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2025年12月20日08:39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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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庫寫作可能導致敘事的弱化,使得人們的審美習慣從傾向整體性轉向追逐碎片化
關於網絡文學的數據庫化趨勢,最近幾年有比較多的討論。相關話題包括數據庫寫作、“人設”等,這與網文自身的變化有直接的關系。2015年前后網文進入“二次元化”的新階段,而數據庫寫作正是其主要特征之一。所謂網文的數據庫寫作,指的是模仿計算機數據庫的操作邏輯,提取、選擇、組合有一定共識度的文學/文化要素或符號生成新的文本的寫作方式。所有具備一定共識度的要素或符號就以模塊的形態組成數據庫,中國網絡文學品類繁多的類型與標簽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模塊或者模塊組合。
“人設”作為網文人物塑造的新方法技巧,所遵循的即為數據庫原理,其要點是由多個相對獨立的模塊按照一定的語法規則拼貼與搭建而成,承擔著類似語法功能的模塊可以自由替換,不受其他模塊影響。“人設”與傳統的人物塑造有本質區別,“扁平人物”盡管也是符號化和模式化的,卻是獨創的,並不是從既有的捆綁了性格、行為與遭遇的模塊中去選配,也無從選配。打造“人設”隻需聚焦人物的一個或幾個可被欲望化的側面,不用重點考慮是否有助於世界觀與敘事邏輯的完整性,能做到大致滿足即可。這很像搭積木,要想成品足夠多樣以滿足不同人的喜好,就需要模塊足夠多。
因此,不少學者擔憂,以“人設”為代表的數據庫寫作,可能導致敘事的弱化,使得人們的審美習慣從傾向整體性轉向追逐碎片化。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國外學者馬諾維奇通過《新媒體的語言》就曾指出,同樣作為文化形式,數據庫與敘事在內在邏輯上是對立的,前者“將世界呈現為一個項目列表,並拒絕為這個列表排序”,后者則是“在一系列看似無序的項目(事件)中創造出一個因果軌跡”。盡管數據庫寫作不等同於數據庫本身,仍需要寫作者在檢索、選擇后按照某種算法邏輯組合,但檢索與選擇,也即通過某個交互界面選定信息的優先性已經大於將信息組合在一起,塊狀跳躍的空間思維優先於時間維度的邏輯思維。例如網文中的描寫與細節呈現常常不必與作品中的其他要素構成有機關系,可以跳進跳出,與各種“梗”發生關聯並生成畫面感。
從接受端來說,長期在數據庫媒介環境下浸染的人,盡管不會徹底喪失對敘事的興趣,卻會在無形之中失去對整體性、因果邏輯關系的敏感性,而更容易識別碎片化與模塊化的信息與信息流並產生共情。對於他們而言,這些信息與信息流就足以構成意義與快樂(“爽”)的主要來源,而無需將其編織進一個更大更完整的敘事架構中去。這樣的數據庫思維與欣賞習慣,與數據庫寫作相互影響。“二次元”網文階段批量出現的“梗文”就具有數據庫思維的特征,通過造梗、玩梗與抖機靈等方式實現的是一種信息狂歡。例如論者在解讀網文《顧道長生》時指出,敘事的完整性、深刻性、邏輯性等都不再是第一位的。其實,小說的故事情節很簡單,現代的男主意外得到修仙法寶,認識了女主,然后一起去修煉打怪。修仙打怪情節並不出彩,但作品亮點在於它集合了很多即時流行的“梗”,“讀者表面上是在消費類型故事,實際上是在消費‘梗’之類的‘數據’”。
這種趨勢確實會伴隨著一些問題。首先,如果說敘事/講故事與人的生命經驗同一,那麼模塊或者標簽因只是完整敘事的局部乃至碎片,一定程度上會帶來生命經驗表達的簡化與模式化,作為一種情感狀態的“爽”成為壓倒一切的敘事底層邏輯。其次,數據庫所承載的巨大信息量表面之下,是人們面臨的選擇之苦,其結果是檢索與篩選成為網上沖浪之人須臾離不開的一種保護機制。如此,人在選擇上的優先性就會為算法推薦所利用,在生產端形成同質化傾向,在接受端則演變為困住自己的信息繭房。本質上,這同樣會造成生命經驗的壓縮與流水線化。此外,還要看到,每個人隻“看到/喜歡/相信”自己願意“看到/喜歡/相信”的信息,各自擁抱“小敘事”的后果是巨大的品位與認知區隔乃至沖突,不同群體之間會難以溝通,更廣義的共情能力也隨之減弱。如果網文在讀者“分眾”上越劃越細,那麼網文原本最為人所看好的帶有“破圈”性質的大眾號召力將大大削弱。
新的想象力正在不斷調整與校准著網文的數據庫寫作及閱讀消費模式
盡管數據庫化會給網文帶來一些問題或傾向,但看待它的態度也不必過於消極乃至否定。首先,用戶不喜單一,至少無法容忍長時間且高密度的單一。“類型+標簽”確實比較容易產生大量跟風模仿的“小白”化作品(為初涉網文讀者創作的熱血沸騰、情節簡單的“爽文”),但網文的實踐也表明了類型與標簽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一旦某個類型或者標簽過於擁擠,就會流失讀者。因此,不斷地分化、組合、融合、變形、反其道而行之等就成為網文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方式。網文中那些爆款作品往往是某種“類型+標簽”的集大成者或者開創者,例如《十日終焉》就把“不套路,不無敵,不系統,不無腦,不爽文”作為自己的主要“賣點”。再如,這些年網文的標簽一直在翻新與增長,以晉江文學城為例,2010年有人統計其標簽數量隻有74個,2014年增長至110個。如今十年過去,筆者再去統計,發現已達到278個。標簽豐富程度令人吃驚,這也可以看成用戶對標簽簡化生命經驗的某種不滿與突圍。
實際上,即便同屬一個類型或者標簽,作品的樣態也是比較參差的。例如以游戲為題材的《虧成首富從游戲開始》,標簽則有爆笑、系統流、賺錢三種,但這部作品不僅是反套路的,更重要的是它在反套路的敘事中注入社會文化內涵,是同類型同標簽作品很難見到的。同時,一些網文平台的算法推薦也並非隻知道機械地抓取讀者自我標簽化過程中的最大公約數等信息,而是在人為的干預與校准下,盡可能地根據讀者具體閱讀行為調整推薦權重,例如起點中文網的“本章說”就承擔著這樣的功能,讀者通過具體的、有現場感的評論與反饋也同樣影響著算法。
其次,在內容、內涵層面,中國網文與東浩紀所觀察的日本二次元文化有所不同,后者所呈現的“大型非敘事”,即“沒有敘事的信息集合體”,這在中國網文中並未出現。“二次元”網文只是淡化敘事的完整性,但對敘事的依賴依然存在。正如學者黎楊全所指出的,“萌要素、玩梗構成了一種現象,但故事消費同樣重要”。這可能與中國網文沒有走“超文本”的先鋒路線卻在類型故事上蹚出康庄大道有著共同的內在邏輯。執著於敘事/故事,也就意味著對必然性、價值與意義的追尋依然存在。甚至正是因為身處這樣一個信息過載、高度碎片化的新媒體時代,人們對故事更為渴求。
這在2018年以后“后類型時期”的網文中展現得更為明顯。在其中,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網文通過敘事重構意義的努力,個人不再是“爽”的化身,而是在與他者、與世界的碰撞融合中重新構建意義。例如,經典的“打怪升級換地圖”模式在此時期得到了很大的改變,不僅升級變緩,而且地圖往往不再變化,人與世界(環境)的聯系變得緊密,由此也就產生了更強的責任感。這些新的想象力,正在不斷調整與校准著網文的數據庫寫作及閱讀消費模式,使得生命經驗的表達得以突圍冰冷的算法原則與數據。
(作者:周敏,系杭州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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