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南亞生態治理的本土路徑

中國與東南亞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展國家以及共同處於亞洲地區和亞洲文明的國家，同樣屬於全球南方國家，在探索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上，提供了一種不同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

在文明起點上，西方近代環境觀的哲學基礎以人類中心主義為主導，將自然視為可認知、可改造、可利用的對象。相比之下，中國與東南亞多數文明傳統更強調人與自然的“嵌入性”與“共生性”。中國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愛物”的哲學表述﹔東南亞以宗教為主的文化在長期交融中，形成對森林、河流、土地的敬畏觀念。盡管中國與東南亞在宗教、社會結構、治理模式上存在顯著差異，但對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種認知是高度一致的。這種共生邏輯在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壓力下被重新激活，成為協調發展與保護的重要內生資源，並在實踐中呈現出三個共同特征：將生態責任較早納入道德文化層面，而非僅停留在經濟或技術計算﹔更傾向於預防性、系統性治理，而非單純末端治理﹔更注重代際公平與長期平衡。

在具體路徑上，作為超大型后發展國家，中國選擇了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系統工程路徑：將生態文明建設寫入憲法，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通過強有力的頂層設計與考核機制，實施生態保護修復工程，展示了政府規劃與介入在生態保護恢復中的重要作用。

東南亞國家的整體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因此更多發展出社區參與、宗教倫理與傳統知識相結合的路徑。一個典型例子是泰國佛教僧侶發起的“植樹出家”運動。這種做法成本極低，卻在社區層面形成了強大的內生動力。另一個例子是印尼的社區林業制度。政府把森林管理權交給當地村庄，結果顯示，社區管理的森林年毀林率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5，既保護了生物多樣性，又讓村民通過農作物生產、生態旅游獲得穩定收入。

經驗表明，后發展國家完全有可能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實現與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而且，在全球環境治理中，本土化制度設計的重要性遠超技術移植。

（作者系廈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南洋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