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字化賦能抗戰歷史記憶傳播

2025年12月13日是第12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國家公祭日的設立，使得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紀念上升到國家層面，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在這一承載特殊意義與民族情感的時刻，銘記民族苦難歲月、傳承抗戰歷史記憶凸顯重要意義。抗戰歷史記憶作為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其建設與傳承正面臨數字化浪潮帶來的深刻變革。以數字化賦能抗戰歷史記憶傳播，已超越單純的技術應用范疇，成為關涉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與數字人文的多維度文化治理實踐。從理論層面審視，這一進程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征：記憶建構協同化，專業機構、技術企業與社會公眾共同參與記憶塑造﹔記憶形態混合化，物理空間與數字空間的記憶載體相互交融﹔記憶過程互動化，記憶的生產、傳播與消費邊界日益模糊。我們可從資源整合、技術賦能與傳播創新三個維度，來闡述和理解數字化賦能抗戰歷史記憶傳播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

資源整合：抗戰記憶數字化的基礎工程

抗戰歷史記憶資源的數字化整合是構建系統性、整體性抗戰記憶體系的基石。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曾指出，記憶需依托特定場所與載體得以存續與傳承。在數字時代，傳統“記憶之場”正經歷從物理空間向數字空間的深刻轉型。抗戰歷史資源具有分布廣泛、類型多元、載體形式各異的特點，長期以來面臨資源孤島化、標准不一與共享機制不足等問題。數字技術為實現抗戰歷史資源的系統性整合提供了全新方案。《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全面梳理中華文化資源，推動文化資源科學分類和規范標識”，為抗戰記憶資源整合提供政策支撐。

在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框架下，抗戰歷史記憶資源的整合體現出三方面特征：其一，資源類型全面性，涵蓋文獻檔案、實物遺存、口述歷史與影像資料等多種形態﹔其二，技術手段多樣性，包括高精度掃描、三維建模、全景採集等數字化方法﹔其三，數據標准統一性，依托標准化元數據與分類體系，實現多元資源的互聯互通。通過系統化整合，原本分散的抗戰記憶得以轉化為可靈活調用的文化資源，從而實現“存儲記憶”。例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全國多家抗戰類紀念館建立的“抗戰記憶共享平台”，整合全國23個省區市的抗戰歷史資源，形成包含12萬余件文物、8000余小時口述歷史、5萬余張歷史照片的綜合性數據庫。該平台整合分散在各地紀念館的文物、檔案文獻、照片、影像、口述史等數字化資源，採用統一的元數據標准，實現了不同類型、不同來源資源的語義互聯，以更全面、便捷地保存抗戰記憶、弘揚抗戰精神，為構建抗戰歷史知識圖譜和抗戰歷史記憶的數字化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此類資源體系不僅克服了物理保存的局限，而且構建起可共享、可擴展、可持續更新的記憶資源系統，實現從靜態保護向動態傳承的重要轉變。

技術賦能：抗戰記憶建構的創新路徑

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為抗戰歷史記憶的當代建構開辟了創新路徑。VR、AR、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推動抗戰記憶的呈現方式從傳統平面展示轉向沉浸式、交互式的多維體驗。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可實現對海量抗戰文獻的智能分析與事件關聯挖掘﹔計算機視覺技術能夠自動識別歷史圖像中的人物、場景要素﹔知識圖譜技術則可構建抗戰歷史的知識網絡，揭示事件間的復雜關聯。數字技術不僅改變了記憶的呈現形態，更深刻重塑了記憶的建構邏輯與接受機制。

技術賦能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空間重構，依托數字孿生技術重建歷史場景，使“缺席”的歷史通過數字再現獲得新型“在場”形式。例如，在山西長治八路軍文化數字體驗館，觀眾戴著VR設備“穿越”時空，體驗1937年的忻口戰役現場，虛擬彈片擦過耳畔的灼熱感讓他們深切重溫抗日戰爭那段悲壯的歷史，真切體會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壯。利用虛擬數字人技術重現的楊靖宇將軍在冰天雪地中戰斗至最后一刻時說出的“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場景，令台下觀眾動容。二是敘事創新，運用交互式敘事技術突破傳統線性敘事模式，實現歷史與當下的跨時空對話。例如，有媒體推出的AI歌曲視頻《山河回聲：穿越80年的心願》，通過算法讓2000句抗戰詩詞生成全新旋律，當“四萬萬人齊蹈厲”的歌聲響起時，彈幕瞬間被“破防”刷屏。三是體驗深化，借助動作捕捉、觸覺反饋等技術增強受眾感知的真實性，強化歷史記憶的情感共鳴。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虛擬現實體驗區，觀眾可以“走進”1937年的南京城，通過動作捕捉技術與虛擬難民互動，在營造的沉浸式場景中強化觀眾的具身認知，使他們對日軍暴行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災難歷史記憶更加刻骨銘心。

需要指出的是，數字技術支持的記憶建構呈現出主體多元化、過程互動化與形式碎片化等特征，這一方面提升了記憶傳播的感染力，另一方面也對記憶的真實性與完整性提出新要求。因此，應建立科學嚴謹的內容審核與技術標准體系，確保數字化記憶建構實現歷史真實與價值導向上的統一。

傳播創新：抗戰記憶傳承的數字化進路

數字化傳播為抗戰歷史記憶的傳承提供了全新突破口。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抗戰記憶傳播呈現出平台多元化、內容個性化、形式社交化的新趨勢。現代社會的記憶愈發依賴媒介的建構與傳播。各類抗戰紀念機構積極運用新媒體平台構建全媒體傳播矩陣，打破傳統紀念活動的時空局限，實現記憶傳播從周期性向常態化的轉變。如共青團中央在微博平台發起的“抗戰記憶”話題，閱讀量超過10億次﹔“抗戰史上的今天”微信公眾號每日推送歷史事件，形成持續性的記憶喚醒機制。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為實現個性化記憶傳播提供可能。通過用戶畫像與興趣建模，可向不同群體推送定制化歷史內容，提高傳播精准度。與此同時，用戶生成內容的興起使公眾成為記憶傳播的積極參與者，形成專業生產與用戶創作互補的記憶傳播生態。數字化傳播顯著拓展了抗戰記憶的受眾范圍，尤其增強了青年群體的歷史認同感，在促進歷史記憶的代際傳遞方面展現出顯著優勢。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數字化傳播同樣面臨信息過載、敘事碎片化、算法“信息繭房”等挑戰，需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完善傳播機制，平衡好傳播效率與歷史敘事整體性之間的關系。

以數字化賦能抗戰歷史記憶傳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機構、企業與公眾等多方主體的協同參與。其意義不僅在於技術創新應用，更在於推動構建記憶資源開放共享、記憶技術包容普惠、記憶參與多元平等的數字記憶文明。在文化數字化戰略指引下，通過資源整合夯實基礎、技術賦能創新形式、傳播創新擴大影響，抗戰歷史記憶必將在數字時代得到更為有效的保存、傳承與弘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歷史文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