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空間與文明敘事看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奮力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推動了中華文明前所未有的巨大轉型。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也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現代化多樣、多維的探索道路，為世界人民貢獻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放眼更廣闊的世界歷史和更高遠的哲學意義，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突出地體現在時間、空間和文明三個維度上。中國式現代化讓我們超越西方發達國家主宰的時空和文明敘事，擁有了全新的時間、空間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奪回被西方搶佔的時間

中國式現代化抹平了時間的鴻溝，奪回了被西方發達國家搶佔和意識形態化的時間。

在繁多的地球物種中，隻有人是時間性的存在。時間既是客觀存在的、流逝的、不可逆轉的物理時間，又是人們測度、規訓的產物，充滿隱秘而復雜的社會歷史內容。縱觀人類思想史，馬克思深刻揭示了時間之於社會發展和人類解放的重大意義。馬克思認為，必須把時間與勞動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勞動群眾超出必要勞動而生產出剩余產品，剩余產品把時間游離出來，從而給不勞動階級提供了自由時間。“社會的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非自由時間的產生”，“同一方的自由時間相應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時間”。他還強調，整個人類的發展就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近代以來，隨著資本在全球的擴張，資本主義“中心—外圍”“支配—從屬”的世界體系逐漸形成。中國曾經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道，成為西方列強掠奪和奴役的對象，同時成為其自由時間的供給者。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格局中，時間被權力化和意識形態化。1884年，國際經度會議規定英國為零時區，同年10月，格林尼治時間成為國際標准時間。這一標准不是自然賦予的，而是當時擁有強大海權與全球殖民網絡的英國的國際地位的體現。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外國商船在上海外灘上強行實行“海岸時”，這個由英國人主導的港口時間標准，擾動著古老中國的時間秩序。時間的統一，是現代化的基本架構，也是資本及其帝國所主宰的權力和秩序的體現。它傲慢地宣告：發達國家處於時間的上游，是先進、文明的，代表未來，而后發國家處於時間的下游，是落后、野蠻的，只能代表過去。時間之河的差距逐漸拉大為時代的差距，更成為不同民族、國家間不可跨越的鴻溝。

這一鴻溝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推進而逐步彌合，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具有深邃的馬克思主義時間觀。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要“爭取時間干”，不能“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辟了廣闊前景。”中國式現代化從近代中國的沉淪屈辱中昂首，從新中國的浴火重生中起步，大踏步地邁進民族復興之路，終於從落后於時代到趕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抹平了橫亙在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時間鴻溝。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真正掌控了自身的時間，也真正掌控了自身的命運。

消弭東方與西方的發展落差

中國式現代化消弭了空間的落差，使“東方從屬於西方”的發展差序格局得以改變。

從整個人類發展史來看，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率先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等歷史事件所積聚的強大動力，西歐的現代化運動興起並逐漸擴散至世界范圍。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奔走於世界各地，以大工業生產和低廉的商品價格把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卷入了自身的剝削牟利體系，“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從那時起，資本積累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空間結構，又通過空間重構強化了資本積累。在資本的全球空間重組中，地方性的差異固化為發展的差異。東西方雖然同處於一個星球，但已經被分裂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方是以資本為代表的西方，表現為生產的過度繁榮、巨額財富的創造、大量商品的堆積、生活的驕奢淫逸﹔另一方是以勞動為代表的東方，充斥著繁重的勞作與貧窮、苦難、奴役和血淚。世界作為一個繁榮和苦難纏繞、貪婪和奉獻交織、金色和血色駁雜的復雜體，其間的差別甚至比溝壑縱橫的自然地貌更加壁壘森嚴。

這一局面被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所根本扭轉。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旗幟鮮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正在快速縮小東方與西方的發展落差。兩相對照，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失靈、政治失能、社會失序等問題不斷暴露、疲態盡顯。東方與西方，這兩個詞語正在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快速發展而褪去世界舊秩序體系的色彩，回復其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原初意涵。

建構新的文明敘事

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恪守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有力超越了西方文明敘事的偏狹與西方中心主義色彩。

被稱為歷史哲學之父的意大利學者維科曾說，“有一個理想的永久的歷史存在著，一切民族的歷史總是要通過它的，他們不論是從野蠻、半開化或粗野狀態出發，總是要達到文明”。文明是標志著社會進步、走向文化高級階段的重要概念，是各民族、國家的共同追求和崇高理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多樣文明是世界的本色。世界上各民族、國家根據不同的物質條件、資源稟賦和歷史文化傳統，創造出千姿百態、特色鮮明的文明，共同裝點人類文明的百花園。

可是，較早走上現代化之途的歐洲人通過大航海，在世界各地發現了大量落后於自身的民族、國家，因而日益增長了自身文明的優越感，並逐漸將這些新發現的民族、國家都視為野蠻和落后的，形成並不斷固化了文明差異、文明等級、文明階梯的觀念。歐洲人自認為處在文明的高階和上層，是高等的“文明人”，除此之外的民族、國家則被他們認為是未開化或半開化的低等“野蠻人”，需要被拯救和教化。早在16世紀末，英國社會就出現了“文明教化”美洲原住民的聲音，當時英國國王授予殖民公司的特許狀以及殖民地法律中，都有“開化”和“拯救”印第安人的表述。德國學者諾貝特·埃利亞斯認為，18世紀以后，“文明概念已經變成了法國為自己進行民族擴張和殖民運動的辯護詞”，“那些推行殖民政策並因此而成了歐洲以外廣大地區上等階層的民族，便將自身的優越感和文明的意識作為了為殖民統治辯護的工具”。歐洲人按照這一充滿傲慢與偏見的理解，憑借武力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起一套文明秩序，並建構了相應的文明敘事。這一文明敘事不僅是一套具有強烈西方中心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枷鎖，更是赤裸裸地為歐洲殖民者對世界的侵略、屠殺乃至殖民戰爭辯護。所謂的“西方文明”，堂而皇之地成為現代性的野蠻的遮羞布和辯護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戰爭、販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深重苦難。中華民族經歷了西方列強侵略、凌辱的悲慘歷史，深知和平的寶貴，決不可能重復西方國家的老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以舊邦新命的歷史自信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始終堅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書寫了具有鮮明文化主體性的真正的文明敘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持久而深厚的文明力量，體現著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擔當。

（作者：王廣，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歷史理論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