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是如何發表的

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披露了《七律·長征》，毛澤東的詩人才華開始漸為人知。1945年11月14日，吳祖光在《新民報》刊出《沁園春·雪》，在霧都重慶引起巨大轟動。此后數十年間，毛澤東詩詞以各種形式公之於世，得到世界范圍的傳播普及和空前廣泛的推崇喜愛。每首毛澤東詩詞的寫作緣起、構思過程都不相同，主題內容、情感基調都有差異，而流傳方式和發表經過也有區別。確切地說，每首毛澤東詩詞的發表時間、發表方式、發表地點、發表主體、發表意圖等等，都有所不同，都有珍聞趣事，甚至有曲折離奇。對這些林林總總的信息進行廣泛的搜集，系統的梳理，准確的辨析與合理的歸納，不僅有利於研究者清晰地了解毛澤東詩詞的來龍去脈和傳播途徑，而且有助於鑒賞者全面地把握毛澤東詩詞的整體風貌和深刻內涵。

一、發表順序

毛澤東一生隻有兩次出訪蘇聯的經歷，一次是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1957年11月2日至20日。兩次出訪期間，都有涉及毛澤東詩詞活動的記錄。比如，1949年12月在開往蘇聯的火車上，毛澤東和蘇聯翻譯、漢學家尼·費德林暢談中國文學，還談到自己寫詩的切身體會。第二次出訪期間，在蘇共中央舉行的招待各國黨的代表團的盛大宴會上，毛澤東祝酒吟“詩”：“兩個泥菩薩，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調和，再來做兩個。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僅此而已，沒有他在國外創作或發表作品的記錄。耐人尋味的是，第一首公開披露的毛澤東詩詞《七律·長征》，是在英國發表的﹔1976年1月《詩刊》發表《念奴嬌·鳥兒問答》《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后一次發表詩作，而《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卻於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在日本報紙刊登。

1936年6月，斯諾進入陝北蘇區採訪。毛澤東多次與他徹夜長談，還把長征詩抄錄給他。1936年10月底，斯諾回到北平，將採訪手記在上海的《大美晚報》《密勒氏評論報》《每日先驅報》《太陽報》等報刊上陸續發表。1937年初，他把這些英文稿提供給燕京大學學生王福時。王福時立即組織人員將其譯成中文，另翻譯了3篇紐約《亞細亞》雜志上一位美國經濟學家發表的有關陝甘寧邊區的見聞，編輯成《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於1937年4月在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秘密印刷。在該書封三上，以《毛澤東所作紅軍長征詩一首》為標題，刊登了《長征》一詩的手跡。在該書《毛澤東—蘇維埃的台柱》部分，斯諾寫道：“關於這次長征，他寫了一首古典的詩。”這是迄今發現的有關毛澤東詩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出版后的幾個星期內印行5次，銷量超過10萬冊。此后，該書在國外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一版再版，成為世人了解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重要資料。在該書《長征》一章末尾，斯諾寫道：“我把毛澤東主席關於這一6000英裡的長征的舊體詩附在這裡作為尾聲，他是一個既能領導遠征又能寫詩的叛逆。”1938年2月，上海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人以“復社”名義集體翻譯、出版《紅星照耀中國》，更名《西行漫記》。《七律·長征》成為最早在國外公開發表，然后轉回國內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

《七律·長征》經由斯諾率先發表，這是毛澤東所期待的結果。而《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早幾年就在日本見報，毛澤東完全不知情。1965年5月22日至29日，毛澤東回到井岡山，“千裡來尋故地”，生發出“猶記當時烽火裡，九死一生如昨”的感慨，而看到老區“舊貌變新顏”，毛澤東詩興大發，寫下《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井岡山》。

據李崇月《毛澤東詩詞對外譯介研究》一書介紹：“陳志讓（Jerome Ch'en）1968年通過《中國季刊》首次將這首當時國人仍不知道的詩歌譯介到西方。據陳志讓的注釋，這首詩是日本代表團訪問井岡山茨坪毛澤東舊居時抄下的，后來交給東京市立大學竹內實（Takeuchi Minoru）教授，他是毛澤東詩詞的主要日語翻譯者和1965年東京出版《毛澤東：詩與人生》一書的作者。這首詩竹內實發表在1967年1月19日的《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上，這是這首詩第一次公開發表，比國內1976年在《詩刊》正式發表早整整九年。經竹內實指引，陳志讓找到了發在《朝日新聞》的這首詩，譯成英語，漢語原詩和英語譯文同時在1968年《中國季刊》總第34期刊出。”《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創刊於1960年，由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主辦，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雜志的研究主題是當代中國，是當代中國研究領域最具權威的雜志之一。

二、發表時間

毛澤東本人對發表詩詞作品一向比較慎重。他生前陸續發表了39首詩作，其中相對集中、影響比較大的有4次。

第一次是1957年《詩刊》發表詩詞18首。1956年下半年，中國作家協會決定創辦《詩刊》雜志。編輯部給毛澤東寫信，附上了傳抄的8首詩詞請他審正並同意發表。1957年1月12日，毛澤東回信表示同意。他對8首詩詞認真作了校訂，又增加了10首作品。1957年1月25日，《詩刊》創刊號以《舊體詩詞十八首》為總標題予以發表，這是第一次集中公開發表毛澤東詩詞，成為中國詩壇的一件盛事。

第二次是1962年發表《詞六首》。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人民文學》1962年5月號以《詞六首》為總題，發表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採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毛澤東於4月27日寫了引言：“這六首詞，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通忘記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搜集起來寄給了我，要求發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5月12日，《詞六首》連同引言一起發表了。

第三次是“六三年版”《毛主席詩詞》。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詩詞》，收入37首作品。這是毛澤東親自編定的一個帶總結性的詩詞集，也是其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版本叢談》一書中提到：“這年毛澤東已經70歲了，也許他意識到需要對自己的詩詞創作作一個總結，把自己較為滿意的作品（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匯集起來，並對已發表的詩詞作一次全面校訂。自從‘六三年版’問世以后，毛澤東就再也沒有下過大力氣來編自己的詩詞集了。”

第四次是1976年初發表兩首詞。1976年元旦，《詩刊》發表《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同一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時稱“中央兩報一刊”）也同時刊登，並配發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這是毛澤東最后一次發表詩詞作品。這兩首詞加上“六三年版”《毛主席詩詞》收錄的37首作品，一共是39首詩詞。

毛澤東生前發表的作品，往往都冠以“毛主席”幾個字，“毛主席詩詞”作為專用名詞使用了20多年。毛澤東去世后，人們更多使用“毛澤東詩詞”這一提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又有毛澤東詩詞陸續發表，最具權威的是198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選》和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

1986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為紀念毛澤東逝世10周年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詩詞選》，由胡喬木主編和審定，鄧小平題寫書名。《人民日報》1986年9月9日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發了新華社關於該書出版的消息。除先前已發表的39首，又新增11首詩詞，全書共收入作品50首，比以往選本都多。

1996年9月，在毛澤東逝世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詩詞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是毛澤東逝世后，經中央有關機構審定而出版並由新華社編發出版消息的第二本毛澤東詩詞選本。該書保留了《毛澤東詩詞選》的50首詩詞，新增詩詞17首，總數達到了67首。新增的17首詩詞中，最早的《五古·挽易昌陶》作於1915年，最晚的《七律·有所思》作於1966年，時間跨度達半個世紀。

2003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由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該書以《毛澤東詩詞集》為藍本，增加了5首詩作。2017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該書的增訂本，增補了6首詩詞，加上該書初版本附錄的5首七律，比《毛澤東詩詞集》增收了11首，總量達到78首。該書收入了迄今已經公開披露並經嚴謹考証的所有毛澤東詩詞，是收入毛澤東詩詞最多、最全的版本。巧合的是，毛澤東生前和身后發表的詩詞都是39首。

三、發表形式

毛澤東生前，所謂“正式發表”，一般指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並親自修改、校訂后的發表行為。1957年1月《詩刊》雜志發表的《舊體詩詞十八首》，1962年《人民文學》5月號發表的《詞六首》，“六三年版”《毛主席詩詞》收錄的37首作品，1976年元旦發表的兩首詞，可以認定為“正式發表”。

毛澤東逝世后，“正式發表”，則是指經中央專門機構或者權威人士認定，並在權威出版社出版或由權威媒體刊登。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審定的，該書新增的17首作品，當然屬於“正式發表”。中共中央授權《人民日報》於1978年9月9日發表《賀新郎·別友》《七律·吊羅榮桓同志》《賀新郎·讀史》3首作品，這無疑是“正式發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選》新增11首詩詞，該書不是中央專門機構編輯的，但它由胡喬木主編和審定，由鄧小平親自題寫書名，這些作品完全可以認定為“正式發表”。

由吳正裕主編的2003年12月版《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和2017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分別新增了5首和6首詩詞。該書雖不是以中央專門機構的名義出版，但它以《毛澤東詩詞集》為藍本，由權威出版社出版。特別是該書主編吳正裕是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而副主編李捷、陳晉先后出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極具權威性，該書新增的11首作品無疑也可以認定為“正式發表”。

除了上述幾種情況，其他所有出版物，不管是詩詞選集還是文章，率先披露毛澤東詩詞，一般都應當視為“非正式發表”。而從毛澤東詩詞的整個傳播史來看，“非正式發表”的情形很多，具體過程也更為復雜。不少毛澤東詩詞在“正式發表”之前，都曾經以各種方式“非正式發表”。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詩詞的傳播過程富有戲劇性，甚至充滿神秘意味和傳奇色彩。

比如，1957年《詩刊》雜志創刊號在《編后記》寫道：“這十八首詩詞，大部分是近作和未發表過的作品，其中有幾首舊作曾在一些報刊出版物中發表過。”《舊體詩詞十八首》中，有11首作品是首次披露，而且是“正式發表”，它們是：《菩薩蠻·黃鶴樓》《菩薩蠻·大柏地》《清平樂·會昌》《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念奴嬌·昆侖》《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其余7首作品都曾“非正式發表”，有的還不止一次。《沁園春·長沙》最早出現於1949年8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蕭三著《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一書中。《西江月·井岡山》見於1948年7月1日東北解放區出版的《知識》雜志第7卷第6期，是在錫金文章《毛主席詩詞四首臆釋》中披露的。《如夢令·元旦》刊登在1956年8月3日出版的《中學生》雜志，由謝覺哉《關於紅軍的幾首詞和歌》一文披露，詞題為《寧化途中》。《七律·長征》不僅見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還曾刊登在蘇北抗日根據地1942年8月1日《淮海報》、1948年7月1日《知識》雜志第7卷第6期、1949年8月2日上海的《解放日報》等。《清平樂·六盤山》最早見於1941年12月5日上海出版的文學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橫眉》﹔1942年8月1日以《長征謠》為題刊登在《淮海報》副刊上﹔還見於1947年8月1日《戰友報》和1948年7月1日《知識》雜志﹔1949年8月2日《解放日報》以《長征詞》為題刊登。《沁園春·雪》最早於1945年11月14日，由吳祖光以《沁園春》為題刊登在《新民報》副刊《西方夜譚》上。1950年2月新華書店出版的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第2版）也出現了詠雪詞，1951年1月8日《文匯報》刊登了毛澤東題寫在柳亞子紀念冊上的該詞墨跡。《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是1951年1月23日《文匯報》連同柳亞子原詞一起發表的。

四、發表主體

1957年1月12日，毛澤東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寫道：“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以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這封信道出了毛澤東生前“正式發表”詩詞作品的某種實情：很多作品發表，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這是毛澤東詩詞創作和發表不同步的直接原因。毛澤東的很多作品，往往是在同學、戰友、詩友、朋友之間流傳的，不少作品不是他本人拿去發表，而是由別人披露或發表的。

毛澤東不是詩成之后就急於拿去發表，但特殊情況下，“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的毛澤東也會急切地要求發表作品。比較典型的有兩次：一次是1937年要求發表《四言詩·祭黃陵文》﹔一次是1958年要求發表《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澤東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詩人，主動要求發表作品的政治意圖，遠遠超出詩詞本身。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雙方同時派代表祭奠黃帝陵，毛澤東親自起草《四言詩·祭黃陵文》。正值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前夕，中華民族處於危難的緊要關頭，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涌。同時不久前發生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斡旋下和平解決，促成了國民黨停止內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在逐步形成。這篇四言詩體的祭文痛陳“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人執笞繩，我為奴辱”的民族危亡，表明中國共產黨人“萬裡崎嶇，為國效命”的民族大義，表達“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的堅強決心。祭文抒發了中國人民重振民族雄風的共同心聲，代表了中國人民誓死抗日救亡的強烈願望，堪稱是中華民族同仇敵愾的“出師表”。

毛澤東在1937年3月下旬就起草好了祭文。3月29日，他致信范長江，寫道：“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大公報》是當時國內影響力最大的非官方媒體，毛澤東想在該報發表祭文，借此宣傳共產黨的共同抗日主張。但他未能如願，人們最終還是通過延安《新中華報》4月6日《蘇維埃代表林伯渠參加民族掃墓典禮》的消息才看到這篇祭文。

新中國成立初期，血吸虫病仍然在我國南部及長江沿岸一帶蔓延肆虐，嚴重危害著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群眾稱之為“瘟神”。1955年11月，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的偉大號召。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虫病的經過》。當晚，毛澤東讀罷通訊，“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他意猶未盡，又特意寫了一段后記，其中寫道：“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第二天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7周年的日子，他深知這是為血防工作振臂一呼的極好時機。他當即致信胡喬木：“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虫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虫是一場惡戰。”毛澤東的心情很迫切，但兩首詩沒有在兩三天后發表。1993年第6期《黨的文獻》刊載的徐及之《毛澤東與胡喬木的詩詞交往》一文中說：“推遲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作者自己反復修改所致。”3個月之后，它們才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和1958年10月號《詩刊》發表，詩題為《送瘟神二首》。

五、發表規格

毛澤東生前，“正式發表”詩詞，具有比較濃郁的“官方”色彩，規格都比較高，往往是權威發布，眾多媒體跟進，頗有自上而下推廣的味道。毛澤東詩詞既是令人百讀不厭的文學作品，也是含有特殊意義的政治符號。人們不僅將其視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人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比如，1957年1月25日，廣播電台的早間新聞中一則文化消息，說到《詩刊》在當天創刊，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十八首》。4天后，《人民日報》於1月29日、30日分兩天轉載了18首詩詞中的12首詞，題目分別是《詞七首》（實際是9首，因為《十六字令》含3首—作者注）和《詞三首》。再比如，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詩詞》之后，《人民日報》在1964年1月1日第6版左下方刊發了詩詞集的發行廣告﹔次日，在第1版右上方顯著位置，用花邊圍欄刊發了“六三年版”的出版消息﹔1月4日，在第1版用一個整版的篇幅，以《詩詞十首》為題，刊發了收入“六三年版”的10首新詩詞，同日報紙還發表了郭沫若解說其中一首新詩的長文《“百萬雄師過大江”—讀毛主席新發表的詩詞之一》﹔1月5日，又在第1版用花邊圍欄刊發消息《〈毛主席詩詞〉受到熱烈歡迎》，並在副刊版發表了郭沫若盛贊毛澤東詩詞的一闋《滿江紅》。除《人民日報》以外，《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詩刊》以及各地中共的機關報和機關刊，各種重要文藝刊物，都在顯著位置及時刊載了收入“六三年版”中的10首新詩詞。這就不難理解，當年發表毛澤東詩詞，都會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相比較而言，《蝶戀花·答李淑一》的發表比較特殊，其路徑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充滿戲劇性。這還得從李淑一說起。李淑一是楊開慧在長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學讀書時的同窗摯友。《詩刊》發表《舊體詩詞十八首》時，李淑一在長沙第十中學教語文，發現當年楊開慧給她看過的《虞美人·枕上》並不在其中。1957年2月7日，李淑一致信毛澤東請求把那首詞抄贈給她，信中還附上了早年悼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薩蠻·驚夢》。收到來信，毛澤東心潮起伏，於5月11日回信給李淑一，寫道：“大作讀畢，感慨系之。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吧。有《游仙》一首為贈。”

李淑一接到信和詞，激動萬分，她隨即給學生講解了這首詞。恰巧湖南師范學院語文系四年級學生肖幼艾在十中實習，他是學生文學社團“十月”詩社的成員，從李淑一那裡抄錄了《蝶戀花·游仙》，並很快傳到了其他詩社成員手裡。詩社成員熱烈討論之后，決定由詩社社長張明霞起草給毛澤東的信，請求將《蝶戀花·游仙》刊登在社刊《鷹之歌》上。信於5月28日寄出，毛澤東於11月25日回信：“張明霞同志：來信早收到，遲復為歉！《蝶戀花》一詞可以在你們的刊物上發表。‘游仙’改‘贈李淑一’。”毛澤東在信中還附上了親筆訂正的詞稿，可惜詞稿如今已渺不可尋。而《鷹之歌》在1957年初秋疾風暴雨式的反右運動中已被停刊了。張明霞他們試圖爭取再出一期《鷹之歌》，但被否決了。為了能使這首詞早日面世，張明霞他們隻好忍痛將“專利”讓出。1958年1月1日，《湖南師院》刊登了《蝶戀花·贈李淑一》。6天后，1月7日，《人民日報》在第8版刊載了這首詞，只是《人民日報》有意回避了“轉載”這層意思。1月25日出版的《詩刊》第1期又一次發表了這首詞。一個月之內，這首詞先后在湖南師院校刊、《人民日報》和《詩刊》三次刊登，尤其是在一份不太出名的地方高校內部發行的校刊上首次刊出，這是絕無僅有的特例。

六、發表依據

毛澤東一生與詩詞有不解之緣，學詩、讀詩、吟詩、賦詩、解詩、論詩，是他的情趣愛好，是他的生活習慣，是他的交往方法，也是他的政治工具。1966年夏，邢台地震波及北京，正在毛澤東處值班的護士長拉起他就往屋外跑，可是毛澤東卻遲疑了一下又返了回去，把案頭的一個裝有自己詩稿的牛皮紙袋挾在腋下，跟著護士長出來。當護士長問他那麼多好東西不拿，光拿個破紙袋有什麼用時，毛澤東說：“那些東西都不是我的，我身無長物，隻有這些詩稿屬於我。”由此可知詩詞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但毛澤東對待自己的詩稿並沒有固定模式，有的自己留存了，有的送給了友人或身邊工作人員，有的隨手就丟進了廢紙簍。好在毛澤東的不少詩稿手跡被留存了下來，有的以檔案的形式，有的以個人珍藏的形式，它們成為認定毛澤東詩詞真偽的首要依據。比如，他寫完《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之后，直接把詩稿丟棄了。幸虧田家英撿回並收藏，到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詩詞》時，這首詩才得以“起死回生”。毛澤東逝世以后，這些詩稿手跡的史料價值尤為珍貴。198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選》和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的出版，以詩稿手跡作為確認作品是否出自毛澤東之手的判斷依據。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收入的67首詩詞中，有6首詩是“根據抄件刊印”的。它們是：《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七絕二首·紀念魯迅八十壽辰》《七絕·賈誼》《七律·詠賈誼》。《詩詞集》的編者在“出版說明”裡對這一做法解釋道：“新收各首的手稿大部分沒有保存下來，刊印依據均為作者身邊工作人員當年按手稿照錄的抄件。”

陳安吉著《毛澤東詩詞版本叢談》一書中指出：“這6首詩刊印所持的依據，是以往發表的毛詩所從未採用過的。這裡依據的抄件，據說是‘作者身邊工作人員當年按手稿照錄的’。但是，這裡所指‘作者身邊工作人員’究竟是誰，是一人還是多人？這裡所指‘當年按手稿抄錄的’，是怎樣的情形下照錄的，是否得到作者允許？錄了以后當年有誰人見過抄件？這些關涉版本重要依據的情況，《詩詞集》的編者未在任何出版物上作過披露。”陳安吉的質疑不無道理，事實上《詩詞集》出版后，也的確有一些文章提出了同樣的疑問。

對於這些疑問，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初版本和增訂本中的“考辨”部分給予了相應的澄清。比如，在《五律·張冠道中》的“考辨”中寫道：“抄件是毛澤東的秘書林克提供的。為了使讀者了解‘抄件’的真相，現把他在1996年6月7日給中央文獻研究室寫的《關於毛澤東幾首詩的說明》摘錄如下：‘1962年4月24日，我在日記上抄錄了幾首詩。’（下面省略了他抄的《張冠道中》《喜聞捷報》《紀念魯迅八十壽辰》《賈誼》《詠賈誼》等詩。）”“記得毛澤東這幾首詩的手稿，是他讓我清退看過的文件時，我從文件中發現的。我先從文件中把詩稿手跡拿了出來。當我將文件清理完畢之后，我把詩稿翻看了一遍，其中有發表過的詩，也有未發表過的詩，在未發表過的詩中有的過去我看過，但以上幾首詩，我從未見到過。由於我非常喜愛毛澤東的詩詞，我便把這幾首詩抄錄下來，回辦公室后，我先記在一個小本子上，由於怕遺失了，接著又抄錄在1962年4月24日我的日記本上。胡喬木同志在編輯毛澤東詩詞五十首時，他委托李慎之同志問我有無毛澤東未發表過的詩詞。我便請李慎之同志將我抄錄毛主席詩詞的小本子帶交胡喬木同志，我希望他能鑒別或選用。”林克作為毛澤東的秘書，他的描述應該是可以採信的。

七、發表體例

198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選》在編輯體例上首次採取了劃分正、副編的方法，所收50首詩詞，有42首列入正編，其余8首列入副編。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沿用了這一體例，正編仍為42首，副編為25首。這是兩個版本的一大特色。《詩詞選》在《出版說明》中寫道：“副編諸作以及其他一些本集沒有收入的作品，作者寫成后都沒有最后定稿。其中雖可能間或有因作者忘了，未及再看到和考慮修訂的，但一般是作者所不准備發表，有些還明確表示過拒絕發表的。可以推想，作者至少對這些作品（盡管各篇情況不同）中的許多篇不認為很滿意。現在從中選了流傳較廣或較有紀念意義的八首，列為副編。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務請讀者注意。”

對於這種做法，曾有人提出過質疑。比如，《光明日報》1990年5月24日刊發的王浩天的《希望〈毛澤東詩詞選〉有更完善的版本》，以及武漢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何聯華著《毛澤東詩詞新探》一書的評論部分，對此公開進行批評。他們的理由是：第一，分正、副編就意味著這兩部分作品分屬兩個檔次，這本身未必恰當，而且實際情況也並不全然如此﹔第二，以有沒有經作者最后定稿作為界定正、副編的標准也不妥當，它可能導致像《送縱宇一郎東行》和《給丁玲同志》這類新發現的、無法再經作者最后定稿的佳作被排除在正集之外﹔第三，對確實屬於詩人所不滿意並明確表示過拒絕發表的作品，應當尊重詩詞作者本人意見，不必收入集中。

對於這樣的質疑，筆者不敢苟同。第一，正編、副編，只是一種編輯體例，編者並未將其作為判定作品優劣的尺度或標准。即使新增的一些作品被列入副編，也僅僅是編輯體例問題，充其量隻說明作品選入詩詞集的時間偏晚。第二，作者對作品表示不滿意，可能只是一時的感覺，不能據此就把作品排斥在外。毛澤東當年寫完《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后，直接扔進了廢紙簍。可時過境遷之后，他又同意將其收入“六三年版”《毛主席詩詞》。同樣，作者拒絕發表某一作品，可能出於某種特殊原因。對這種作品必須歷史地看、辯証地看，不能根據一時態度來決定作品的取舍。關於這一點，《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就是極好的例証。

據《毛澤東年譜》第1卷記載：1935年10月20日，“和彭德懷同陝甘支隊第一縱隊負責人研究敵情。毛澤東說：打退追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二十一日，陝甘支隊第一、第二縱隊在吳起鎮附近擊潰尾隨的國民黨軍騎兵二千余人。戰斗結束后，毛澤東作《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這首詩最早傳抄發表於1947年8月1日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辦的《戰友報》上，但編者在注釋中將此詩誤寫為出自臘子口毛澤東發給彭德懷的一份電報。1957年2月6日，《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寫信給毛澤東請他校閱該詩並准予發表，信中仍說它是攻打臘子口寫的電報。2月15日，毛澤東回信說：“記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臘）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表。”《東海》編輯部隻好作罷。但《解放軍文藝》1957年4月號仍以讀者來信形式刊登了該詩。

毛澤東不同意發表該詩，既有編輯注解有誤的因素，也有毛澤東記憶模糊的因素。此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首詩沉寂了幾十年。1979年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黃克誠《丹心照日月，剛正垂千秋—懷念我黨我國和我軍杰出的領導人彭德懷同志》，文中再次提到這首詩。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的《彭德懷自述》還原了該詩的歷史真相。《詩詞選》並未因毛澤東曾“拒絕”發表而放棄，將其收入副編，使其得以恢復本來面目。

八、發表語種

1994年12月26日，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成立。第一屆研究會會長、詩人賀敬之在開幕詞《中華文化的瑰寶，詩歌史上的豐碑》中指出：“毛澤東詩詞以其前無古人的崇高優美的革命情操，遒勁偉美的創造力量，超邁奇美的藝術想象，高華精美的韻調辭彩，形成了中國悠久的詩史上風格絕殊的新形態的詩美。這種瑰奇的詩美熔鑄了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人格和個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乎風靡了整個革命的詩壇，吸引並熏陶了幾代中國人，而且傳唱到了國外。”助力毛澤東詩詞在國外傳唱的，不外乎兩種方式：一是中國人出版的毛澤東詩詞譯本﹔二是外國人出版的毛澤東詩詞譯本。

中國出版毛澤東詩詞外文譯本，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現在。《詩刊》創刊號發表《舊體詩詞十八首》之后，翻譯工作就被提上了外文書刊出版單位的議事日程。時任英文刊物《中國文學》負責人的葉君健認為應該盡快在刊物上發表這些詩詞的英譯。他跟毛選翻譯委員會聯系，希望他們能提供譯文，但沒有下文。葉君健在外文出版社英文組負責人於寶矩的幫助下，將18首詩詞譯成英文，刊登在1958年第3期《中國文學》上，署名為安德魯·波義德。當時發表對外宣傳的譯文往往都不署國內譯者的姓名。這是國內第一本毛澤東詩詞的外文單行本。此后，外文譯本不斷涌現。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毛澤東詩詞十九首》英文版。幾十年來，外文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法、荷、日、西班牙、印尼等多語種的《毛澤東詩詞》。

1961年1月，經中央同意，成立了由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袁水拍任組長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定稿小組。該小組為全面修訂詩詞舊的譯文和翻譯新發表的詩詞做了大量工作，成員們對毛詩的翻譯十分慎重。1964年1月，英譯定稿小組為了准確翻譯“六三年版”《毛主席詩詞》37首，曾就詩詞中的一些疑難字句如何解釋的問題直接請教毛澤東。毛澤東一一作了口頭解釋，共有32條，達1900多字。這是毛澤東解釋自己詩詞條目最多、內容最為詳盡的一次，足見他十分重視作品的對外傳播。因為種種原因，翻譯工作時斷時續，直到1976年4月《毛澤東詩詞》（收入39首詩詞）英譯本才得以問世。1976年4月30日，《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刊播了新華社的出版消息。此后，外文出版社即以這個“官譯本”為藍本，轉譯並出版其他語種的單行本。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外的毛澤東詩詞譯本也層出不窮。1957年9月，蘇聯出版了《毛澤東詩詞十八首》俄文版，這是最早的毛澤東詩詞外文譯本。1957年11月，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一本精裝版《毛澤東詩詞十八首》。隨后，蘇聯分別出版了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愛沙尼亞、布裡亞特等10多種文字的不同版本。其他國家也先后出版發行了多種毛澤東詩詞譯本。比如，1958年，匈牙利出版了由山多爾等翻譯的《毛澤東詩詞二十一首》﹔1960年朝鮮作家同盟出版社出版了中朝文對照本的《毛澤東詩詞選》，共有譯詩19首﹔1965年4月，東京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了武田泰淳、竹內實合著的日文本《毛澤東：他的詩與人生》一書，收入37首作品﹔1965年由加拿大安大略約克大學美籍華裔著名歷史教授陳志讓和美國學者邁克爾·布洛克合譯的英文版《毛澤東詩詞》（收入37首詩詞），附於《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一書出版﹔1969年，法國由伊埃爾內出版社出版了法國著名學者伊·布羅索萊翻譯的《毛澤東詩詞大全》（收入38首詩詞）。1972年，意大利蒙多裡和牛頓·康普頓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了《毛澤東詩詞》（收入37首詩詞），等等，舉不勝舉。截至20世紀末，毛澤東詩詞的國外發行量超過7500萬冊，毛澤東詩詞受到各國詩詞愛好者的關注與喜愛。

（來源：《百年潮》2025年第12期，原標題為《毛澤東詩詞的發表情況》，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原副院長、一級巡視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教授，湖南韶山干部學院外請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