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戰爭根源需要正確的和平觀

2025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強調“人類命運休戚與共”，隻有通過“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守望相助，才能維護共同安全，消弭戰爭根源”。在這個重要講話中，能夠清晰地看到一種從辯証法出發，建立在世界歷史與現代化實踐經驗中的和平觀。

戰爭與和平始終是人類歷史上的核心命題。“和”作為中國世界觀的起點式命題，串聯起了中國人對歷史、社會、國家、天下、文明的整體性認識。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指出：“中華文明歷來崇尚‘以和邦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這種從和平出發建立起的整體性世界秩序觀將戰爭視為需要且能夠避免的行為。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孫子兵法》對戰爭問題的認識，強調戰爭作為“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需要以格外審慎的態度來對待。

在中國的秩序觀下，和平意味著“止戰”。共同體間謀求和平的合作互助行動可以從國家延伸至全球，並為人類發展提供最根本的環境。對“持久和平”的追求因此轉化為世界政治應當追求的實踐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將此概括為“國家和，則世界安﹔國家斗，則世界亂”的普遍安全觀，強調“一國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的動蕩之上，他國的威脅也可能成為本國的挑戰”。

從這個視角可以看到，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都是人類主動選擇的結果。將實現和平作為衡量政治正義與否的現實基礎，意味著在思考和平問題時，並不是從單個個人無組織的、假定的“自然”狀態出發，而是客觀地承認，人總是在某種形式的社會共同體組織形態中生存。戰爭是共同體的能動選擇，而絕非是某種抽象的“人性”必然。對中國人而言，保障人能在一個足夠廣闊且安定的共同體中生存與發展，這在現實上是更穩定的政治狀態。保障這種狀態的政治被認為是一種有道德的、向善的政治，反之則是不義。

這種“止戰非攻”的辯証思想構成了對正義—非正義戰爭、德政—惡政的判定模式。和平作為社會共同體重要的政治理想訴求之一，一切通往和平的行動才能被視為正義。也正是在這種謀求和平、促進和平的政治基礎上，戰爭被轉化為諸多通往和平的手段之一。與那種將戰爭視為實現某個集團、某個國家利益的工具不同，在中國傳統中，隻有“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共同體整體公益為基礎，並真正朝向和平的戰爭才能被視為義戰。

這種和平觀與西方現代思想傳統中對和平問題的認識有著截然不同的邏輯起點。在西方思想中，戰爭被視為人類的常態。組織戰爭的需求，甚至還被視為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康德對“永久和平”的討論中，戰爭被看作是人類互相殘害的本性，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宿命。在這一充滿消極色彩的前提下，人類謀求和平仿佛隻有三條途徑。其一是“進入永恆安息”，徹底消亡。另一條途徑則需要建立一種普世強權，當所有暴力都被壟斷到這一強權之下后，民眾便在重壓之下，以活力為代價，獲得了絕對的穩定與秩序。第三種和平類似於美蘇爭霸的冷戰時期達成的恐怖平衡。然而，這種“和平”更像是戰爭間隙，是武裝對峙狀態的漫長延伸。雙方都不遺余力地試圖改變這種平衡。在廣大亞非拉國家中不斷發生的代理人戰爭、政變、動亂便是這種霸權對峙的直接結果。

康德顯然對上述三種狀態均不滿意，他構想了一種基於法律機制的和平狀態。通過對“共和制”國家公民法原則的擴展，康德希望最終確立國內公民法—國家間萬民法—世界公民法權的三重法權結構，最終消除人與人之間互相敵視與猜忌的“自然狀態”，保障永久和平。然而，康德無法解決的根本矛盾在於，這種基於法權的和平狀態本質上是一種同質性的國家聯盟。那麼，除了聯盟國家的道德友善之外，又能有怎樣的現實原則來對國家進行約束呢？

實際上，縱觀西方現代歷史，幾乎所有世界規模的戰爭，都打著“最終一戰”的名義。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美國對朝鮮、越南的干涉戰爭，再到21世紀，美國以反恐為名、以色列以所謂“先發制人的自衛”為借口發動的一系列戰爭，這些都是對西方現有和平理論的根本挑戰。西方和平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戰爭理論的延伸，它將戰爭作為人類的自然狀態，是強者的權力。和平在這個條件下則是戰爭的終結。它站在戰爭發起者的角度，將戰爭作為發起者的政治工具，其“終結”要麼意味著戰爭目的已達成，要麼則是一種無奈且恐怖的相互制衡。

隨著1945年聯合國的成立，人類整體對戰爭問題的法理認識有了重要發展。在《聯合國憲章》中，自衛反擊成為了衡量戰爭正義與否的核心標准。然而，在實踐中，霸權國家仍舊不斷發明各種名目，以“預先自衛”“反恐戰爭”“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為理由，對別國發動戰爭。同時，戰爭的形態也變得越發多樣。金融、援助、貿易、信息媒體、科技知識等這些支撐國際互聯互通的公器，也越來越多地被霸權國武器化，變成服務本國甚至是本國小部分利益集團的政治工具。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裡，霸權國將對戰爭權力的壟斷視為維護霸權結構、實現霸權治下“和平”的唯一途徑。

作為牟利工具的戰爭在人類近代歷史中始終存在，但這並不能用來佐証戰爭是人類自然狀態這一命題。實際上，為了爭奪在殖民地的權益、為了瓜分土地、為了打開貿易路線、為了爭奪礦產與財富、為了“生存空間”，這眾多戰爭理由背后都有一個相同的殖民帝國主義邏輯。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這也是霸權者用來實現自身利益訴求的最有效工具。在這種軍事霸權的沖擊下，沒有任何一個來自於亞非拉的“弱小國家”有能力維持自身的穩定與獨立。也正是在這種強力之下，一個普遍聯系但卻高度不平等的世界格局逐漸形成。直至今日，霸權者仍在試圖通過對武力的壟斷來維護過去百年間形成的這一不平等世界格局。

在這種條件下，“止戰非攻”更加成為一種具有全球治理意義的公義。面對霸權國，世界其他國家需要獲得攔阻霸權戰爭的真正能力，才能實現國家之間的實質平等。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霸權主導的世界格局第一次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作為原本處在霸權結構底端的國家，中國在歷經了百年的探索與斗爭之后，實現了去依附的現代化發展。中國的全方位現代化發展還從根本上打破了世界原有的霸權結構。

以斗爭保衛和平、以斗爭求團結是中國在謀求獨立自主的革命與現代化進程中總結出的實踐經驗，也是對“止戰非攻”這一中國傳統中具有濃厚辯証色彩的正義觀、和平觀的傳承與發揚。隻有真正擁有了能夠攔阻霸權者、攔阻干涉者的軍事力量，一個自主、自由、互助、和平的共同體空間才能成為可能。不斷的發展則是這一共同體的根本訴求，而讓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讓共同體更加趨於穩定的重要基石。

霸權所依賴的戰爭論誕生於一個特殊的、在歐洲歷史和政治社會環境下發生的現代化歷程裡。它不斷預言——所有國家都必將走上霸權競爭的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則已証明，無需通過全球擴張、無需通過奴隸貿易、無需通過武裝掠奪，一個被壓在資本主義全球產業鏈條底端的國家，也能在一個先進政黨的領導下，通過社會動員、群眾教育、解放生產力來完成工業化轉型、走上現代化道路。這種截然不同的現代化經驗，為恢復世界多邊秩序平衡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與政治動力。超越霸權中心主義，從廣闊的中國與全人類文明歷史中尋找到新的歷史資源，從全球多樣性的現代化實踐中找到新的政治動力，並在更多樣的秩序理想、世界觀與歷史實踐中尋找到最大公約數，發現可以通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發展，並且團結起來保衛以人民為中心的全方位的發展，這便是人類得以消弭戰爭根源、創造新歷史的真正起點。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