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歷史的再書寫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一方面反思民族主義同時尋求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討論如何重建全球學術網絡，進行世界歷史的再書寫，促進和平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促進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的國際合作，推動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在這一使命的引導下，教科文組織首任總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倡議從科學人文主義視角審視人類文明從古至今的演進軌跡，以促進世界和平與相互理解。赫胥黎的朋友、劍橋大學科學史專家李約瑟積極回應這一看法，認為有必要組建國際性專家委員會，通過跨學科、跨文化的方式，系統梳理人類在科學與文化上的發展歷程，從而幫助理解人類如何通過技術革新、文化交流和社會變革逐步邁向現代世界。

　　 赫胥黎和李約瑟邀請包括法國年鑒學派奠基人呂西安·費弗爾在內的諸多學者參與實施“人類史：文化與科學發展”（以下簡稱“人類史”）項目。1946年底，費弗爾代表法國向教科文組織提交報告，闡明全面研究世界多元文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費弗爾的提議分成兩個相互依存的方面：一方面，嚴格審視文明交流互鑒的主要機制﹔另一方面，深入探索各個文明對人類集體遺產提供的獨特貢獻。教科文組織成立之初開展該項目，目的是讓科學家和普通讀者，尤其是中小學生更好地理解“人類史的科學和文化方面，同時展示各民族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它們對人類共同遺產的獨特貢獻”。

　　 經諸多國家專業學者審慎評議與多輪磋商之后，初步確立了人類史編纂框架。這一框架在於系統描述人類從古至今在社會組織與理解自然上的持續進步，強調知識、技術與文化要素的跨地域傳播與交流，同時勾勒不同文明的獨特發展模式，最終揭示那些促進人類團結與全球互信的根本要素，包括文明交流互鑒等。該項目採用全球視野的敘事結構：從各大洲的族群與早期文明起源入手，中間部分聚焦人類遷徙、經濟貿易等引發的多元文化交融和碰撞，最后延伸到20世紀的現代轉型。這份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體現文化多元主義的規劃草案，被分送給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國國家委員會，迅速得到積極響應。該草案在促進和平對話與全球教育上的戰略價值得到認可。例如，法國學界反饋，不應認為西方文明“是唯一正確的文明”，還必須均衡關注印度文明、中華文明以及“那些地理上較孤立且因征服而阻礙其發展的文明（印加、瑪雅等）”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推動人類文明的全球重構。

　　 為了配合宏大的“人類史”項目，《世界歷史雜志》於1953年正式創刊，以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等多種語言發表文章。該雜志旨在收集、刊載與人類史編纂相關的原創性研究成果，從而為《人類史》提供素材。主編費弗爾在雜志創刊號的開篇中明確指出：世界歷史不應該制造怨恨，也不應該忽略所謂“小國”的貢獻，而應將所有國家與文化“看作是一項共同偉大事業的參與者”，培育一種包容性的全球視野。該雜志鼓勵各國歷史學家針對其中發表的文章提出建設性意見，通過跨國對話和迭代修正，成就《人類史》的權威版本。

　　 最終，《人類史》被分成六卷，於1963年開始陸續出版，每卷由兩三位歷史學家擔任主編，勾勒人類文明交流史，突出人類對和平發展的不懈追求。其中第一卷“史前與文明的開端”，敘述石器時代的文化和青銅時代的文明發展等﹔第二卷“古代世界”，展示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400年左右東西方文明在社會經濟、語言文字等方面的演變和相互影響﹔第三卷“偉大的中世紀文明”，分析大約公元400年至1300年人類在科學文化上的跨區域交流﹔第四卷“現代世界的基礎”，聚焦公元1300年至1775年前后各個文明之間交流加深﹔第五卷“19世紀”，探討公元1775年至1905年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帶來的成就﹔第六卷“20世紀”，強調經濟全球化加速時代的科學文化轉型以及人類面臨的挑戰。《人類史》的十余位主編多來自西方，但每卷的參編者也有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專家。

　　 隨著1969年六卷本《人類史》全部出齊，一些內在問題和外部挑戰逐漸“浮出水面”。這些問題不僅源於《人類史》編撰的局限，還反映了歷史學的迅速發展和地緣政治分歧。教科文組織及其后續總干事阿馬杜-馬赫塔爾·姆博、費德裡科·馬約爾·薩拉戈薩、鬆浦晃一郎積極回應這些挑戰，引導世界歷史敘事的革新。

　　 首先，《人類史》沒有均衡展現世界歷史的圖景，促使教科文組織領導層認識到對它加以修訂的必要性。盡管《人類史》旨在表明單從西方或民族國家的角度書寫世界歷史不可行，但結果不盡如人意，這一點從篇幅安排便有所體現。其中關於非洲的內容僅佔總篇幅的1.5%，拉丁美洲佔比3.5%，而關於中國的描述也相對簡略。又如，非洲和原住民社會通過傳說、歌曲和儀式傳承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1972年教科文組織實施“非洲口述傳統研究十年計劃”，召集非洲學者和國際專家收集並記錄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口述資料，彌補《人類史》的不足。

　　 其次，歷史學涌現的新理論、新方法，使得《人類史》修訂成為必然。按教科文組織的說法，20世紀六七十年代計量史、女性史、歷史人類學等史學潮流的興起，使《人類史》中的一些概念、分析和結論“顯得陳舊”。包括陝西大荔人頭骨在內的考古發掘成果、古人類學研究，極大豐富了人類早期文明方面的資料，這些在《人類史》的修訂過程中均得到吸收。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教科文組織主持編纂一系列區域通史，如《非洲通史》《拉丁美洲通史》《加勒比通史》《中亞文明史》《伊斯蘭文化縱覽》。這些區域通史與修訂階段的“人類史”項目擁有共同的編者或作者，他們都在教科文組織框架下，運用最新科學証據展示屬於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

　　 再次，在“人類史”項目實施過程中，不乏蘇聯學者對它的批評。蘇聯在1954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后，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主持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編纂出版。1956年，蘇聯在科技史家阿納托利·茲沃雷金領導下參與“人類史”項目。不過，蘇聯學者在歷史分期、科學圖景和蘇聯歷史的寫作等問題上，與西方學者存在分歧。后來，教科文組織深入實施“東西方文化價值相互欣賞重大項目”，涉及將《人類史》及其相關修訂意見傳遞給世界青年。蘇聯也組織評審與寫作團隊，在《人類史》修訂提案與章節撰寫中承擔重任，強調遷徙、商路與斯拉夫文化圈等在東西方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學者全面參與《人類史》修訂，使之真正變得具有世界性。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恢復合法席位，並出席了此后歷屆大會。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教科文組織多次召開會議，邀請包括夏鼐在內的多國學者前往巴黎，討論修訂方案和寫作大綱。1987年，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主席、保加利亞歷史學家尼古拉·托多洛夫為修訂《人類史》訪問中國，廣泛聽取人文社科學者的建議。夏鼐、嚴敦杰、龐朴等中國學者結合最新的研究資料，包括新中國考古的成果，闡述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給中外社會發展帶來的種種影響。此外，塞內加爾、加納、突尼斯等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者也參與到修訂工作中，積極從內部視角寫作自身所在區域或國別的歷史。

　　 最終，修訂后的書名被改為《人類文明史》，於1994年開始出版，中譯本於2015年推出。經教科文組織協調、400多位學者努力，七卷本《人類文明史》在形式和內容上均有別於《人類史》。形式上，每卷分別包含綜述、主題篇、地區篇、結論，其中主題篇展現人類歷史的統一性，地區篇則揭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內容上，不再按歐洲學界所通用的古代、中世紀、現代的劃分法，而是按年代順序描述，尤其增加一卷細致展示16至18世紀的世界歷史發展。關於中國、日本、朝鮮的內容也得到大幅度增加。基本全新的作者隊伍，使得《人類文明史》煥然一新。

　　 綜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導下的世界歷史再書寫是教科文組織本身、各國政府、半官方組織和歷史學家共同努力的產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人類當作一個有機整體，從理解人類團結和尊重多元文化的角度出發，融合人文社會科學最新成果，重寫人類文明交流的歷史，為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提供參照。

　　 （作者：賴國棟，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