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煉標識性概念是構建社會學知識體系的關鍵維度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概念作為知識生產的邏輯起點，是生成理論和知識體系的質料。正如建材要服務於建筑物的預期功能，不同功能導向的理論和知識體系也對概念類型提出了不同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近年來，提煉標識性概念日益成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礎、關鍵環節。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加快提煉兼具經驗、理論、歷史和文明向度的標識性概念。

“標識”即用來識別的記號。與僅作為理論構成要素的一般性概念不同，標識性概念往往與原創性理論同步生成——缺少標識性概念的理論談不上原創性﹔缺少原創性理論內涵的概念也必然不具有標識性功能。從“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標識性概念傳播力引領力的發揮，要求其在世界知識譜系中錨定方位並把握主動，即在古今中西歷史與經驗的交匯處彰顯中國思想的理論原創性與文化主體性。

回溯中國社會學發展史，我國社會學研究者曾提煉了諸多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分析性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單位”等具有較高國際影響力的概念所呈現的共通性圖景，可為我們提煉標識性概念提供參照。具體而言，“差序格局”是費孝通用來識別以傳統文化為底色的鄉土中國社會關系形態的概念，在與同為理想類型的“團體格局”的對比中，通過“同心圓”“水波紋”對比“捆柴”的形象比喻，呈現了中西方存在的兩類社會關系圖景，后經學術界進一步豐富發展，被廣泛應用於社會關系（結構）、組織機制、制度比較乃至國際問題研究中。“另一隻看不見的手”揭示了在西方經濟學聚焦的市場調節（“看不見的手”）和國家干預（“看得見的手”）之外的第三種影響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的機制，即社會結構轉型，它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也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這為突破西方理論瓶頸、理解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單位”這一識別特定歷史階段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城市）基本單元和總體性特征的重要概念，起自國際學術界對社會主義社會一種新社會組織形式的“好奇”，在中外密切的學術交流中獲得發展，中國學術界很快成為主力，研究兼顧歷史變遷與制度變革、宏觀制度結構與內部組織機制分析。

上述三個概念的共通之處在於：第一，概念提煉或發現於中外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中國經驗和問題，如中西社會結構（關系形態）的主要差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的結構特征、生成機制與歷史功能。第二，概念生發於中外學術界對中國經驗和問題的解釋機制不足或缺少恰切的理論工具箱，即具備明確的中外理論對話意識。第三，概念產生於特定歷史階段的時空情境並具備長時段總體性解釋力度，如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與體制變革特征與規律的分析。第四，概念內蘊著對中華文明深層密碼的體察，具備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及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文化主體性和方位感。概言之，上述概念皆體現了經驗圖景、理論圖景、歷史圖景與文明圖景的交織，並在中外對話中凸顯為國際學術界所體察的中國圖景、所共享的原創性知識貢獻。

標識性概念所內涵的經驗、理論、歷史、文明向度，源於中國實踐的豐富性和獨特性，而其生命力則取決於其理論洞見對“實踐之問”的回應力。面向未來，社會學界應以“兩個結合”“六個必須堅持”為指引，立足中國實際，突破方法困境，探索有效提煉路徑。“中國實際”不是抽象、斷裂、片面、靜止、他塑的，而是具體、連續、整體、發展、自塑的實際﹔“立足”則須首先明確“為了誰”“依靠誰”，即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和實踐導向。為此，需特別注意如下方面。

以科學精神破除“方法崇拜”。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形而上學思維主導下的“方法崇拜”，集中體現為社會學研究中的“抽象經驗主義”或“方法主義”傾向，后果是理論遠離實際，手段和目的“顛倒”，“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破除的關鍵，在於體察回應“實踐之問”的緊迫性，秉持實事求是、從實求知的精神，在識別、研判、解決實質問題中運用適當的方法，並在檢討方法底層邏輯及其使用邊界的過程中不斷增強其適用性。

以調查研究調適技術手段。中國社會學的調查研究，在方法論上融通了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傳統、中國士大夫治學傳統、西方質性研究傳統與數智時代的創新方法。其優勢在於對總體性社會“恆常”與“流變”的敏感、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邏輯的捕捉、對復雜社會關系與人心秩序的“再現”與“意會”。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使不少研究者越來越以數字分析來認識社會現實，但技術手段不能代替實地調研。應以調查研究識別與矯正傳統量化研究與計算社會科學研究諸方法可能出現的對中國具體實際的偏離，推動科學研究真正匯聚群眾智慧、“介入”群眾生活。

以理論修養點亮創新火種。理論是概念的母體。標識性概念生成於黨的理論創新和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進程之中，生成於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之中，生成於對古往今來人類一切優秀文明之理論表達與實踐智慧的吸收借鑒之中。對標識性概念而言，無論是無中生有還是重新賦義，都是對研究者“定位”能力的考驗，隻有那些貫通古今中西的研究者，方能以其學術“靈感”把握時代脈搏，在扎根實踐、識別問題、調適方法、總結規律與理論對話中提煉標識性概念、生成原創性理論。

以議題重置引領提煉方向。當前，社會學界對“研究尺度‘盆景化’”“研究問題被議題懸置”等現象的反思，皆指向在“跟隨”“舒適”狀態中自主設置議題能力的缺失。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應直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社會的深層構造、中國特色城鄉關系的構成及其源流、數智時代的社會結構變革等總體性、系統性、前瞻性問題，貫通政策話語、學術話語、社會（不同時空、群體、職業）話語，在將“實踐之問”轉化為社會學界持續深耕的學術議題的過程中，提煉真正服務於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標識性概念，在理論與實踐的緊密互動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發展。

（作者：李凌靜，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經濟學社會學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