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資於人看完善初次分配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將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並強調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類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初次分配機制，促進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

初次分配作為社會分配制度體系的基礎，主要在市場機制中形成，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堅持多勞多得，促進機會公平，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在初次分配中，企業作為分配主體，將國民收入在國家、企業、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作為勞動者收入的主要來源，勞動報酬被壓低將直接影響經濟增長質量，並導致一系列經濟失衡問題，如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勞動報酬增長滯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就業增長速度落后於經濟增長速度、消費佔GDP比重下降等。國民收入分配失衡還可能導致勞資矛盾和收入不平等問題加劇，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因此，黨中央歷來對初次收入分配高度重視，多次強調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健全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初次分配的機制，提高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並實現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同步增長。同時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工資增長停滯，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對較低的現象。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著兩類市場壟斷。

第一類壟斷是產品市場上的壟斷。通常，如果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買方和賣方，彼此任何一方都不存在著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則該市場類似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企業使用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制造產品，並按計算出來的對總產出所增加的貢獻向各生產要素支付報酬。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獲得租金，勞動者獲得工資，土地獲得地租，這些收益都是對其提供的對生產的貢獻的回報，是“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此時，如果要素市場上也不存在壟斷，那麼，該市場就不會有長期的正的經濟利潤。但如果市場存在著大量分散的買方，而賣方隻有少數甚至隻有一家，那麼按照政治經濟學分析，賣方就能按超過產品的價值定價。此時，市場表現出寡頭壟斷或完全壟斷形式，價格暫時向上偏離價值，賣方獲得超額利潤。

第二類壟斷則是來自超大型企業所形成的勞動力買方壟斷市場。即使沒有出現上述所提到的第一類產品市場上的“賣方壟斷”，現實生活中由於市場集中度過高、信息不對稱、搜尋成本等因素就會導致所謂的市場“結構性摩擦”。此時，由於勞動力市場的壟斷性，市場就無法按勞動力的市場貢獻來決定報酬，勞動的供方創造的價值大於勞動的需方提供的工資水平。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加強對勞動者權益的重視與保護，促進公平競爭，努力培育完全競爭市場，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同時，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加強工會建設，工資減價水平得以不斷下降，勞動收入份額佔GDP比重也在同步上升，“資強勞弱”的現象逐步得到改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體現了生產與分配的辯証統一。生產決定分配，分配是生產的反映。“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決定了由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的“多種分配方式”。

在多種要素參與生產和分配的情況下，一般而言，非勞動生產要素比勞動要素的談判能力要強，這也是《建議》將勞動者的報酬置於更重要位置的原因。如果在勞資關系中非勞動生產要素佔優，即企業的市場力量更強，則勞動者的報酬低於其對生產過程的貢獻，將導致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積極性下降。如果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佔優，即勞動者的市場力量更強，則可能出現“工資侵蝕利潤”影響投資和擴大社會再生產，不利於改進生產技術和促進創新，也無益於勞動者分享勞動生產率增長帶來的紅利。因此，這就要求勞資之間的分配應當求得擴大投資規模和維護勞動者權益之間的平衡，即在初次分配中要兼顧公平與效率。一方面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同時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另一方面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激勵非勞動生產要素所有者將各類生產要素投入到生產中，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與《建議》強調的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是一致的。

那麼，如何更好地實現“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呢？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加大對各種生產資料的不斷投資，“投資於物”盡管對經濟的總貢獻還在增加，但邊際貢獻客觀上是在下降的。當務之急是加大“投資於人”，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緊密結合，實現生產的產值最大化。“投資於人”之要在於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隻有長期不斷地進行包括在校和在職的教育投入，才能培育出技高藝深的人才，實現更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促進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和產品工藝的創新，通過提升勞動力的邊際貢獻來彌補可能的其他非勞動力邊際貢獻的下降，實現生產資料的產值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國的初次分配關系，一方面要提高勞動收入，加強企業工資分配宏觀指導，讓勞動報酬與勞動對生產的貢獻相適應，這與改善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平衡勞資雙方的市場力量是相輔相成的。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等方式提高勞動者收入。

總之，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具體的發展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我們要通過不斷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實現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作者系遼寧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