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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王一鳴

2026年01月13日08:39    來源:光明日報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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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經濟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把握從“宏觀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的演進邏輯,梳理“十四五”時期宏觀經濟治理成效,分析“十五五”時期完善宏觀經濟治理的舉措和2026年宏觀政策取向,對於認識和把握新形勢下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徑,繼續做好經濟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把握從“宏觀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的邏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運行出現多方面趨勢性變化。比如,從供需總量平衡看,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是需求過熱,供給不足,但在經過工業化高速發展后,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制造業產能迅速擴張,並且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持續強化,供需關系呈現需求不足、供強需弱的態勢。又如,從投資和消費看,過去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在面臨外部沖擊和下行壓力時,往往通過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積累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大,投資增速明顯放緩,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再如,從新舊動能轉換看,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通過重塑生產方式和資源配置,正在深刻影響宏觀經濟運行,並推動經濟結構加速分化,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較快增長。與此同時,從外部環境看,地緣政治沖突、全球產供鏈重構等,使得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上升。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發生深刻變化,呈現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因素疊加,內部平衡與外部沖擊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經濟發展處於增長動力轉換與發展模式升級的關鍵階段,宏觀調控的復雜性與緊迫性進一步增加。從傳統的“宏觀調控”向“宏觀經濟治理”轉變,是適應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應對復雜嚴峻挑戰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們黨宏觀經濟管理理念與實踐的重大創新。

從“宏觀調控”轉向“宏觀經濟治理”,具有新的內涵和實踐特征。從治理主體看,傳統的宏觀調控,政府和市場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宏觀經濟治理則強調政府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要求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讓“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協同發力。從治理目標看,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相對單一,主要是逆周期調節熨平經濟周期波動,實現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和控制通脹﹔宏觀經濟治理的政策目標則更加多元,包括總量平衡、結構優化、質量提升和風險防范,強調統籌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既要通過逆周期調節平滑經濟波動,又要關注跨周期平衡,防止政策過度導致效果衰減和長期副作用,防范化解風險,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從治理重點看,傳統的宏觀調控主要強調需求管理,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平抑總需求﹔宏觀經濟治理則強調供給和需求是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互為條件、相互依存,要求統籌擴大內需和優化供給,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從治理方式看,傳統的宏觀調控主要是依托宏觀調控部門的政策發力﹔宏觀經濟治理則強調治理主體協同配合,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發揮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作用,加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形成政策合力。從治理視野看,傳統的宏觀調控主要考慮國內的經濟運行﹔宏觀經濟治理則強調統籌內部與外部關系,在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同時,暢通和提升國際循環,保持經常項目和整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促進經濟內外均衡。

“十四五”時期宏觀經濟治理取得的成效

“十四五”時期,面對國際環境錯綜復雜變化和國內經濟轉型的艱巨任務,我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一系列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快構建適應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財政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發揮擴大總需求和調結構的雙重作用,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十四五”時期,有力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支出規模,加強重點領域財力保障,有效應對新冠疫情沖擊和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支持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效支持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十四五”時期數次調整優化貨幣政策,保持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和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2024年9月中央推動出台一攬子增量政策,其中包含一系列較大力度的貨幣政策措施,有效推動經濟企穩回升。2025年以來,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2025年5月推出新的一攬子貨幣政策措施,包括進一步降准、降息,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科技創新、提振消費、小微企業、穩定外貿力度,優化兩項支持資本市場的貨幣政策工具等,有效保持了金融市場流動性充裕,推動社會融資成本處於歷史低位,為提振市場信心、改善社會預期、應對外部沖擊、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發揮積極作用。

在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基礎上,加快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更加注重加強政策協調配合,加強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同時加強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等政策的協調。開展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更加注重預期管理,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增強在復雜局面下引導預期、管控風險的能力。回顧“十四五”,我國通過加快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推動實現了經濟總量穩定增長、結構持續優化、質量有效提升的多重目標,主要表現在:首先,經濟規模邁上新台階。“十四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連續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三個大台階,預計2025年可達140萬億元左右,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鞏固提升。其次,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產業升級步伐加快。第三,發展質量實現新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綜合科技實力明顯上升。

中國經濟發展不僅改變了自己,也影響了世界。“十四五”時期,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穩定、最可靠的動力源。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發展外溢效應顯著。2024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達到43.8萬億元,連續8年穩居全球第一,價廉物美商品的出口,為許多國家保持物價穩定、提高國民福利創造了有利條件。我國出口的風電光伏產品,“十四五”期間累計為其他國家減少碳排放約41億噸,為全球低碳轉型作出重大貢獻。

“十五五”時期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重點方向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十五五”時期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作出總體部署,提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相較於“十四五”,“十五五”更加強調“強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實施更加積極的宏觀政策”“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健全預期管理機制”“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指明方向。

強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加注重“投資於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務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提高民生類政府投資比重,通過增加教育、育幼、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支出,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重要考量,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經濟運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並非短期內可以解決,需要強化跨周期調節,推進結構性改革,今后一個時期要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完善落后過剩產能有序退出機制。

加強宏觀政策協同配合。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既要發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作用,同時又要強化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發揮好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作用,避免政策效應相互抵消和“合成謬誤”,形成政策合力,提高宏觀治理效能。

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更加注重市場預期管理,加強與市場主體的溝通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重大政策出台或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時做好權威解讀工作,讓市場主體更好理解政策意圖,避免市場因誤判出現波動,增強在復雜局面下引導預期、管控風險的能力。

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擴大國內需求,僅依靠短期政策調節難以形成長效機制,必須把短期政策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形成擴大內需長效機制和促進消費的有效制度安排。《建議》明確提出,“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就要求必須從經濟發展模式上解決內需不足、消費偏弱的深層次問題,而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必須下大力氣深化改革。一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我國在生產環節和生產地征收消費稅,消費地政府難以從中受益,這是削弱其促進消費內在動力的制度性因素之一。要加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並穩步下劃地方”,激勵地方政府推動擴大消費的積極性,改變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消費”的行為模式。二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落實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鼓勵常住地政府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的巨大消費潛能。三是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我國商品消費相對飽和,服務消費潛力巨大。要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大服務消費。應放寬准入限制、理順服務價格,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在更多細分領域開發優質產品和服務,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樣性差異化的服務消費需求。

2026年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著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等要求,確保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我們要直面問題、正視挑戰,看到這些問題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繞不開、躲不過,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針對經濟運行面臨的內需不足等多重壓力,要保持宏觀政策的必要規模和力度,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力度上,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既著眼當前,用好用足財政政策空間,也要為應對未來風險留有余地,確保財政可持續。在政策質效上,著力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財力保障,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更加注重惠民生、擴內需、增后勁。

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把物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的“錨”,緊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GDP平減指數的變化,保持貨幣政策足夠力度。在政策執行上,靈活高效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營造良好貨幣金融環境。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資金流向擴大內需、促進科技創新、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等重點領域。

(作者:王一鳴,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責編:黃瑾、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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