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人文經濟學

【圓桌對話】

編者按

數字時代，技術的發展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生產、交往方式，在重塑經濟運行、文化形態底層邏輯的同時，更叩問著“人”在技術洪流中的價值坐標。人文經濟學的興起，為我們理解數字時代中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與實踐路徑，也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數字時代效率與公平、數字與倫理、科技與人文、文化與經濟等一系列頗具現實張力的問題。為此，光明智庫組織新一期圓桌對話，邀請不同學術背景的三位學者，共話“數字時代的人文經濟學”，探討以“科技向善”為內核的數字文明建設。

與談人

周 文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

顧 江 南京大學長三角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商學院教授

史宇鵬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 恆 陳之殷

1.數字時代重構了數字、人、文化之間的關系

光明智庫：數字技術的發展，是否重新定義了數字、人、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

史宇鵬：數字技術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它能夠與其他生產要素形成互補效應，提升其他生產要素的產出能力。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成為鏈接一切的“通用語言”，這種鏈接不僅突破了生產與生活的界限，還突破了人與物的界限，使得人、機、物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都不曾有過的現象。

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交織重疊，為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帶來重要影響，也重新定義了數字、人和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首先，從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數字時代的居民對數字技術更加重視，形成了重視技術、崇尚理性的社會文化。這在增強人的主體性、拓展發展空間的同時，也增加了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張力。其次，從文化具體領域來看，數字技術為文化傳播載體帶來了很大變化。比如，書籍、音頻、視頻等文化內容都可以進行數字化保存、傳播，而且由於數字技術具有低復制成本、低傳播成本的特性，人們相對以往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獲取信息、進行娛樂休閑，也可以很便捷地進行線上交流。最后，從文化形態來看，數字平台、數字媒體已經成為眾多文化概念、文化現象的重要發源地，數字本身也成為一種文化形態，這也是數字、人、文化三者之間關系最為根本性的變化。

顧江：數字時代，數字、人、文化三者深度融合、協同演進，數字賦能人的文化參與和價值創造，文化借助數字化實現更廣泛的傳播與更高效的再生產，文化數據則驅動數字算法的迭代升級。三者關系的轉變，拓展了數字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分析視野。一方面，數字技術推動文化資源數據要素化，使得文化的內在價值被充分釋放。經過數據採集、清洗、標注、存儲等步驟，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數據，再通過數據分析、決策、治理與資產評估等步驟，進一步轉化為具有經濟價值的數據資產。另一方面，作為勞動者的人，與文化的結合更加緊密。文化數據和數字工具使勞動者的文化素養、數字技能與創新能力得到實質性提升，不僅極大拓展了勞動對象的廣度和深度，還推動文化生產延伸到數字空間。同時，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的飛躍式發展，包括語義識別、邏輯推理、自主生成內容等能力顯著增強，使得人機協同、人機交互成為新的議題。並且，數字時代的人逐步實現文化領域的“產消合一”。個體不僅是文化消費者，更通過點贊、分享、評論、二次創作等數字勞動行為，主動參與文化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

周文：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人、文化三者相互交織、相互促進，形成緊密互動關系。首先，數字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傳統上，數字多作為記錄和計量的工具。而如今，數字經濟賦予數字全新內涵與價值，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其次，數字賦予人新的角色與發展機遇。數字經濟正全方位重塑著人的生活、工作與學習模式。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催生諸多新興職業，也對人的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最后，數字技術為文化傳承與創新注入強勁動力。數字技術打破文化傳播時空限制，傳統文化內容借助數字平台吸引大量年輕受眾，各類數字文化產品廣泛傳播，文化消費形式和范圍極大拓展。

隨著數字經濟持續深入發展，數字、人、文化三者關系將進一步深化。數字技術創新將不斷拓展數字應用邊界，物聯網、區塊鏈、元宇宙等技術的發展，使數字更深度融入生產與生活，創造更多新機遇與發展空間。人在數字經濟中的作用愈發關鍵，人的創新能力與數字素養將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文化產業也將迎來更大發展機遇，數字技術助力文化資源深度挖掘與利用，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催生更多新文創業態與文化消費模式，促進文化繁榮發展。

2.數字時代拓展了人文經濟學的研究范疇

光明智庫：數字技術以及數字經濟為人文經濟學發展注入了哪些新的特質？數字時代是否改變或豐富了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

周文：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的崛起，為人文經濟學注入了多維度的革新動力，不僅推動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研究對象和方法體系發生變革，更重塑了學科的研究范式。

從基本問題來看，一方面，拓展了優化資源配置的人文內涵。傳統經濟學關注“效率—公平”二元對立，數字時代則需解決“數據壟斷—創新激勵”“算法效率—個體權利”等新型矛盾。另一方面，重構了數字經濟增長的價值導向。數字經濟的“贏者通吃”效應加劇了社會分化，人文經濟學需重新定義“包容性增長”：不僅追求經濟總量擴張，更強調數字技術紅利的普惠分配。

從研究對象來看，一方面，應更關注數字勞動的人文關懷研究。零工經濟、平台勞動等新型就業形態，使勞動過程從工廠車間轉向數字空間。人文經濟學需研究算法管理對勞動者尊嚴的影響，推動建立數字勞動權益保障機制。另一方面，要注重數字治理的人文協同機制研究。數字經濟的復雜性要求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平衡好文化主權與經濟利益的博弈。

從研究方法來看，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突破了傳統人文因素難以量化的瓶頸，數字技術可以將文化認同、社會信任等抽象概念轉化為可測度的指標﹔數字技術推動研究方法從“小數據抽樣”轉向“全樣本分析”，突破了傳統調查的樣本局限，實現文化因素的全過程動態追蹤。與此同時，數字技術打破了學科壁壘，推動人文經濟學整合計算機科學、倫理學、傳播學等多學科方法。

總之，數字技術對人文經濟學研究范疇的拓展，本質上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深度融合。研究者需在數據驅動與人文關懷之間找到平衡點，既利用技術提升分析精度，又堅守“人的全面發展”核心價值。未來，隨著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普及，人文經濟學將進一步走向數字時代的理論前沿，為構建“科技向善”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思想引擎。

顧江：在我看來，技術迭代不會帶來人文經濟學基本問題的根本性改變。人文經濟學將仍然以人為中心，探討文化與經濟如何相互作用等基本問題。但其研究范圍會有所延伸，比如需關注數字技術介入下的人機關系、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數字鴻溝、數智時代的文化主體性等問題。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勢必成為人文經濟學的核心研究對象。由此衍生的文化數字化、數字文化消費、數字勞動、數字文化治理等成為新的研究內容。與此同時，依托數字技術的量化研究方法為人文經濟學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與視角。借助自然語言處理、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大數據與人文學科聯系更緊密。通過量化分析海量文本信息或用戶行為數據，解讀其中的文化內涵與價值取向，人文經濟學逐步由單一的質性分析走向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

3.人文經濟學為數字時代樹立了人文價值導向

光明智庫：數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拓展了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平台壟斷、算法歧視、信息繭房、數字鴻溝、數字沉迷等也造成了一些問題。從人的全面發展角度來看，人文經濟學如何實現對這種趨勢的糾偏？

顧江：人文經濟學是以人為本、關注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雙向互動的一門學說，明確提出數字技術的發展必須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根本目標。人文經濟學強調經濟活動的人文價值導向，將人的尊嚴、自由、福祉等價值置於核心地位。它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效率優先的局限，為評估數字經濟影響提供了新的價值尺度。

在實踐路徑上，一方面要重構評價與規制體系。人文經濟學主張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建立超越傳統增長邏輯的多維指標，尤其將數字福祉、算法公平、數據隱私納入關鍵考核。這需要推動強有力的制度保障，通過頂層設計扭轉純效率導向，確保經濟和技術發展服務於人。另一方面要激發市場主體的內生性糾偏動力。踐行“科技向善”的理念，激勵企業以及數字平台致力於利用數字技術提升人民的尊嚴感和獲得感，不能將員工和消費者置於“算法牢籠”，實現社會價值與長期商業競爭力的統一。

周文：人文經濟學強調以“文化—人—經濟”三位一體為邏輯起點，將人的主體性置於經濟活動核心。針對數字經濟中算法歧視、信息繭房等現象，其核心價值重構體現在：要注重人的主體地位和全面發展，反對將數據和技術作為唯一的價值標准。人文經濟學就是讓數據這一生產要素回歸“社會化的人類”，通過制度設計確保數據收集、使用符合“人的尺度”，並且通過文化的引導，改變人們對數據的盲目崇拜，樹立正確的數據觀和技術觀，營造健康的數字文化生態。

人文經濟學有助於推動數字經濟從“效率優先”轉向“人的發展優先”。它要求在技術狂飆中始終守住“人是目的”的底線，通過價值重構、制度創新和實踐探索，使數字經濟真正成為人類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翅膀。這一過程既需要理論界致力於構建數字時代的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更需要政策制定者、技術開發者和社會公眾形成“人文共識”，最終實現從“數字異化”到“數字共生”。

史宇鵬：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確實帶來了新的科技倫理問題。比如，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顯著提升了經濟效率，但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可以替代勞動的投入，也可能對就業帶來一定影響，這種關系如何平衡？數字技術發展一方面讓消費者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各種產品和服務，但也可能讓消費者產生沉迷和依賴，這對消費者是好是壞？如何做到既能充分利用數據要素紅利，又能避免數據泄露帶來的福利損失？這些問題和矛盾，都應該納入人文經濟學研究的視野。

另一方面，從人文經濟學所倡導的理念來看，數字技術本身也能夠為提升人民的尊嚴感和獲得感提供新的手段。比如，購物平台利用消費者的搜尋數據和購買數據，可以判斷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態，對一些行為進行預警與干預﹔一些大學通過對學生校園卡消費數據的分析，可以更加精准地判斷學生的經濟狀況，從而進行精准幫扶﹔再比如，無人巡檢、機器狗等數字設備在礦山、工地等場所的使用，使得勞動者可以遠離危險的操作現場，極大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這些例子說明，數字技術為我們更好地提升居民福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

4.數字技術豐富了文化、經濟互相賦能的可能性

光明智庫：從人文經濟學的實踐層面來看，數字技術的發展，為文化與經濟相互賦能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周文：數字技術的興起為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賦能開拓了廣闊空間。數字技術從技術工具演變為當代人的一種生存方式，高度滲透於經濟活動，正在重構人類社會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方式。數字技術中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能夠提升生產力水平，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數字技術通過文化資產數據化重構資源價值鏈條，讓文化轉化為可交易、可增值的數字資產，實現“數字流量—文化認同—經濟轉化”的鏈接與暢通。數字技術不僅是文化經濟的“工具賦能者”，更是價值重構者。它通過資源數字化激活文化資產、通過平台化重塑產業生態、通過數據化優化治理效能，最終推動文化與經濟從“單向輸血”轉向“雙向造血”。當文化資源轉化為可量化、可流通、可增值的數字資產時，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協同共生便具備了現實基礎。這種協同不僅是技術創新的勝利，更是人文經濟學在數字文明時代的范式革命。

史宇鵬：數字技術的發展，為文化與經濟相互賦能提供了新的機遇。從要素角度來看，數字技術使得科技、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拓展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從產業角度而言，數字技術的發展，能夠更好地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數字文旅、數字動漫等文化產業新業態，為居民提供了種類繁多的數字文化產品，提升了居民文化消費水平，是文化與經濟相互賦能的具體體現。從企業文化角度來看，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企業文化，為未來經濟發展奠定了微觀基礎。一方面，數字原生企業在商業模式、組織架構、決策流程等方面與傳統企業有很大不同，形成了新的企業文化﹔另一方面，傳統企業圍繞數據應用進行相應變革，企業形態和企業文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企業文化的變革使得企業能夠更好地發揮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賦能效果，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顧江：數字技術為文化賦能經濟發展提供了創新性實踐路徑。一是文化資源數字化轉化創造出新的經濟價值增長點。通過高精度掃描、三維建模等技術，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可存儲、可傳播、可交易的數字資產，這有力推動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二是數字平台重構文化消費模式，激活潛在市場需求。算法推薦、社交傳播等機制有效連接文化供給與多元需求，深度激活文化消費的長尾效應。三是文化元素提升產業附加值。數字技術助力傳統文化元素融入現代產品設計、品牌營銷等環節，通過增強產品文化內涵提升市場競爭力。

經濟發展同樣通過數字渠道對文化發展賦能。一方面，數字經濟激活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模式為文化創作提供了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同時數字經濟拓寬了文化產業的邊界，引領文化產業與科技、旅游、金融等更多領域實現深度融合與業態創新。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應用拓展文化參與和創新能力。開源平台、AIGC工具等數字技術的普及，大幅降低文化創作的技術門檻和資金成本，使更多個體和社會群體能夠參與文化表達和創新實踐，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力。

這種雙向賦能機制依賴數字技術實現了良性循環，人文元素通過數字化提升經濟價值，經濟收益又通過數字渠道反哺文化發展，最終推動人文與經濟在數字時代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

5.在“技術理性”與“人文肌理”中尋求平衡

光明智庫：人文經濟學賦予“理性人”更多人文價值。而在未來數字經濟“技術理性”的發展中，如何保留更多的“人文肌理”？

周文：在數字經濟“技術理性”高歌猛進的時代，人文經濟學通過重構“理性人”模型，為技術發展注入人文價值內核。這種價值堅守並非對技術的抵制，而是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張力中尋找動態平衡。人文經濟學可為經濟“賦能”，更可為數據“立心”。

數字經濟時代的“人文肌理”保留，本質上是文化主體性在技術浪潮中的自我確証。這種確証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復現，而是通過技術倫理的文化校准、教育體系的人文重塑、數字人文的智能構建，實現文化基因的創造性轉化。當數字技術從“文化工具”升華為“文化伙伴”時，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協同共生便具備了現實基礎。這種協同的終極目標，是在數字文明中構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生態，讓“技術理性”始終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終極命題。為此，數字時代的人文經濟學，應發展“數字人文”交叉學科，推動技術躍遷與人文融合，既發揮技術工具的效率優勢，又能更好保持人的主體性，讓技術更有溫度、經濟更有活力。

史宇鵬：“人文肌理”和“技術理性”兩者之間不是對立、替代的關系，而是互相補充、相互促進的關系。在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僅談“人文肌理”而忽視“技術理性”，會被時代發展所拋棄﹔僅強調“技術理性”而忽視“人文肌理”，那麼技術將會失去溫度，最終也會影響未來發展。為此，要在實踐中建立起“科技向善”的政策體系，努力實現“人文肌理”和“技術理性”的有機結合。比如，加強相關立法工作，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系﹔通過沙盒監管等方式對技術創新進行監管，在兼顧創新激勵與風險控制的同時，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在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監管上展開合作，協力推進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與治理。

顧江：在數字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發展中，數字技術可以且應該成為保留、強化“人文肌理”的支點，宜從文化傳承、產業協同與生態構建三個維度展開系統性實踐。

第一，以數字技術賦能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創新發展。通過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技術，對文化遺產進行多模態、可交互的數字化重塑，構建虛實融合的文化傳承與創新體系。建立從文化資源到數字資產，再到創新產品的轉化鏈條，賦予其現代傳播的生命力。

第二，以數字平台驅動文化產業與事業的協同發展。數字技術打破了文化產業與事業的邊界，為事業滋養產業、產業反哺事業的良性循環提供了有效路徑。在供給側，依托文化大數據雲平台整合全國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資源，形成開放共享的素材庫，為文化企業提供低成本創作原料﹔在需求側，通過智能推薦算法匹配用戶文化消費偏好，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精准觸達，同時有效培育數字文化消費市場。

第三，以數字經濟構建人文導向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建立文化數據要素市場化機制與人文價值評估體系，引導資本向具有文化效益與人文價值的經濟領域流動。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實現對文化傳播效果與社會影響力的動態監測與評估，確保數字經濟始終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福祉的提升，最終構建技術賦能、人文引領、經濟發展可持續的良性生態格局。（記者 陳 恆 陳之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