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順︱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內涵、路徑與話語權

作者簡介

高福順，吉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遼金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科舉與遼代社會》、《高句麗中央官制研究》、《教育與遼代社會》、《中國東北民族史》（中卷主編）等。

摘要

構建與完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已成為近年來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背景下，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需求。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與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間存在著“體”與“用”、“綱”與“目”的辯証統一關系。理解這一知識體系，在理論路徑上需考慮理論認知、科學實証與家國情懷三重維度的辯証關系﹔在實踐路徑上，則應從區域史視角、斷代史視角與總體史視角出發，共同構筑具有中國聲音、中國特色、中國實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這一體系的建立，有助於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邊疆歷史及其未來發展的正確認識和深入探討。

引言

自1992年邢玉林先生正式提出“中國邊疆學”概念以來，學界陸續就“中國邊疆學”的研究對象，以及學科名稱、基礎、目標、定位等關鍵性內容展開討論，尤其是近年來將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及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納入研究討論的范圍，相關研究成果呈現“井噴式”樣態。盡管如此，從目前的討論來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以及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在爭鳴、交流中仍推進緩慢。中國學界在探索中國邊疆學的過程中之所以面臨諸多挑戰，重要原因在於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還未能完全擺脫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尚未形成中國學界的自我主張，處於亦步亦趨的“學徒狀態”﹔同時“中國邊疆概念存在明顯泛化，中國邊疆研究內涵較為模糊，中國邊疆學學科界限不清，中國邊疆研究存在在熱潮中不斷‘迷失自我’的消極狀況”。此外，學界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內涵存在差異化的認知與理解，對中國疆域演變的歷程與特征尚未形成共識。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與內涵，以及中國邊疆話語權構建等問題略述己見，以期有助於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內涵

探討邊疆學知識體系內涵的必要性。古代中國社會是由“中國戎夷，五方之民”構成的二元社會，內地與邊疆的概念在先秦時期就已深深扎根於中國人心中，周朝已有“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之邊疆意識與邊疆知識。故此，“中國戎夷，五方之民”所構成的古代中國社會之內地與邊疆的二元結構，成為中國史家編纂史書之撰寫對象，蠻戎夷狄構筑起中國正史之“四夷傳”的基石，成為描述中國邊疆區域發展實態及其嬗變過程的縮影。所謂中國邊疆知識，是指中國人在認知世界、改造世界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具體實踐中，對天、地、人三者之間辯証關系的確定性、普遍性、規律性的認知與經驗總結。中國史家“層累式”生產的邊疆知識之基本組成、理論內核及其研究范式，又構成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素。

中國自主的邊疆知識體系的形成與存在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並非僅依憑主觀意志就可隨意構建，而是在中國社會不斷調適內地與邊疆之“五方之民”的互動與交融演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史家抽象出來的“天下觀”“華夷觀”“正統觀”便是古代中國自主的邊疆知識體系的真實寫照。范恩實先生說：“從與歐美國家邊疆的比較分析中，不難看出，正是由於中國邊疆是在大一統國家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長期歷史演進中形成、底定的，因此中國邊疆具有了獨一無二的特征，從而成為構建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前提與基礎。”故此，厘清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內涵就成為中國邊疆研究者亟須討論與解決的首要問題。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可視為根本的、第一性的“體”，是統領的“綱”，中國自主的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則可視為從生的、第二性的“用”，是實操的“目”，兩者之間是本質與功能、內在與外在的辯証統一關系，只要兩者密切契合，就能綱舉目張，“體立則用明，無其體則無其用。無無用之體，無其用則體亦弗顯。一時代一民族的知識體系，又是隨著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構建得以真正完善的。”在明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與“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間的辯証關系后，中國邊疆研究者應立足正確認識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本質內涵，推動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至臻至善至美。

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建設的旨歸。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疆域遼闊，自先秦以來，內地農耕族群與邊疆游牧族群、採集漁獵族群就已形成“邦畿千裡，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面貌，形成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的生活場景，尤其是秦漢以降，既有內地農耕族群遷往邊疆、屯田戍邊，又有邊疆游牧族群、採集漁獵族群遷居內地，華夷交融是中國社會的生活常態。歷史上，中國歷經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遼宋夏金三個“長時段”的族群大分立、大遷徙、大融合階段，逐漸形成諸族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畫卷，“五方之民”共天下亦成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的總特征。隨著中國由東亞體系融入世界體系，中國邊疆學研究亦經歷由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的轉換，這種轉換底定了當下中國的疆域范圍，亦為當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建設提供了基礎條件。

在西方社會，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為標志，劃定了歐洲大陸諸國的國界，完成了從“無疆無界”到“有疆有界”的主權國家的轉換。在中國社會，以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為標志，亦開啟了由王朝國家疆域的“自然凝聚”，向“有疆有界”的主權國家過渡。尤其是自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與晚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王朝國家疆域“自然凝聚”的狀態被人為地強行中斷。因此，中國邊疆學研究者應首要關注中國王朝國家疆域與現代主權國家疆域的知識體系以及兩者間的承襲與轉換，綜合考量邊疆知識的生產、疆域理論的構建、研究范式的創新，做到既能提煉中國自主的邊疆學“標識性”知識與概念，又能塑造出為西方世界認同的原創性成果，推出具有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等特征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正如李國強先生所言：“建構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在對我國邊疆全面、科學認識，對我國邊疆實踐經驗予以整體性、規律性總結的基礎上，形成學理化、系統化的一般性知識體系。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本質屬性，賦予邊疆認識和邊疆經驗鮮明的科學性、思想性、實踐性、主體性、中國性。”

邊疆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旨歸。中國自主的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辯証關系，隻有科學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邊疆學話語體系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學科體系是基礎，學術體系是核心，話語體系是外在表現，基礎、核心與外在表現互為表裡。唯有邊疆學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得以扎實建設，邊疆學話語體系中自主性、知識性、學理性的邏輯表達，才能為國際學界所接受和認同。中國邊疆研究者應意識到，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是構建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主體與基石，對其本質內涵的認知，直接決定了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價值取向﹔而中國邊疆知識生產的質量，也決定了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的質量。此外，“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的。” “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故此中國邊疆知識的生產通常也將因應時代之變，隨著中國邊疆知識形態的變化而變化。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面臨的挑戰。王學典先生提出，西方中心論的一個核心，“總是認為西方的道路是正宗，是正常，是一般，是正統，而非西方的，包括中國則是特殊，是個別，是化外，是變種，是例外”。鑒於此，中國邊疆研究者必須擊碎西方學界提出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是特殊的、個別的”之錯誤學術論斷，逐步構筑起成熟、完善的兼具自主性、知識性、學理性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即在實踐上，構筑起基於中國本土經驗的中國邊疆知識的完備體系﹔在理論上，構筑起基於中國本土經驗的中國邊疆學標識性、學理性概念范疇框架﹔在學術上，構筑起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具有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特征的中國學派。“創造一種從中國經驗出發、以回答中國問題為鵠的，從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國特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材料、中國數據、中國案例”的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徹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將中國邊疆學之“西方化”趨勢逐漸改變為中國邊疆學之“中國化”趨勢，“深化邊疆治理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響力、說服力的研究成果。運用好邊疆研究成果，講好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故事”。由此看來，“中國學術的本土化轉向，寓涵著意識形態和學術界的雙重訴求﹔本土化，是中國學術面對大國崛起這一歷史性變化的必然選擇”，構建與完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以適應當代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所亟須的提升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的軟實力之現實訴求，尚需要中國邊疆研究者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任重而道遠。

自主知識生產視閾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路徑

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生產的必要性。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前提是，要對古代中國史家生產的邊疆知識進行整合，系統性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再憑依古代中國史家邊疆知識生產而進行再生產，從而構建適應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故而邊疆知識再生產就成為當前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的前提與基礎。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中華民族的“內聚性”才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內生動力，“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演進的正常現象，“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故以地緣而非血緣形成的諸族群關系之生存實態是中華文明形成與連綿不斷發展的根基所在，中華文明形塑的是“中華民族和諧相處之道與中華文化認同之道”。

中國邊疆學自主知識生產的實踐路徑。中國邊疆研究者需從區域史、斷代史、總體史的研究路徑出發，依據中國歷史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總體特征，統籌考量中國歷史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辯証統一，正確闡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由“王朝國家”轉型為“主權國家”的發展演進的合理性、合法性、正當性。唯有如此，才能突破“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等西方學界所提出的邊疆學術理論的束縛﹔從而科學闡釋從傳統“王朝國家”中國疆域向現代“主權國家”中國疆域的轉換，以實現中國邊疆學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實現對古代中國史家所生產的邊疆知識深入、系統、全面的實証認知。

中國邊疆學研究者在研究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並關注“中國戎夷，五方之民”構成的邊疆與內地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同時，應當意識到“中國不同邊疆區域因地質地貌、山川湖海、植被氣候等諸多自然地理要素的不同所造成的地域和經濟形態差異，以及不同自然地理環境下所孕育出的族群之語言、民族特性、社會結構之分隔所導致的古代中國邊疆區域之政治體制、經濟類型、文化習性、軍制構造等的趨異性”。隻有從天、地、人三者的關聯關系出發，實証中國邊疆區域之實態及其嬗變歷程，通過對中國邊疆區域之“碎片化”知識進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般的科學實証，並深刻理解認知中國邊疆區域的趨異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認知中國邊疆學知識、邊疆知識體系由趨異性向同一性轉變的基本內涵與本質特征，完成中國自主的邊疆知識生產與再生產。

同時，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在經歷數千年的發展演變后，自然將呈現千差萬別的“自然凝聚”取徑與結果，尤其是中國歷史上大統一與大分裂的變換更替過程中所形成的“層累化”成就，更應是中國邊疆研究者在邊疆知識生產、再生產時重點關注的對象。因此，中國邊疆研究者要對不同朝代的邊疆知識給予探賾索隱，細致分析不同朝代疆域形成的內涵與特征，准確判斷不同朝代疆域的自然凝聚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以實現“層累化”地構建不同朝代的邊疆知識體系。中國邊疆研究者還應認識到，古代中國歷史上分立時期諸王朝國家對局部區域的均質化統一，成就了秦漢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國家的大統一。因此，在研究秦漢隋唐元明清等大統一時期王朝國家疆域的“層累化”過程的同時，必須關注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遼宋夏金之分立時期王朝國家疆域的“層累化”過程。

遵循上述研究路徑，有助於使中國邊疆研究者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的跌宕起伏之中，利用總體史的研究路徑探明中國邊疆知識的本質內涵與發展規律，形成中國邊疆總體史的宏大敘事，抽象出“中華民族整體性”“中華一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自然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具有時代特征的“標識性”概念，並指導中國邊疆史研究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構建，構筑起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還需注重夯實科學實証路徑基礎。恩格斯說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隻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隻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中國邊疆研究者在推進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時，必須本著“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實証理念，以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治學精神，在古代史家邊疆知識生產的基礎上進行邊疆知識再生產，為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打下堅實的科學實証基礎。

自主理論創新視閾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路徑

中國邊疆學自主學術理論創新的重要性。與其他學術研究一樣，中國邊疆知識的自主生產與再生產離不開學術理論的指導與研究范式的更新。宋代哲學家程頤曰：“為學之道，必本於思”，“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在程頤看來，得“道”在於勤“思”。中國邊疆研究者隻有對其所生產、再生產的邊疆知識、邊疆知識體系進行深入、全面、系統的求索，才能凝練出中國邊疆學的“標識性”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進而實現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恩格斯也曾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經典作家從哲學高度分析了強國建設與理論思維的辯証關系。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離不開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的支撐與參與，王學典先生說：“研究歷史不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論需要概念，二者不可偏廢。離開了理論和概念的引導，人們的認識只能是局部的、個別的，整體上毫無頭緒，如一團亂麻。大量的、具體的事實或材料只是一堆素材，隻有思想理論才能將這些素材變成學術。”准確恰當地詮釋了經典作家之語錄。

中國邊疆學理論創新的學術路徑。全面、准確認知中國邊疆學學術理論之內涵是中國邊疆研究者進行中國邊疆學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前提和基礎，是指導中國邊疆研究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內因所在。“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是中國邊疆研究者必須遵循的學術准則，過分強調“以論帶史”會導致研究誤入歧途，得不償失。故此，在研究中國邊疆史實時，一方面應對古代史家所生產的邊疆知識進行實事求是的全面整理，另一方面應秉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的學術理念與方法，進行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推進中國邊疆知識的再生產。

在此過程中，還應推動邊疆學學術理論創新並遵循相關理論的宏觀指引，否則有理有據有節的科學實証研究可能會趨於“碎片化”，導致產出成果雜亂無章，總體性關照不足，無法構筑完善的知識體系。總體而言，對中國邊疆知識進行科學實証，必須有相關學術理論的支撐與參與，唯此才能“實現創新性跨越，進而避免‘口號式’的‘大而空’之理論思維想象與研究范式，才能展開在‘歷史語境’視閾下的中國邊疆演進歷程、特點與規律的歷史書寫”。

邊疆學學術理論與邊疆知識實証研究的結合，是中國邊疆知識生產、再生產的重要基礎但並非其全部內涵。在此過程中中國邊疆研究者還須秉持深厚的家國情懷。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引下，中國邊疆研究者秉持怎樣的立場、視閾、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直接關乎中國邊疆演進歷程研究的視閾定位與科學實証研究的價值取向。

馬克思曾說：“以往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明的東西，無非是從后來歷史中得出的抽象，無非是從先前歷史對后來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中國邊疆研究者在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時，“需要審慎觀察時代背景，考訂古今邊疆概念的異同，觀察中外學術理論的殊途，慎辨邊疆理論與研究范式之合適與否，將中國邊疆研究引入正確的學術研究路徑，推動中國邊疆研究在中國語境中不斷取得新進展”，形成具有中國學界特色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話語權，打造具有“中國聲音、中國特色、中國實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邊疆學自主知識體系。

總體而言，要化解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保持邊疆研究的“溫度”，需正確處理中國邊疆學理論認知、科學實証與家國情懷三重維度的辯証統一關系。理論認知是科學實証的方法、手段，科學實証是理論認知所要獲得的結果，家國情懷是進行理論認知與科學實証中所需堅持的價值取向。唯有遵循上述邏輯與路徑，才能使經過嚴格實証的中國邊疆研究者自主生產、再生產的邊疆知識抽象化、概念化、理論化，進而真正構筑起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話語權與世界回響

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意義。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本質上是中華文明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形勢下形成的創新與闡釋，不同於西方學界對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認知與解釋。

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將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歸結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並強調“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形塑了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之本質內核，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演進過程中具有“內聚性”的內在動因。

“自主”表明中國學界建構的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形塑的中華文明之觀念、內涵、話語權與研究范式絕對是“中國的”，不站在中國的立場，不具有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不生成中國的話語，就談不上中國學界在世界話語體系中發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中國邊疆學聲音，亦更難產生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世界回響。

西方學術思潮影響下中國邊疆學面臨的挑戰。一些西方學者錯誤地解讀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演進的歷史事實，將中國社會的“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的二元社會結構“人為地”拆解為兩個不同的獨立單元，有意無意地遮蔽我國“五方之民”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的碰撞與融合，而更多地關注“五方之民”的沖突對立與民族特性，有意識地淡化“積禮義而為君子”的文化認同之路，運用基於西方特點、西方文化、西方傳統、西方材料、西方數據、西方案例所得出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任意闡釋“五方之民”的交融與互動，導致西方世界始終存在對中國游牧族群、採集漁獵族群與農耕族群之間互動與交融的誤解，簡單地將北魏、遼、金、元、清等中國古史譜系內的王朝國家視為獨立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之外的非中國古史譜系的政權。這種有意識地遮蔽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事實的敘述，給國際學界正確認識和研究探討中國歷史帶來負面影響。

在西方學術思潮影響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演進之敘事面臨著多重挑戰。西方學界提出若干有關“中國疆域”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正如朱尖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日本右翼歷史家在20世紀初就提出所謂‘滿蒙非中國論’，進而不承認元朝和清朝是中國王朝，並衍生出‘長城以北非中國論’‘滿蒙一貫獨立論’‘中國南北對抗論’等謬論，認為中國東北與北部邊疆民族地區，不屬於中國領土。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進一步提出‘內亞’概念，其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將‘滿洲’、蒙古（含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理單元合稱為‘亞洲內陸邊疆’。20世紀80年代，基於‘內亞’概念，美國學者又提出所謂‘新清史’理論，主要著眼於‘滿洲’的歷史淵源，反復強調清朝作為非漢政權的‘滿洲特性’，其實與所謂‘滿蒙非中國論’如出一轍。21世紀初，荷蘭學者詹姆士·斯科特還提出名為‘贊米亞’的‘東南亞大陸山地’概念。誠然，並非所有西方學者都認同‘贊米亞’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對‘內亞’的熱捧一樣，他們利用這一生造出來的概念，試圖在中國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國邊疆及周邊地帶的區域內涵和歷史譜系，從而模糊中國的邊疆主權，割裂中國歷史發展整體性與多樣性的統一，淡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西方學術思潮的錯誤引導下，中國邊疆研究者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西方學界所秉持的理論依據基本上是以漢族作為單一的種族基礎，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的單向理論思維，內含有有意或無意地將“五方之民”的自然凝聚所形成的歷史獨立於農耕族群即漢族之外的學術價值取向，有悖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的基本史實。實際上，西方有的學者在構建中國邊疆理論與研究范式時，未能充分關注到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整體性、總體性，以及區域間的族群性、差異性、特殊性，可以斷定，用西方學界的中國邊疆理論與研究范式構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軌跡肯定是行不通的。對此，刁培俊先生說：“立足於本土文化資源，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區域性差異，以傳統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透視歷史中國的鏡像，鍛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人的宏觀學術命題，才能引領國際學術討論”，這種學術理念才是中國學界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關鍵所在。

中國學界的回應與擔當。針對西方學界的種種謬論，馬大正先生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中出現了一個小眾研究群體——學界稱為‘新清史’流派。‘新清史’流派研究者雖然一直標榜自身研究的學術性，但其一些理論與觀點確實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蠱惑性，不僅對我國傳統的‘大一統’和‘多元一體’歷史觀形成挑戰，更容易被國內外分裂勢力所利用，從而消解當今中國對邊疆地區管治的合法性，潛在的政治危害不容低估，需要高度警惕。”針對此類挑戰，中國邊疆研究者必須著力“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桎梏，打破中國社會科學在全球‘失語’的窘態”，予以有理有據有節的合理合法的回應。

在中國邊疆學理論創新上，要構建基於中國本土知識、本土經驗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將中國邊疆問題“中國化”。具體而言，在中國邊疆學的自主知識生產上，一方面，應從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的歷史事實出發，以回答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實際問題為旨歸，最大限度地推動尊重中國特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材料、中國數據、中國案例的中國邊疆學理論體系的創新與研究范式的轉換﹔另一方面，應徹底改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化”的話語體系，堅決批判“征服王朝論”“新清史”等不符合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演進之歷史事實的具有“歷史虛無主義”色彩的西方話語，亦應摒棄西方學界的“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等理論思維，形成具有“中國聲音、中國特色、中國實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新氣象。

中國邊疆學研究者還必須時刻牢記“初心使命”。一方面，要建立體系完整的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維護好“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學術領地與邊界﹔另一方面，要積極擴大中國學界所創立的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理念與范式的國際影響力，以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引領西方學界研究中國邊疆並形成新思潮、新觀點、新論斷，充分展現中國自主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5年第10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