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協同向世界級灣區邁進

　　世界級灣區作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經濟增長極，是帶動區域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縱觀全球，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雖各具特色，但也呈現出普遍特征。這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由地理、經濟、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共同塑造的結果。

　　一是具有強大的生產要素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世界級灣區的形成大都始於優良港口的自然稟賦。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憑借深水良港的優勢，發展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中心和制造業基地。二戰后，隨著全球產業轉移和升級，經濟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主導轉型。灣區通過核心城市的集聚效應，吸引資本、技術、人才和信息等生產要素，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成為區域發展增長極。此后，又依托全球領先的市場環境，憑借其全球資源調配、資產定價和風險管理等優勢，通過擴散效應將發展動能輻射至周邊區域，成為大都市區。

　　二是成為開放式創新的“生態雨林”與前沿技術策源地。以舊金山灣區為例，把握半導體、互聯網等科技革命浪潮，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從斯坦福大學孕育硅谷到風險投資大規模介入，再到全球頂尖人才持續涌入，舊金山灣區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系統。灣區內的大學、科研機構、科技公司、風險資本和專業化服務平台構成了緊密互動、共生共榮的網絡，研發投入強度位居世界前列，蘋果、谷歌、特斯拉等科技公司總部和核心研發部門聚集於此。

　　三是構建“硬聯通”與“軟聯通”協同發展網絡。世界級灣區擁有高效的交通基礎設施網絡，東京灣區的軌道交通網絡每日運送乘客超4000萬人次，紐約灣區的機場群年旅客吞吐量超1.4億人次。同時，灣區各城市實現了治理協同，如舊金山灣區成立灣區委員會，構建跨行政區域的協調組織機構。從發展進程看，世界級灣區也經歷了從“單核城市”到“多中心網絡”的演變。曾幾何時，紐約、東京等核心城市虹吸效應明顯，隨著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等“大城市病”凸顯，產業、人口開始向周邊疏解，逐步形成了功能互補的城市群。

　　世界級灣區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基礎，以澎湃的科技創新為引擎，以高效的協同網絡為骨架，以開放的人才環境為沃土。這些特征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市場、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塑造的。相較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后起之秀，其核心競爭力體現在多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大量高素質勞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其獨特性。從經濟規模看，大灣區以不到全國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9的經濟總量，並超越紐約、舊金山等成熟灣區，正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從產業分工看，大灣區跨越了傳統的“前店后廠”模式，形成深圳創新、廣州商貿、珠三角制造和香港金融的互補格局，實現城市功能深度融合。高效的協同網絡，使其具備將科技創新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華為、騰訊、比亞迪等企業構成創新矩陣，形成“科創+制造+金融”的獨特競爭力。從戰略價值看，大灣區背靠珠三角和內地龐大的消費市場，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廣闊應用空間。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大灣區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試驗田，是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比肩世界級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快速提升，但在人均GDP、基礎研究投入、原始創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邁向更深層次融合與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還面臨一些結構性挑戰。

　　在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方面，存在跨域項目審批流程復雜、銜接方式多依靠政策推進等問題。需進一步深化制度創新，加強系統性規劃，探索設立實體化協調機構，優化協同流程，可考慮在前海、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率先試點更高效的協同治理模式。在創新鏈產業鏈融合方面，高校科研導向與市場需求脫節，資金、數據、人才等創新要素跨境流動仍存障礙，城市間產業同質化競爭凸顯。建議著眼構建高效協同的產業融通創新體系，促進要素共享，鼓勵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建設跨區域產學研平台和共享中試基地。在全球市場功能提升和制度標准建設方面，還存在能級偏弱、全球規則制定話語權不足等短板，公司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商事仲裁等制度環境有待完善。需持續推進制度型開放，在前海、橫琴等重大平台對標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優化知識產權與法律服務生態，培育本土跨國企業並推動其參與國際標准制定，構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稅制、人才引進與安居環境。

　　（作者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