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

國際大科學計劃是人類開拓知識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決重大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手段，是一國綜合實力和科技創新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我們要構筑國際基礎研究合作平台，牽頭實施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加大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力度”。與傳統小科學項目資源分散、學科單一、組織化程度低、研究人員各自為戰相比，國際大科學計劃具有投入巨大、目標宏大、跨學科、集體協作、影響深遠等特征。當前，國際大科學計劃的主導權主要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世界各國牽頭發起的國際大科學計劃約61項，其中由我國發起並運行的僅10余項，無論是在參與主體范圍還是在科學影響力方面，都尚未達到高質量要求，與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存在差距。下一步，應加快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

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豐富人才儲備、深化科技外交的有效手段。國際大科學計劃依托多國科研力量協同攻關，既能集聚培養兼具國際視野與戰略思維的復合型人才，也能以人才交流為紐帶，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科技合作網絡。二是掌握科技主導權、提升全球話語權的核心舉措。面對復雜的國際科技競爭格局，牽頭布局國際大科學計劃，是主導國際科學議程、制定行業規則標准、引領前沿研究范式的關鍵路徑，有利於掌握關鍵前沿領域的戰略主動權，在新興技術和未來產業中佔據制高點。三是彰顯大國擔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氣候變化、地球環境治理等大科學議題，是關乎人類共同福祉的全球性挑戰。我國牽頭發起相關計劃，積極輸出原創性研究成果與中國方案，將自身科技優勢轉化為全球科技發展動能，能夠彰顯大國責任與風范。四是對接國家重大需求、破解“卡脖子”難題的重要途徑。國際大科學計劃的選題方向和實施路線往往由自上而下的規劃和專家論証確定，通過鎖定涉及國計民生、經濟命脈的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難題，確保科研投入與國家最緊迫的需求相一致，直接服務於國家長期發展目標。此外，現代重大難題多為復雜系統工程，許多“卡脖子”問題源於底層根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缺失，國際大科學計劃整合全球跨學科的優勢資源力量，形成的強大合力將為加速突破核心技術難題、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2018年國務院印發的《積極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方案》明確了“中方主導、合作共贏”等基本原則，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目標，同時確定圍繞物質科學、宇宙演化、生命起源、地球系統等前沿領域制定發展路線圖。當前我國已在數字科技、空間科學等多個關鍵領域成功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比如，數字可持續發展國際科學計劃、國際子午圈大科學計劃），部分項目推進成效顯著，得到了國際組織、多國政府部門、教學科研機構的響應，有力帶動了相關領域技術和產業的發展。但是我國在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的進程中也面臨著內外兩個層面的雙重挑戰：一方面，國際科技合作環境日趨復雜，以“泛政治化”和“脫鉤斷鏈”為代表的“小院高牆”思維，對我國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構成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國內國際大科學計劃的管理機制和政策環境也存在一定短板，存在著定位不清晰、管理跟不上、激勵不到位等問題。

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關鍵在於厘清和處理好各類主體、要素之間的關系，構建高效協同機制。國際大科學計劃在實施難度、技術復雜度等方面遠超傳統小科學項目，能否發起、組織、運行且管理好國際大科學計劃取決於一國（地區�組織）現有科研條件平台、人才團隊結構、國際合作基礎、科技治理能力、政策體系和專項支持等綜合性要素。展望未來，加快推進我國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仍需著力提升幾個方面的能力。其一，統籌協調能力，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應當體現國際性、卓越性、成熟性等原則，既要考慮國際大科學計劃培育成型所需的長周期，又要考慮其科學性、可行性的動態變遷，兼顧宏大科學願景與共同價值﹔既要發揮戰略科學家的核心驅動作用，鼓勵其在國際大科學計劃中扮演倡導者的角色，又要發揮政府功能，促進與創新主體之間的跨界聯動，充分凝聚共識﹔還要建立央地合作協調機制，關切各方利益，形成強大合力。其二，政策服務能力，相關部門要聚焦解決國際大科學計劃發起與運行中的政策堵點，建立專項協調機制或推出政策服務包，統籌提供資金支持、技術支撐、人才保障等配套政策，打好政策“組合拳”﹔鼓勵地方政府、社會組織拓寬投入渠道，構建多元化資金保障體系﹔出台國際大科學計劃專項人才培養與評價機制，吸引集聚高水平創新人才。其三，科技管理能力，注重協調國內外資源，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國際大科學計劃管理體系﹔重視國際法、國際規則的作用，健全國際大科學計劃產生的專利、數據等科技資源的共享與保護機制，有效保障多方權益，充分激發創新活力，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吸引更多國際合作伙伴，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實現互利共贏。其四，資源利用能力，充分利用我國在建和已建成的大科學裝置，以及國際組織、學會�協會等優勢力量，前瞻謀劃，提高裝置利用效率，強化跨學科跨領域協同創新﹔積極開展全球科技合作，吸引頂級科研用戶和國際科技組織落戶國內，主動承辦國際會議，構建國際化科研生態，為國際大科學計劃積蓄力量。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