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

話語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和人類交往的重要中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這一重要論述為把握新時代國際傳播與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要義，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融通中外，意味著構建能夠自我闡釋同時能夠他釋的話語體系，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概念、范疇，進而在文明互鑒中實現價值共鳴、在話語交流中凝聚發展共識。現代化作為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基本方向，是各國發展的共同追求和國際話語交流的核心命題。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是對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再闡釋，有助於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認知需求的迫切需要，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提升意識形態引領力。

近代以來，西方憑借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構建以“現代化=西方化”“文明=西方文明”為核心的話語體系。這一體系長期壟斷全球敘事權，通過將自身發展模式絕對化、價值理念普世化的敘事策略，確立西方主導的全球話語秩序，將非西方文明的發展路徑與價值選擇置於從屬地位。在當今世界格局深刻變革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以及全球南方的發展意味著多元文明共生共榮的現實與西方單一話語格局形成張力。西方話語體系以自身現代化經驗為模板，以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為導向，以解決西方文明內生矛盾為核心指向，其固有的歷史局限性與地域狹隘性難以准確把握和闡釋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發展成就，難以涵蓋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差異與發展道路多樣性。“中國威脅論”等錯誤論調，正是西方話語基於自身偏見對中國發展進行片面解讀的產物，這些認知偏差的根源就在於西方話語的片面敘事。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本質是對這一歷史變局的主動回應，打造兼具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話語表達，破解西方話語對“現代化”“文明”“全球治理”等核心概念的定義，推動全球話語格局從西方中心向多元共生轉型。

應對全球共同挑戰、完善全球治理的現實需要。當今世界，發展失衡、貧富分化、生態危機、地緣沖突等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話語共識是行動協同的前提，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國攜手合作，在交流互鑒中凝聚共識。中國在脫貧攻堅、生態文明、公共衛生安全等領域積累的實踐經驗，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中蘊含的“互利共贏”“文明互鑒”等理念，能夠為解決人類共同問題提供新路徑。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核心是將中國實踐與中國方案轉化為國際社會聽得懂、能接受的話語表達，推動中國理念融入全球治理話語體系，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包容性變革提供話語支撐，促進各國在共識基礎上協同應對共同挑戰。

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戰略訴求。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指向。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幾個方面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標志著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理論體系的成熟必然要求話語體系的協同建構，清晰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必然性、理論創新性與實踐有效性，澄清所謂共同富裕即平均主義、生態保護即發展停滯等認知誤區，破解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偏差。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並非單純的理論闡釋，而是與民族復興進程內在耦合的戰略舉措，其核心價值在於通過話語賦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轉化為內外共識，實現話語復興與民族復興的同構互塑。

以深厚的文明底蘊提供文化滋養。文化是話語體系的精神基因，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首要在於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一方面，提煉共通性價值符號，將中華文化中歷經千年沉澱的核心理念轉化為可對接全球的話語素材。“民為邦本”的治理智慧、“天下為公”的價值追求、“和而不同”的處世之道、“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念，塑造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是構建現代化話語體系的文化資源。另一方面，傳承包容性文明基因，發揮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天然優勢。中華文化中兼容並蓄的基因，決定著基於其構建的話語體系具備“融通”的天然優勢。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包容儒道法墨等多元思想，到漢唐時期吸納佛教文化並實現中國化，再到近現代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文化始終以海納百川的姿態實現自我革新。這種包容而非排斥、對話而非對抗的特質，讓中國話語既能堅守自身立場，又能尊重文明多樣性，在跨文化互動中融入國際語境中。

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提供現實支撐。在國際話語場中，某一話語體系能否彰顯話語權威，根本取決於其背后現代化歷史實踐的厚度與效度。近代中國話語困境的實質是，受限於西方所提供的概念范疇框架，導致現代化定位標識的窄化和話語認知的失衡。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是中國話語的載體、基礎和依托，不准確把握現代化實踐，就難以有效建構中國話語並推進話語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其成功實踐本身能夠為構建融通中外的現代化話語體系提供最鮮活的素材和支撐。在脫貧攻堅領域，以“脫貧攻堅”“精准扶貧”等話語詮釋中國的減貧實踐，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有益借鑒﹔在生態文明領域，以“兩山”理論、“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話語，為全球生態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以堅定的主體自信提供重要保障。所謂文化主體性，即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工業文明以來，西方文明借助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佔據世界文化發展的中心地位，通過文化工業、意識形態等多種方式壟斷非西方國家民族主體的文化表達，導致近代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消解。在跨文明話語互動的復雜語境中，缺乏文化主體性的話語體系容易陷入路徑依賴，機械復刻西方強勢話語的敘事邏輯或刻意弱化自身文化基因，喪失對自身實踐的闡釋權與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將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擺在突出位置，提出“文化自信”“第二個結合”“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重要范疇和概念，將文化自信界定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和“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持以文化自信為核心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能夠推動話語體系在融通中外的過程中保持民族特質不迷失方向，實現自我闡釋與他者認同的有機統一，為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基本性、持續性的保障。需要明確的是，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並不意味著封閉保守，而是在堅守自身核心立場與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吸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在交流互鑒中動態豐富完善中國話語的內涵與表達，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文明共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