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勢而上接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十五五”時期國際環境的機遇與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國強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我們要准確把握國際趨勢，沉著應對挑戰，善抓機遇、化危為機。

國際環境變化趨勢。全球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國際競爭加劇，各國對市場、資源的爭奪更趨激烈。大國博弈日趨激烈，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在貿易、科技、地緣等多領域持續施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推進，主要國家圍繞技術制高點的競爭加劇。我國面臨通過創新實現趕超的機遇，也存在錯失技術窗口的風險。綠色低碳轉型全面推進，推動能源、產業乃至生活方式系統性變革，帶來綠色技術、產業、服務新機遇，但相關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經濟全球化深入調整，一些國家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多邊機制承壓，區域合作與諸邊協議成為規則制定新平台。國際社會對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期待上升。

面臨的風險挑戰。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華圍堵遏制具有全面性、長期性，迫使第三國選邊站隊，影響跨國公司戰略布局。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呈現短鏈化、區域化等趨勢，中國產業鏈外移壓力增大，經濟安全風險上升。在國際市場“兩頭受壓”：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向高端制造邁進時，又遭遇發達經濟體市場壁壘與技術封鎖。

可把握的戰略機遇。科技自立自強迎來新機遇。全球技術多點突破，為中國在新興領域實現趕超提供可能。外部技術封鎖倒逼自主創新，國內市場支撐技術迭代，海外高端人才引進面臨窗口期。綠色轉型開辟發展新賽道。中國在新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已形成優勢，全球綠色需求持續增長，綠色產業有望成為“換道超車”重要依托﹔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迎來機遇，隨著綜合國力和對外投資增強，可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發揮樞紐作用。美國國際信用下降為中國參與引領全球治理改革提供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契合國際期待，有助於提升中國影響力。

面對“十五五”時期的復雜環境，我們既要正視風險，也要敏銳把握機遇。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應對能力，在化危為機中不斷提升實力，主動塑造有利國際環境。

深刻領會“兩個推動、一個確保”重大意義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楊偉民

“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兩個推動”，即“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這是根據目標導向原則，實現“一個確保”即“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根據問題導向原則，解決當下經濟發展問題的迫切需要。這就要求經濟增長保持合理區間、經濟增長動力轉變、收入分配格局優化。“十五五”時期，任務更為艱巨——2024年人均GDP約1.35萬美元，需未來10年以美元計年均名義增長5%，才能在2035年實現翻倍，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各方共識下，未來5年我國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為4.5%至5%。達標不僅要保持合理增速，更要扭轉價格疲弱態勢：2025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長5.2%與名義增長4%之間的1.2個百分點差距，直接影響目標實現。目標設定遵循“上行期取下限防過熱、下行期取上限激活力”原則，我國具備5%左右增長的基礎條件，關鍵是破解發展模式轉型、經濟結構優化、治理體系完善等難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與制度型開放。

增長動力必須轉向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發展模式。“十四五”以來，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87.7%降至71%，外需易受國際環境不確定性沖擊且出口量增價跌，投資貢獻率難以回升至過往峰值。這一全新模式，旨在以國內循環確定性對沖國際循環風險，我國5.4億低收入和中間偏低收入群體消費升級，就能有效消化產能﹔供給側需通過創新驅動、科技自立自強、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消費擴大升級提供支撐。

消費拉動的核心保障是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但五等分法下高、低收入組差距達10倍，2024年最低收入組2.8億人月均收入約800元，消費能力受限。“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推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快於經濟增長，降低政府與企業尤其是金融部門佔比，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提高收益上繳比例，提升最低工資與養老金待遇。

“兩個推動、一個確保”是“十五五”規劃建議的核心要義，抓好落地實施，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必將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

加快完善分配制度進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一級教授 高培勇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並將之確立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全會部署的一系列政策舉措，幾乎都與分配格局的深刻調整緊密相連。鑒於此，圍繞“加快完善分配制度”可作出三點判斷：緊迫性前所未有、艱巨性不容低估、雖有困難但必須推進。

緊迫性前所未有。提振內需成為當務之急。2024年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5%，僅為疫情前5年年均增速的一半。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更是財富積累的結果。以分配制度改革為抓手，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積累機制，是鞏固拓展經濟回升向好勢頭的根本之道。共同富裕目標鎖定2035年，分配制度的建設窗口期僅剩10年。改革進入“雙軌並重”新階段，過去側重收入流量調節，今天必須將流量與存量並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同推進。

艱巨性不容低估。中國再分配機制是較突出短板，集中體現於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三大支柱，稅收制度調節功能受限。全部稅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來源於個人，幾乎無居民財產稅﹔90%以上稅收通過企業繳納，稅負高度可轉嫁，導致稅前與稅后基尼系數差距極小，調節貧富差距能力弱化。社保與轉移支付覆蓋不均。城鄉二元分割與身份差異並存：國有單位正式職工享有完整保障，農村居民、非公單位及編制外人員保障有待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直接削弱再分配功能，使提振消費面臨群體間需求與能力差異的復雜挑戰。

優先從再分配機制入手。改革必須以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為突破口，系統破解制度瓶頸。完善稅收制度，構建現代直接稅體系。擴大個人所得稅綜合征收范圍﹔在穩定總體稅負前提下，提高直接稅佔全部稅收收入比重，以2035年為節點完成稅收制度現代化。

完善社保與轉移支付制度，邁向均等化與無差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將更多資源投向民生領域﹔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基本養老保險覆蓋所有法定人群﹔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實現“無差別救助”。

完善分配制度不是簡單政策調整，而是一場深刻制度變革，須聚焦關鍵問題，攻堅克難、久久為功。

加快建設金融強國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吳衛星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為新時期金融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時期，應深入貫徹全會精神，聚焦服務實體經濟、提升治理效能、推進高水平開放、構建風險防控體系，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

一是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升宏觀調控效能。健全中央銀行制度，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管理雙支柱框架。推動政策利率向市場利率有效傳導，促進貨幣政策由“量”向“價”轉型，加強與財政政策協調，增強調控有效性。

二是深耕“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科技金融要構建適配創新的投融資模式﹔綠色金融應完善標准披露，提升碳市場流動性﹔普惠金融借助科技降本增效，擴大覆蓋面﹔養老金融豐富產品供給，規范第三支柱﹔數字金融堅持創新與監管並重，筑牢風險防線。

三是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培育耐心資本生態。增強資本市場包容性，更好支持科創企業成長。優化投資者結構，完善保險、社保等長期資金考核機制，暢通“募投管退”循環，營造透明法治開放的市場環境。

四是優化金融機構布局，構建差異化發展格局。發揮大型金融機構壓艙石作用，推動中小銀行特色化、減量提質，引導政策性機構聚焦國家戰略，提升保險、信托、証券等專業服務水平。

五是建設安全高效金融基礎設施，夯實發展底座。推進標准建設與系統互聯，提升支付清算、征信登記等整合水平，與全球標准接軌。

六是穩步發展數字人民幣，提升金融體系效率。完善商業銀行激勵機制，拓展高頻與跨境場景，推動其從支付工具向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演進。

七是深化制度型開放，提升跨境金融服務能力。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增強我國金融體系國際化水平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八是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針對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房地產等重點領域風險，健全防范化解體系，明確央地責任，保障市場穩健運行。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十五五”時期，金融系統要堅守服務實體經濟根本，深化改革、防控風險，全面提升競爭力與韌性，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

積極擴大自主開放

山東財經大學校長 洪俊杰

面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保護主義抬頭、多邊體制承壓的新形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彰顯了我國主動對外開放贏得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競爭主動的新作為。

自主開放是在無國際條約和承諾約束下，立足自身發展與世界互動需求，按行業特點有節奏、有范圍、有層次地主動開放。其核心為“自主”、本質是“合作共贏”，既非對等或協議開放，也非被動開放，而是契合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主動作為，同時能將自身開放轉化為世界機遇，兼顧“中國之需”與“世界之盼”。

當前，部分西方發達國家以“小院高牆”對我國進行圍堵。通過擴大自主開放可拓展經貿伙伴，構建穩定多元的產業鏈供應鏈。以自主開放促進國內外市場、產業、創新、規則聯動，提升經濟效率與韌性，構建以中國為樞紐的世界性大市場，為中國式現代化拓展國際空間。如今的開放已超越傳統關稅、配額等“邊境上”措施，聚焦產權保護、環境標准等“邊境后”制度安排，應積極擴大自主開放，主動進行壓力測試，培育新模式、新業態、新技術、新供給。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以自身高水平循環帶動國際大循環，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幫助其更好融入國際市場，為全球經濟復蘇注入確定性和正能量。

未來國際合作與競爭核心已非簡單成本讓利，而是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聚焦服務業准入開放，提升國際規則制定引領能力，實現從規則接受者到建設者、引領者轉變。區域和雙邊貿易投資協定是破除貿易壁壘、促進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引擎。應加快進程釋放制度紅利，拓展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准自貿區網絡，推進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改革，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貿格局。實施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開展首創式、集成式探索並推廣改革經驗，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高標准建設海南自貿港，發揮對外開放牽引作用，培育制度集成創新成果，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健全國家安全保障機制、提升開放監管水平、完善出口管制體系，掌握國際合作競爭主動權。

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 趙振華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深刻理解這一重要論述的深刻內涵，對於增強發展動能、擴大國內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意義重大。

准確把握深刻內涵。投資於物表現為投資基礎設施、機器設備、房屋建筑等實物資產。投資於人表現為對全體人群、全生命周期在教育、健康、養老、技能培訓等方面投資，目的是提升人的能力和潛力。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是對立統一的。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緊密結合，需要在投資於物中摒棄傳統的為投資而投資、為增長而增長的陳舊觀念，更加重視服務於人的因素，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投資於人中進一步明確投資於物的方向，提高投資於物的效益和效率。最終在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互動中實現有機結合，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進。

深入領會重大意義。長期以來，投資於物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投資於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尤其是在全球產業競爭已從“資本密集”轉向“人才密集”的大趨勢下，要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實現創新驅動、需求拉動，必須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在投資於人的重點方向上持續用力。隻有這樣，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戰略主動，才能筑牢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才能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

精准把握著力點。短板就是著力點，弱項就是結合部。一方面，投資於物要精准把握投資領域和方向。要加強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高質量高標准農田、城市更新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大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力度，大力實施“互聯網+”行動，推動產業升級，提升產業質量﹔加大科技創新投資，著力加大對概念驗証、中試驗証平台建設等的投資力度。另一方面，投資於人要著力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著力補齊民生短板，提高民生類政府投資比重，加大對生育養育教育、醫療、普惠養老等領域的公共投入，提供更多高質量、智能化、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刻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與邏輯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 董振華

制定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運用戰略思維謀劃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生動體現。堅持以戰略思維深刻把握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對於我們對“十五五”時期從戰略價值上堅守正確的方向、從戰略布局上進行科學謀劃、從戰略實踐上贏得歷史主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謀劃推動“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做到以下三個方面。

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把造福人民作為根本價值取向。人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由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價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立場。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階段，“十五五”時期規劃制定自始至終都貫穿人民至上這個根本的價值主題。

必須堅持科學方法論，不斷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把黨的領導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全過程。要客觀分析研判國內外發展趨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實事求是地謀劃制定好“十五五”規劃綱要和專項規劃。要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把握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兼顧事關中國式現代化戰略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關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各環節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做到統籌考慮、全面論証、科學決策，更加注重各領域之間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進行頂層設計，特別要處理好改革和發展、政府和市場、發展和安全、秩序和活力、數量和質量、機遇和風險、開放和安全、國內和國際、當前和長遠等一系列重大戰略關系，推動各方面工作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協同配合，實現新的躍升。

面對當今世界動蕩變革加劇、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只要保持戰略定力，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能夠以自身工作的確定性應對形勢變化的不確定性，贏得歷史主動，再鑄輝煌成就。

以四大全球倡議為引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吳志成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原創性思想，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對“建設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一課題給出的中國答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系列舉措。《建議》強調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引領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要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不斷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有利外部環境，為人類和平與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承前啟后的關鍵階段，面臨深刻復雜的內外環境變化。從國際看，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新機遇，我國具備塑造外部環境的有利條件。但同時，全球地緣沖突頻發、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乏力、大國博弈加劇、全球性風險挑戰與全球“赤字”問題等日益突出。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提出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倡議，為化解全球風險、完善治理體系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充分彰顯了大國擔當。

全球發展倡議聚焦人類生存發展與共同現代化，著力破解全球發展赤字，激發動力活力，推動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支柱”。全球安全倡議關注戰爭與和平、沖突與穩定，致力破解全球和平與安全赤字，倡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營造穩定環境，鑄就“安全支柱”。全球文明倡議著眼於文明間的隔閡與互信，致力破解信任赤字，促進交流互鑒，凝聚價值共識，筑牢“文明支柱”。全球治理倡議針對全球治理不公正不合理等問題，致力化解治理赤字，完善多邊體系，推動公平發展，完善制度架構，構筑“治理支柱”，強化制度保障。四大全球倡議各有側重、相互支撐、彼此促進，構成目標一致、功能互補、辯証統一的有機整體，共同服務和服從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