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關注人文經濟學”

【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近期，光明日報的多個理論學術版面圍繞人文經濟學研究刊發文章、開展對話，受到多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編輯部在與學者的交流中發現，人文經濟學這一領域不僅集聚了很多知名學者，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對這些青年學者而言，是什麼吸引了他們對人文經濟學的關注？人文經濟學又對他們的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我們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邀請到幾位青年學者，從多個維度暢談“為何關注人文經濟學”這一話題。

與談人

宗婭琮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文化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蘇培君 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人文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

柴冬冬 杭州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研究員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恆

1.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學術熱點

光明理論：在與學界的交流中，我們明顯感受到人文經濟學研究在持續升溫。這一學術熱點如何吸引了各位的關注？反映出新時代青年知識群體什麼樣的研究旨趣？

蘇培君：作為人文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我非常直觀地感受到了這一研究熱潮。自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人文經濟學”重要命題以來，人文經濟學正成為我國學術界高度關注和熱烈研討的核心議題之一。不少高校和科研單位成立了相關研究機構，比如，我所在的蘇州大學就率先成立了人文經濟學研究院。一大批專家學者圍繞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基本特征、核心理念、內在邏輯、實踐樣本及世界意義等方面展開了深入探索，產出了一系列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這些扎實的行動和不斷涌現的成果，深深吸引了包括我在內的廣大青年學者。一方面，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學界正通過人文經濟學這一重要議題，更加深入系統地學習領會習近平經濟思想與習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二者之間的內在統一關系，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具象化認識和實踐深化。另一方面，人文經濟學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的單一學科視角，用文化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融合發展的思路重新打開了經濟學的理解視域，並借此回應由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所引發的理論需求。這些內容都是青年學者的關心關注點。

宗婭琮：我對人文經濟學研究成為熱點有切身的感受。比如，我所在的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發起了“人文經濟學術共同體”，組織了人文經濟學研究的系列活動。這一趨勢也在知名學者、學術論壇、期刊的關注重點以及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主題中得到鮮明體現。我想，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在於傳統經濟學以效率與量化為核心的研究范式，難以充分解釋新時代人民需求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亦不足以回應共同富裕、文化自信和社會公平等時代命題。經濟研究已不僅僅是效率問題，更是關乎價值塑造、公平共享和文化認同的重要問題。新時代背景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共同富裕”與“文化強國”的發展目標，要求學術研究必須重新審視價值維度。在我看來，價值關懷的回歸，正是人文經濟學成為學術熱點的最直觀體現，這也是青年學者關注人文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柴冬冬：目前來看，全國已有多所高校成立了人文經濟學相關的研究機構，以人文經濟學為主題的較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已舉辦數十次，更有一些省市的哲社規劃部門發布了專門的人文經濟學研究課題。我所在的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整合全校各個院系的力量，組建了人文經濟學研究院。在與其他學科的青年學者交流中，我發現當前的人文經濟學研究已從經濟學界輻射到社會學、藝術學、管理學、政治學、倫理學、哲學、文化學等領域，而且圍繞人文經濟學的核心內涵、建構方向、實踐路徑、體系結構、重大意義等方面，產生了一大批積極有益的成果。

人文經濟學已不再是簡單的學術概念，更反映了我們對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進步的思考正在轉向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文化價值傳承以及經濟、技術與人文融合的新趨勢。一方面，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導向的學術研究價值體系正逐步形成。人文經濟學促使傳統的人文研究從學術象牙塔中掙脫出來，更為重視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決﹔它也將傳統的經濟問題研究擴展到經濟、文化、科技、倫理的總體關系中，有助於建構起以“人的本質”為理解參數的經濟學范式，推動經濟研究走向開放化、多元化、動態化。

另一方面，立足中國現實來構建中國自主的人文經濟學知識體系，正成為中國學人努力的目標。任何人文社會科學都需要構建概念、范疇、方法，當前的人文經濟學研究既從我國已有的文化理論、經濟理論、哲學理論、社會學理論等中借鑒成果，並根據新的實踐經驗做出新的解釋﹔同時也辯証地吸收國外已有的相關理論，並立足中國實際賦予新的內涵，最后將這些成果體系化、系統化。

我相信，青年學者在這些方面大有可為。

2.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價值立場

光明理論：人文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強調人的價值、重視人文關懷，這一價值立場是如何增強學術研究動力的，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

宗婭琮：人文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強調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凸顯了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能動性與創造力的潛能與價值釋放，這一原則與傳統經濟學所強調的效率、理性選擇、數量化分析形成了鮮明對照，並深刻改變了我的學術思維。比如，傳統經濟學通常聚焦在生產、分配、消費等環節，卻較少回答“發展是為了誰”“發展的成果歸屬誰”這樣的根本問題。我在進行人文經濟學研究時，很多思考都來自中國的現實語境：如何理解“以人民為中心”？如何在制度設計中嵌入“共享”發展理念？等等。這些問題在傳統經濟學中很少被強調，但在中國的發展語境下卻是極其重要的。

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讓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研究動力和研究熱情，它不僅讓我在理論研究中更加注重人民主體性，也使我在實踐中更加關注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文化創造與價值共識推動人文經濟的發展，從而增進人民福祉。在研究中，我會更加強調“人民立場”的理論闡釋，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基本原理作為理論根基，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融入傳統文化關於民本思想的哲思，同時吸收社會學對群體參與和公共協同的研究成果，真正把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嵌入經濟運行的研究邏輯中，使研究不再停留於對經濟變量的測算，而是更加注重“人”的價值與關懷。

柴冬冬：人文經濟學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是對傳統經濟學忽視人的尊嚴、幸福感、生活質量與社會復雜性等弊病的超越，它不僅代表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也對人文社科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示。

從視角上看，人文經濟學促使我產生了一種面向人民的文化生態系統的研究意識。受傳統經濟學影響的文化產業和文化研究，主要以一種文化產品的視角理解文化的生產、實踐與意義，在理論層面關注文化的表征、生產、消費、認同、治理等問題，在產業層面研究產業鏈、產業集群、規模效應等，其中，文化的價值首先由交換價值決定。而人文經濟學思維的引入則可以將文化視為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生態系統，在關注文化的產品屬性的同時，關注文化如何在實踐中影響人的生活、心理、福祉與認同等，強調文化的價值不僅在獲取資本效益，還在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及使社會更加和諧、健康。

從議題上看，我在以往研究中較注重文化新業態、新消費與產業運營問題，但較少追問產業的人文關懷，且對非營利性的文化機構、文化普惠政策等的關注也不夠。人文經濟學聚焦人的主體性、公平、倫理與可持續發展，提倡對文化生產的全過程進行系統性審視，對我來說既是一種研究議題的補充，也可以反過來對文化的業態、消費與運營問題進行批判性審視，從而重新定義產業成功與否的標准。此外，國內依托文化產業形成的對於審美文化新現象的研究，其實也過度側重於文本形式分析與媒介批評，較少審視社會價值、倫理價值，諸如治愈經濟、情緒價值、鄉村振興、銀發經濟等新文化現象的價值美學批判往往被忽略，人文經濟學視野的引入有助於將文化現象的分析置於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語境中加以考察。

從方法上看，人文經濟學其實建立在一套比傳統經濟學更復雜的體系化分析方法之上，除了經濟績效，還涉及社會福祉、文化效益、精神與心理等議題，同時也兼顧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結合，將這種帶有辯証性思維的體系化方法運用到文化的產業化與審美化表征的分析上，一是可以將審美批評與文化生產、消費環節的經濟數據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二是可以超越傳統的表征分析框架，將文化資源的分配正義等更深層的問題引入文化批判的視野﹔三是可以引入多元指標，豐富對文化使用價值的分析，使我們在評估文化政策、審視文化現象、剖析產業運營時避免片面的、形而上的研究。

3.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文化自覺

光明理論：人文經濟學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也被視為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主體性的回應，對於當前我國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青年學者關注這一領域，是否隱含著某種文化自覺或對本土學術話語的探索？

宗婭琮：的確是這樣的。文化主體性是一個民族在經濟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中堅守和創新自身文化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想，它是推進人文經濟學理論建構、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基石。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的今天，經濟學研究往往容易忽視文化差異、歷史脈絡和價值取向等重要前提。當前我們對於人文經濟學的關注和探索，正是因為需要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建立起一種平衡——既與世界對話，又保持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推動形成我們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

因此，我認為青年學者之所以積極投身人文經濟學研究並不是偶然，而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它反映出這一代青年對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的雙重追求：一方面要回應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另一方面要從本土文化與人民需求出發，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創新，這種探索本質上是一種學術自覺，更是一種文化自信。它讓我們在研究時始終意識到：我們不能簡單地接受外來的理論范式，而要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人民的實際需求出發，站在唯物史觀的高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聯系，創新兩者協調發展的新經濟學范式，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話語體系，構建更加具備長遠關懷和全球發展眼光的人文經濟學。這也是我選擇在這個領域持續深耕的原因所在。

柴冬冬：目前，學術界對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已經做出了十分深刻的討論，這些討論鮮明呈現出這種文化和理論上的“自覺”。多數研究者認為，人文經濟學有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為目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以文化和經濟的雙向驅動貫穿始終，進而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的局限。在這個意義上，人文經濟學的框架、內容與知識體系將是在堅持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礎上，以文明互鑒為視野，辯証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發展而來的。而就概念來看，“人文”二字內涵豐富，它不是西方經濟學的所謂人性、人本的翻版，而是植根於中國悠久、深厚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傳統。因此，人文經濟學是中國人立足深厚文化，著眼現實情勢，在改革創新、積極求變的基礎上發展出的一種新話語。它反映了整個學界尤其是青年學者對學術話語體系建設與本土文化自覺的訴求，既超越了以經濟為最高准繩的西方現代性敘事，也將文化對經濟的從屬性關系提升到雙向驅動、相互成就的高度，文化也因此成了一種內生於高質量發展的基因，構成了另一維度即對文化自身作用的“自覺”。

蘇培君：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文化自覺，還可以從“第二個結合”的維度來理解。以我的研究為例，如何在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體系的過程中樹立文化主體性，始終是我關注的根本性問題。人文經濟學的提出，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扭轉過去把中國傳統哲學看作一種被結合、被繼承的“對象”或“客體”之觀點，在向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宣告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同時，真正立足於中華文化的立場，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為一種生生不息的“活的在場”。然后，借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真實演化歷史邏輯的揭示，闡明“第二個結合”的出場路徑，以期在傳統文化從歷史走向當代、與時俱進的文明進程中樹立文化主體性，創造出一種既貫注馬克思主義本性靈魂，又能整體性繼承中華文化精神內核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4.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現實觀照

光明理論：人文經濟學高度關注現實世界。在各位的研究中，人文經濟學通常被用來分析哪些現實問題？它提供了哪些不同於傳統經濟學的解決方案或深刻洞見？

宗婭琮：對我而言，人文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研究領域，更因其強烈的現實觀照而成為一種學術使命。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應胸懷為民情懷、聚焦人民實踐：發展要回答“為了誰”，制度要體現“依靠誰”，成果要落實“歸屬誰”。這使我深刻感受到人文經濟學研究的“立體”意義，也切身體會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深遠意涵。

人文經濟學應深入分析實踐中的新問題，尤其是在面臨文化與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實背景下，回答如何實現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問題，如何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美好生活願景等現實問題。在我的課題研究和具體調研中，往往會出現某一區域經濟發展不錯，但文化資源發現與價值挖掘有待提升等問題﹔也會出現某一地方傳統人文底蘊深厚、文化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人文經濟學通過強調文化與經濟呈現的互生互榮、雙向賦能的特性，為解決這種非均衡發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柴冬冬：人文經濟學不是象牙塔中的理論，而是解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等現實問題的標尺。它不以物質財富的唯一增長為最終目標，主張回到人類真實復雜的社會生活中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人文經濟學將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福祉、文化繁榮與生態和諧等作為核心目標，既重視人的經濟屬性，更重視社會屬性、文化屬性。人文經濟學強調人文既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也是經濟發展的基石與導向，故而以多元化指標作為價值衡量標准，進而與傳統經濟學所主張的效率最大化、唯經濟（貨幣）增長等形成了重要區別，這為我們思考眾多社會發展問題提供了諸多新思路。

在這種理念指導之下，人文經濟學常被用來分析以下問題：經濟活動的價值評估與政策導向，經濟活動對公平、正義、尊嚴的保障機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活動與人的物質需求、精神需求的滿足關系，勞動異化與技術異化，文化產業活動的倫理，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化利用，文化消費與人的全面發展，歷史文脈傳承與城市發展，鄉村振興與鄉土文化保護，數字技術的人文規制與價值引導，等等。以我自身為例，通過人文經濟學所提供的人的主體性、文化生態意識、公平正義與可持續發展等視角，我嘗試對互聯網文化生產中存在的泛娛樂主義、算法牢籠、隱私泄露等問題進行研究，進而揭示其成因、表征以及構建倫理秩序的復雜性和重點原則。

蘇培君：人文經濟學為經濟發展中人文價值缺失、精神動力失衡以及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等現實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與解決方案。

首先，人文經濟學關注文化資源的經濟轉化。例如，在文化資源豐富的地區，蘇州將園林、昆曲、蘇繡等傳統文化符號融入文旅產業鏈，推動傳統工藝與現代設計的創新﹔杭州則以“詩路文化”為切入點，推動數字產業發展，實現文化IP的科技化變現。此種轉化超越了“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傳統框架，形成了“產業文化化”和“文化產業化”的雙向增值，促進了文化傳承與市場創新的深度融合。

其次，人文經濟學擴展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強調勞動者的文化素養、道德自覺與共同體意識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核心因素。強化人文通識教育、植入工匠精神、提升文化認同等方式，使得物質資本與人文資本形成了乘數效應。

最后，人文經濟學在治理哲學上做出了創新。與傳統上強調的“政府-市場”二元對立不同，人文經濟學提出了“三維治理模型”，即通過人文價值的引領，使市場與行政力量在文化共識中找到平衡。例如，儒家誠信觀滋養商業信用，江南美學標准提升制造品附加值，最終形成了“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之間的動態平衡。

5.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成長路徑

光明理論：對於青年學者而言，選擇人文經濟學這一領域既是難得的成長機遇，也可能面臨學術定位、方法論融合等挑戰。它對各位的學術成長和職業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

宗婭琮：人文經濟學為我的學術成長和職業發展帶來了很多機遇。在研究之初，我非常幸運地得到了學界資深專家的指引﹔在研究過程中，我參加了多項國家級、省部級課題，研究成果也得到有關部門的採納。在這樣的成果驗証和激勵下，我更加堅定了深耕這一研究領域的決心，人文經濟學不僅推動我更真實地回應社會關切，拓寬視野、錘煉方法。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感受到作為青年學者的責任與使命：發現真問題，研究真價值，為更好地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做出自己的努力，服務人民、回應時代。

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一方面，我努力尋求研究維度的開闊性。在人文經濟學的框架下，我會努力在宏觀（人民立場）、中觀（社會治理）、微觀（企業文化與管理）等多個層面開展貫通性研究，這種研究視野使我能夠更加緊密地對應國家戰略需求進行方向性研究﹔另一方面，更加關注對原創話語邏輯的探索空間。當前，人文經濟學研究，正呈現出從中國實踐中提煉概念、建構話語的努力，這種原創性的探索正是青年學者努力挖掘“自主知識價值研究”可能性的獨特機會。

蘇培君：作為一名從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我選擇人文經濟學這一研究路徑主要基於理論與現實雙重維度的深入考量。

就理論維度而言，人文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原創性理論成果之一。它以“現實的個人”為邏輯起點，在賡續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將經濟決定文化、文化反作用於經濟發展的辯証關系和對人的全面發展的追求，提升擴展至關於經濟與文化總體融合關系如何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人民至上”原則的經濟學思考。這一理論創新不僅深化了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認知，而且也從更加具體的經濟學領域為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路徑和理論切入點，實現了理論研究與個人學術成長的良性互動。

就現實維度來說，人文經濟學並非某種文本解讀或邏輯推演的結果，而是扎根於中國大地的原創性理論，是對以蘇杭為代表的地區經濟與文化協同發展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其核心使命在於將人文、人本等價值理念嵌入經濟社會發展邏輯，以反映和表達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並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激發新的實踐動能。所以，選擇人文經濟學作為研究路徑，既是時代賦予青年學者的使命擔當，也是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的交匯點。

柴冬冬：選擇進入人文經濟學領域，對從事文化產業與審美文化研究的我而言，絕非簡單地跨入一個相鄰學科，而是獲得了一種新的研究視野、一種更具闡釋力的話語，以及一個進行學科教學的新支點，其作用是多層次且深遠的。

首先，人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屬性為從事文化產業與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與理論話語，有助於進行相關理論的創新。通過參與人文經濟學的研究，人文藝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不僅能夠提升自身的理論視野，還能在跨學科研究中培養創新思維和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提升自身學術水平，這是最為直接的作用。

其次，人文經濟學強調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關注人文精神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這對我這類長期從事人文藝術研究的學者而言，提供了更多參與國家、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機會，充分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最后，人文經濟學對學科教學而言可提供諸多新的思路。一方面，人文經濟學的跨學科思維可以有效改善當前教學中存在的學科壁壘問題﹔另一方面，對文化產業管理這種和人文經濟學密切相關的學科來說，這是一次很好的優化培養模式與課程設置的機遇。比如，當前文化產業管理等專業在學生培養中偏重產業模式、經營管理、市場策略、文化業態等內容，而忽略了人文價值、效益評估、文化與產業倫理等課程的設置。這導致注重培養學生的管理者與經理人思維，忽視了學生作為價值引領者與社會責任承擔者的角色，限制了學生的發展與成長。而人文經濟學的諸多新理念，無疑可以彌補這些不足。（記者 陳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