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立東
2025年12月26日08:45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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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向縱深演進,以大語言模型為核心的通用人工智能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正深刻重塑著全球經濟結構與社會形態。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呈現出兩大脈絡清晰且影響深遠的方向:其一,是朝著具備極致認知能力、能夠自主解決復雜問題的超級人工智能躍遷﹔其二,是趨向深度模擬人類交互模式與情感反應的人格化人工智能演進。這一雙重圖景在激發出新質生產力無限潛能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戰。面對發展和安全這對時代議題,我們必須跳出傳統治理思維,以前瞻性統籌和系統性布局,主動構建能夠駕馭未來技術浪潮的治理框架。
現有治理體系在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快速演進時,傳統治理手段在能力、價值、創新引導三個維度的梗阻,正成為制約發展主動權的關鍵因素。具體來看,針對超級智能的非線性能力增長,依賴代碼審計、數據溯源的傳統管控難以預判“能力失控”隱患﹔面對人格化智能對人類價值觀的“模擬式”學習,剛性倫理編碼又難以適配價值的多元性與情境性,易引發“價值失准”風險。更關鍵的是,創新評估標准的不完善,會造成資源錯配,甚至錯失戰略機遇。
面對上述趨勢與挑戰,治理范式應轉向前瞻性治理理念,構建兼具戰略高度、技術深度與制度韌性的治理體系。
從宏觀奠基到微觀應變的人工智能治理“雙元戰略”。宏觀層面,在擁抱人工智能時代時超前構建系統性全局性基礎能力。這一能力不應僅停留在技術追趕層面,而是加快制度、倫理、數據、算力與人才等多級聯動。人工智能對產業的深度重塑不是對現有體系的簡單疊加,而是對整個國家治理架構與社會運行機制的重構。因此,應構筑一個具備高度兼容性、韌性與價值導向的人工智能生態。通過頂層設計明確人工智能的法律屬性與責任框架﹔數據基礎設施突破行業壁壘,實現高質量、標准化、可信賴的要素供給﹔算力布局應兼顧效率與安全,形成覆蓋全域、可信可控的智能底座﹔人才培養需打破學科藩籬,培養跨學科復合型治理交叉人才﹔倫理共識從抽象原則走向制度嵌入,使公共價值成為算法演進的內在約束。在人工智能能力井噴之際,既“接得住”技術紅利,又“用得好”治理工具,更“管得穩”潛在風險,將技術勢能轉化為治理效能。微觀層面,應構建動態適應、彈性響應、韌性呼應的應對思路。面對人工智能在具體場景中展現出的高度自主性與環境敏感性,需要構建一套具備自適應能力的運行機制,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前提下,賦予系統足夠的靈活性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情境。通過剛性約束與柔性調節的有機統一,實現效率與公平、創新與安全之間的動態平衡。
以思想交互平台破局人工智能跨域挑戰。面對人工智能的系統跨域性挑戰,單一領域認知已難以應對,而思想交互平台,能打破技術、法律、倫理、產業間的壁壘,在平等對話中碰撞觀點、校准價值、凝聚共識。其關鍵價值在於將研討中涌現的分散智慧,升華為系統決策、轉化為整體謀劃,幫助人類在復雜智能系統前保持認知主動,為人工智能發展錨定前瞻包容的正確方向,規避技術封閉或價值偏航風險。在人工智能治理與競爭雙重語境下,整合優化“基礎早培夯實—頂尖人才引育—人機深度協同”的特色鏈路。當全球人工智能競賽進入以算法精妙性、工程極致化與系統協同力為核心的深水區,人才已非單純生產要素,而是打通“治理理念—實踐—人機共謀”、規避治理被動的關鍵變量,對人類智慧、經驗、制度進行理性運用和創造性轉化,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認知免疫”支撐。過往信息化進程中的治理教訓與實踐成果,並非孤立的歷史素材,而是可通過思想交互平台激活的“治理智庫”。借助思想交互平台的跨域研討屬性,對歷史案例作結構化梳理、模式化提煉,讓技術、法律、產業領域參與者共同復盤過往風險應對得失,將分散經驗沉澱為可共享的“治理參照模板”,避免人工智能治理重蹈覆轍。通過對實踐中的經驗進行量化建模與動態適配,調整過往策略以應對新型博弈。在當代人工智能治理中,核心是對人工智能多智能體系統“涌現行為”的主動引導與價值規制,通過思想交互平台組織跨域治理者復盤歷史經驗、拆解群體智能動力學機制、校准價值方向,凝聚關於如何引導“涌現行為”的共識,既為應對人工智能風險提供明確參照,也為其行為劃定清晰邊界,真正服務於人工智能治理的前瞻性目標。
以知識樞紐為策源的人工智能治理“三設”機制。假設機制是治理的“壓力測試儀”。假設並不試圖精確預言未來風險的具體形態,而是通過構建一系列極端但邏輯自洽的風險情境,對現有制度體系的韌性與適應性進行系統性檢驗。它強調前瞻性推演與制度反脆弱能力的同步提升,將潛在危機轉化為治理能力的壓力源。通過定期組織跨領域、跨層級的模擬推演,促使我們在安全環境中暴露認知盲區、制度漏洞與協同短板,從而在真實風險到來前完成規則迭代與應急准備。其核心價值在於將被動響應轉化為主動鍛造,使治理體系在反復“預演—修正—強化”的循環中不斷增強對復雜性、不確定性和突變性的承載力,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制度演進提供動態校准基准。
預設機制是治理的“嵌入式護欄”。預設要求將法律規范、倫理准則與公共價值在人工智能系統設計之初就轉化為可執行、可驗証、不可繞過的技術約束,實現治理邏輯與算法邏輯的深度耦合。其關鍵在於推動治理關口前移,打破技術開發與制度規制之間的割裂狀態,使合規性不再是事后的審查負擔,而成為系統內生的運行前提。預設機制通過將抽象原則具象為數學邊界,將價值排序編碼為目標函數權重,將責任鏈條映射為可追溯的數據流,確保人工智能在自主行動過程中始終運行於人類設定的安全軌道之內。它既是對技術失控的預防,也是對人機信任關系的制度性奠基,體現“以規則塑智能、以價值導算法”的治理自覺。
營設機制是治理的“萬物生長極”。面對超級人工智能這一尚無明確定義的未來形態,營設不執著於劃定行為邊界或預設具體場景,而是著力營造一個高敏感、自反饋、可演化的智能感知環境。其核心理念在於“不預設終點,隻優化探測”,通過構建動態閾值監測網絡,持續捕捉人工智能系統在認知深度、知識凝練、目標泛化與群體協同等方面的異常躍遷信號。這種機制承認人類認知的局限性,轉而依賴環境本身的結構張力來揭示臨界狀態的到來。它融合了技術監測的精確性與制度響應的彈性,在“未知之未知”面前保持戰略清醒與行動敏捷,體現了“以境察變、以場識智”的治理智慧,可在智能奇點臨近時保留關鍵的判斷窗口與干預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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