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先義而后利”等思想，主張兩者相互依存，價值理性提供精神動力，工具理性提供現實支撐。同時也應看到，“存天理，滅人欲”等思想及做法，折射出過度強調價值理性會阻礙社會經濟發展﹔而商鞅農戰等思想及其實踐，則反映出過度凸顯工具理性容易導致道德問題。

反思西方的資源配置理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對於政府介入市場經濟始終持消極或否定態度。例如，認為“看不見的手”能夠自動調節經濟，政府干預會擾亂市場對資源的最優配置﹔認為經濟主體具備理性預期，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往往因被預期而無效。回顧世界經濟史，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在市場機制、價格調節、產權界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價值，但其對政府作用的消極立場也導致實踐的重大失誤。在中國經濟學范式創新的過程中，如何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核心內容，既需要吸收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有益成分，更需要在批判性反思中實現理論創新。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為構建中國特色的資源配置理論提供了理念支撐。其一，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為探索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歷史鏡鑒。《管子》輕重思想強調國家積極有為，通過宏觀調控實現富國強兵，同時也集中探討了貨幣、商品、價格等內容，體現了對市場機制的重視。司馬遷的“善者因之”等觀念肯定民眾的自利行為，倡導順應經濟規律，同時主張國家打擊“奸富”來彌補市場失靈。可見，在中國的傳統智慧中，政府與市場並非對立的關系，而是各有側重、相互協調的兩種資源配置手段。其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為更好地認識政府的功能提供了文化視角。“經國濟民”“荒政”等思想展現出政府具有整合資源、協調各方、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常平倉”“平糴”等思想體現出政府通過財政、金融等政策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保障經濟平穩運行的理念。“正經界”“坊市”等思想反映出政府在產權界定、市場監管等方面的職能。其三，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助於深刻理解市場機制。《易經》“日中為市”對市場的早期形態與功能的記載、宋代“田制不立”催生出多樣的民間地權交易思想，反映了市場的自發形成及其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也倡導在國家治理中引入市場機制以提升效率。如明代的賦役折銀，將納糧當差改為納銀不當差，既減輕了農民負擔，也促進了勞動力流動，推動了商業與城市化的發展。

揚棄單一的競爭理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以競爭為主線，充分揭示了人類經濟行為的競爭性，但對合作的關注不足，認為完全競爭能夠自然地引導經濟主體有效配置資源、提升經濟效率，最終實現整體社會福利的帕累托最優。然而，真實世界的市場會受到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壟斷等諸多因素影響，理想中的完全競爭並不存在。片面地強調競爭，容易引發投機盛行、重復建設、行業內卷等負面現象。正如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理論所揭示的，倘若以競爭思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會導致社會利益最小化的結果。鑒於此，推動中國經濟學范式創新，需要揚棄單一的競爭理論，實現合作與競爭的有機結合。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為廓清合作與競爭的深層邏輯提供了思想資源。其一，揭示了合作與競爭的辯証關系。“茶馬互市”“義倉”等體現的是社會個體為共同目標而進行的協作，“逐利”“爭利”等反映了因資源稀缺引發的競爭。可見，合作與競爭都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形式。中國古代思想家洞察到合作與競爭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如顧炎武所言“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揭示出在制度約束下有序的競爭可以促進更廣泛的分工合作，最終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其二，為理解合作的內涵提供了寶貴智慧。“和而不同”“兼愛”等理念植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並體現在各類經濟活動中，對形成中國特色的協調發展理念具有啟示價值。“和為貴”“協和萬邦”等思想超越了人際關系范疇，蘊含著尊重差異、合作共贏的和合智慧，有助於跨越零和博弈思維范式，對塑造新型國際關系大有裨益，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有益借鑒。其三，有助於理解競爭的內涵。比如，“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表明我們要正視現實世界的競爭和斗爭，事先做好相應准備。“與時逐”“積著之理”等治生理念，更體現了把握時機、遵循商業規律的競爭策略。

凸顯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人類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歸咎於市場缺位和產權不清晰所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表現為環境公共物品被過度消耗而形成的“公地悲劇”，認為只要採取庇古稅、明晰產權等手段，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使相關責任主體承擔相應代價，便可解決環境惡化難題。盡管其理論邏輯和解決方案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將環境要素商品化、將生態問題簡化為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無法從根本上破解復雜的生態困境。實際上，在資本的“增殖原則”與“效用原則”下，生產的無限擴大與自然的有限資源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經濟領域正確處理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從中國傳統思想中萃取精華，以整體思維看待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

中國傳統思想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智慧。一是展現出整體思維方式，以辯証的視角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等觀念強調了人和自然的統一性，強調兩者是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天人之分”“天人交相勝”等思想，強調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二是強調順應自然規律，並通過制度規范約束社會行為。“道法自然”“天行有常”反映了古人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倡導尊重與善待自然。古代思想家們主張通過制度安排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管子》提出“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明確提出尊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開發時機，並通過法令對破壞生態者處以重罰。三是倡導勤儉節約，激發個人的環保意識。老子提出“知足之足，常足矣”，強調知足常樂﹔墨子主張“去無用之費”，認為節儉是實現天下大利之道﹔孟子則強調“養心莫善於寡欲”，主張通過提升個人修養來減少對物質的過度索取。這些思想通過塑造良好的個人品格，培養簡約適度的生活理念，有助於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作者：段博 程霖，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