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正確二戰史觀 構建二戰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80年來，二戰遺產深刻塑造了戰后世界秩序。與此同時，有關二戰的錯誤史觀也持續擾亂著全球治理。正確繼承二戰遺產，必須從人類發展的長遠視角出發，審視戰爭與和平、文明興替與公平正義等重大問題，秉持家國情懷和全球視野，樹立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就中國學界而言，應堅持以史為鑒，回應時代關切，構建中國二戰史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持續推出具有標志性和原創性的概念與表述，有力推動二戰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錯誤的二戰史觀之表現及其危害

錯誤的二戰史觀主要表現為西方中心論、歷史虛無主義和歷史修正主義，其中“西方中心主義”最具代表性。美西方國家常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把二戰簡化為“自由世界”對抗“邪惡世界”的戰爭。這不僅忽視了戰爭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更掩蓋了美、英、法等國所奉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對戰爭爆發的歷史責任。由此衍生的歷史敘事，以歐洲戰場為中心，將德國入侵波蘭或日本偷襲珍珠港視為二戰起點，片面夸大美國等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

錯誤史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演進，反映特定的現實政治需要。二戰期間和戰后初期，美國在強調自身“關鍵作用”時，尚承認其他國家貢獻。但冷戰爆發后逐漸演化成“單一貢獻論”，宣揚美國憑一己之力拯救世界，淡化他國，尤其是中、蘇的歷史貢獻。

與之類似，“第二戰場決定論”也極具誤導性。這種觀點雖然表面贊賞盟國合作，實則不僅夸大美英的作用，還刻意貶低中國和蘇聯在亞洲和歐洲主戰場的關鍵地位，並抹殺亞非拉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一些西方學者即便承認蘇聯的貢獻，也以“外援決定論”加以矮化，鼓吹美英援助是蘇聯取勝的關鍵因素，掩蓋蘇聯自主抗戰的歷史事實。

更有甚者，錯誤史觀已從矮化走向扭曲與污蔑。美國政府曾在一份聲明中宣稱二戰始於“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將蘇聯污蔑為“戰爭發起國”﹔一些歐洲國家將蘇聯在戰爭中對中東歐國家的解放行動污名為“蘇聯佔領”，等等。

對於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西方學界長期受錯誤史觀影響而評價失實。在冷戰前期，美西方少有提及中國抗戰。中國重返聯合國、中美關系正常化后，這一情況有所改觀，但近二十年來再次趨於消極，甚至有意割裂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

除此之外，部分戰敗國所奉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也對正確認識二戰構成了嚴重威脅，其典型代表便是日本刻意掩蓋戰爭責任、美化侵略歷史的行為。日本右翼積極粉飾侵略罪行，提出“侵略有理論”。右翼學者鼓吹“大東亞新秩序”給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帶來現代化，將戰爭美化為推進亞洲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手段”，宣稱日本在亞洲的軍事擴張行為意在“驅逐外來勢力”並實現“亞洲殖民地解放”。

錯誤的二戰史觀對戰后國際秩序與人類文明發展構成深層干擾，導致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

首先，錯誤的二戰史觀削弱了對戰爭的反思，助長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戰后美國將對二戰記憶的操控作為常規手段，自詡“自由世界領袖”，為干涉他國內政、發動戰爭尋找合法性，從朝鮮、越南，再到阿富汗、伊拉克皆為明証。其表面宣揚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實際卻屢屢踐踏國際准則，推行強權即是公理，加劇了全球和平赤字。

其次，錯誤的二戰史觀混淆歷史，夸大美歐作用，貶損中俄形象，惡化國際關系。例如在俄烏沖突中，美歐發動“記憶爭奪戰”，將蘇聯（俄羅斯）的形象妖魔化，並將中俄並列為威權國家，煽動“脫鉤斷鏈”“小院高牆”。這種做法導致全球治理體系碎片化和意識形態化，在此基礎上，美國又強推所謂“對等交易”“美國優先”等利己主義政策，對他國大打意識形態戰、金融戰、經濟戰、認知戰，不僅阻礙全球共識，還加劇了全球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

最后，錯誤的二戰史觀使得部分戰敗國未能真正汲取歷史教訓，極右翼勢力蠢蠢欲動。二戰后，日本借“原爆受害者”形象模糊其侵略行徑，規避戰爭責任，不斷突破“和平憲法”﹔在俄烏沖突中，德國積極發展軍事引發廣泛關注。同時，舊法西斯勢力重新在烏克蘭興風作浪，加劇局勢動蕩。美西方對戰敗國和極端主義的“再軍事化”的默許與縱容，不僅無法解決全球安全問題，反而誘發“軍備競賽”與全球恐慌，形成了難以彌合的全球安全赤字。

積極樹立正確的二戰史觀

樹立正確的二戰史觀要求我們必須深入理解戰爭爆發的根源、進程與結果，公正評價各國人民的貢獻，以防歷史悲劇重演。

二戰爆發的歷史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國家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帝國主義國家圍繞資源與市場展開激烈競爭，最終引發戰爭。一戰后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不僅未能解決帝國主義間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劇了沖突。1929年經濟大危機更是激化了新一輪矛盾。面對這場大危機，德意日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通過對外侵略轉嫁危機，最終釀成更大規模的戰爭。因此，正確理解二戰史，必須揭示帝國主義的擴張本質，摒棄以資本為中心、以強權為策略、以侵略為手段的帝國主義邏輯，徹底告別殖民思維與文明優越論。

二戰進程充分証明，中國和蘇聯在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這有力地駁斥了“西方中心論”的虛假敘事。自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起，中國率先步入反法西斯戰場，是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也是條件最為艱苦、民族犧牲最為慘重的國家，付出了超過3500萬人員傷亡的巨大代價。中國的長期抵抗，不僅將日本法西斯拖入了持久戰的泥潭，而且極大牽制了日本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入侵。在歐洲戰場，蘇聯則從1941年起全面抵抗德國法西斯的入侵，主導了歐洲戰爭的戰略轉折、重創德軍主力，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士氣。中、蘇兩國不僅率先抗戰，還團結美、英、法等國，在全球多戰場密切配合，最終成功打敗法西斯，成為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力量。相比之下，美英在戰爭初期推行綏靖政策，甚至包藏“禍水東引”之心，不但未能遏制侵略，反而加速戰爭的爆發。考慮到美國早期的孤立主義立場，二戰勝利的“西方中心論”實難成立。

從戰爭結果來看，我們必須完整、全面、客觀地看待各國在戰爭中的貢獻。中、蘇在各自戰場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美英法等國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共同構成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戰爭的勝利絕非靠一國或一己之力，而是世界各國人民集體努力的結果。

作為戰爭的重要成果，以聯合國體系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是在無數先烈的血淚基礎上凝練而成的，絕不容拋棄﹔紐倫堡和東京審判是對法西斯的正義裁決，絕不容翻案。歷史昭示我們：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絕非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強權獨霸絕非人類和平之策。面對新的時代挑戰，我們要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遵循，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努力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弘揚正確二戰史觀

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人民抗戰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二戰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

重新解讀舊史料，持續挖掘新史料，夯實研究基礎。不變的是檔案，變化的是時代，發展的是思想。我們要以新視角解讀舊史料，賦予其新生命，同時加快對新史料的挖掘與整理，深入思考二戰中的東方主戰場、戰時中國與世界、二戰對戰后世界的影響等重要問題，發掘中國人在海外戰場的英勇事跡，論述中國與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如何互相支援、共同抗敵等，闡述新主張，構建新敘事。

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創新話語體系。在中國二戰史研究中，已有諸多標識性和原創性成果，如確立1931年九一八事變作為二戰起點，是中國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凸顯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關鍵地位﹔深刻揭示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等等。這些學術觀點有理有據、令人信服，逐漸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堅持唯物史觀，突出戰爭的反法西斯性和人民性。一些國家的學術界試圖對二戰“去法西斯化”，否定存在統一的法西斯主義概念。例如，自20世紀70年代中葉起，日本保守主義史學家就建議規避使用法西斯主義這一學術術語，導致日本學界從此慎用該詞。對法西斯主義的解構，打著“學術”旗號，實則為了淡化歷史罪責。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一直明確堅持戰爭的反法西斯性質。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學術界更是系統地論述了德意日三國法西斯在體制、思想、形態的一致性，指出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是反民主、反人類、推行侵略、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正是基於這種科學界定，我們才能夠深刻理解二戰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生死搏斗。二戰的勝利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反對侵略和奴役的人民共同參與、團結奮斗的結果，是全人類的共同勝利，其精神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生動的歷史實踐和寶貴經驗。

（作者：劉作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