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輕重之學的宏觀經濟治理智慧及其當代價值

【典故裡的經濟學】

宏觀經濟治理是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命題，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重要內容。回顧歷史，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代思想家就已認識到市場與國家在經濟活動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其中，《管子》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它不僅展現了中國古代經濟治理的深邃智慧，更彰顯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所取得的光輝成就。《管子·輕重》作為重要篇章，專門探討了宏觀經濟治理中的財政經濟問題，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奠基人胡寄窗先生曾對其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如果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則輕重論就是《管子》全部經濟學說的基石”。

輕重一詞在春秋時期即已出現。《國語·周語》提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此處輕重指貨幣的重量或價值比例，即國家可以通過調整貨幣的輕重（如大錢、小錢）來調節經濟，應對災荒或市場失衡。隨著秦漢時期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輕重逐漸成為封建國家管理國民經濟活動的特殊范疇，涵蓋財政、貨幣、物價和經濟政策等諸多領域。《管子》輕重之學主要圍繞市場交換與國家管理兩方面內容展開，探討國家如何通過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來調控商品貨幣關系，引導國民經濟活動。

在微觀層面，商品貨幣關系與價格規律的“輕重之理”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商品價格與供求之間的關系。《管子》認為，商品的價格圍繞中心上下波動，“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價格由供求決定，“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也受到年歲凶穰、四時變化、政令緩急等因素的影響﹔人們的行為隨價格變動而調整，“重則見射，輕則見泄”，即在商品價格看漲時爭相購入，價跌時則紛紛拋出。《管子》十分重視市場的作用，強調“市者，貨之准也”，即市場是衡量貨物價格進行交換的場所，認為“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即人口聚集的地方應該有交易商品的集市，否則無法互通有無，百姓就會陷入窮困。二是貨幣、谷物與萬物之間的關系。“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揭示了貨幣購買力與物價之間的反比關系。同時，谷物在輕重體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谷物作為民生之本，具有需求剛性，其價格漲落直接波及其他商品，因為百姓必須優先滿足糧食需求，剩余財力才能購買其他物品。三是貨幣數量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即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多少，與貨幣購買力的大小成反比，與商品價格的高低成正比﹔國家要隨時通過貨幣的斂與散來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使物價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胡寄窗認為，《管子》的貨幣數量論與16至17世紀西歐學者提出的貨幣數量學說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宏觀層面，封建國家管理國民經濟活動的“輕重之術”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國家進入商品流通和部分生產領域經營工商業，通過設立“均輸平准”這一雄厚資本，運用“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的逆周期原則來調控商品價格和供求。即，當市場價低時，政府以高價收購因供給過剩而低價的商品，價格高漲時則以低價投放，達到“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的效果。“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的物資儲備思想也近似於現代“跨周期調節”的治理智慧。二是在財政政策領域採取“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寓稅於價原則，國家通過“官山海”“官天財”，即對鹽鐵等必需品以及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實行國家專營制度，以非直接征稅的方式獲取穩定的國家財政收入，並通過“官國軌”即國家進行系統經濟調查，掌握全國的物資、人口、土地、財富等數據，為制定經濟政策奠定基礎。三是在貨幣政策方面，“人君鑄錢立幣”，即國家應壟斷貨幣鑄造和發行權來維護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即糧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貨幣是交易流通的媒介，國家應以貨幣為手段來調控谷物的價格和供求，從而充分調動民眾的生產力。四是在貿易領域，國家應採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動態博弈戰略，以維持本國重要資源的高價，吸引他國物資流入本國，並通過“謹守重流”“斗國相泄”的“守泄原理”掌握戰略資源儲備，嚴格控制本國重要物資的外流，以及採取“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的“因乘之術”，順應市場趨勢，抓住關鍵時機，來取得貿易中的優勢地位。《管子》認為，貿易不僅是市場行為，更具有超越經濟層面的戰略意義。

用現代的眼光來審視，《管子》實際是認為市場具有資源配置功能，同時也認識到市場存在缺陷，無法自動實現社會均衡，還需要國家調節。因此，輕重之學既強調市場機制的重要性，又主張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從而在繼承和發展先秦時期白圭、范蠡等人在商業活動中的經營策略和管理智慧，即商人“治生之學”的基礎上，將微觀市場的經營原則運用至封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活動之中。《管子》在關注國家治理的同時，也強調社會的均衡與有序，具有鮮明的中華文化特質。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開拓者趙靖先生認為，《管子》的輕重論涵蓋內容豐富、思想體系宏大、理論系統嚴密，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是世所罕見的。

《管子》輕重之學對中國古代經濟社會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西漢時期桑弘羊通過實行鹽鐵酒官營專賣、國家壟斷鑄幣權、設置均輸平准等輕重之術，實現“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漢宣帝時期，耿壽昌運用平糴平粜理論創設常平倉以利百姓﹔宋代王安石變法推行均輸法、市易法，即國家根據市場價格和需求情況，對地方上交中央的物資進行靈活採購、運輸和買賣，以及設置官方貿易機構，從而穩定市場、調控物價，在充實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時，也鞏固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的統治。

《管子》也是后世學者輕重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淵源。漢代班固所撰的《漢書·食貨志》和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食貨典》，在論述貨幣制度時都廣泛引用了《管子》提出的貨幣學說和政策。近代學者對於《管子》輕重思想的獨特價值也十分關注。梁啟超在其《管子傳》“管子之經濟政策”篇章就重點分析了輕重理論，黃漢的《管子經濟思想》從貨幣學說、財政政策、工商業政策等方面分析評價了輕重之學及其學科地位。在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早期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唐慶增、甘乃光等人就將輕重之學納為學科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此外，輕重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古代常平倉的制度理念，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的農業立法實踐亦產生重要影響。

當前，深化對《管子》這一重要典籍和思想寶庫的研究，提煉其合理內核與積極要素，推動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能夠為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提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益養分，並對進一步豐富宏觀經濟政策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作者：王昉，系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