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臨其境、心知其意：以田野調查認識真實社會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於快速變化之中，新社會現象、新社會群體和組織不斷出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數字和人工智能技術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新問題。但無論是面對新社會現象還是網絡虛構的社會現實，我們達成深入、真實認識社會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開展社會調查。本文擬結合社會調查和社會學學科的實踐，對田野調查的一些重要特征進行闡釋，明確田野調查是我們認識和洞察真實社會現象的重要工具，推進調查研究在數字時代的發展和運用。

一

田野調查最初是人類學使用的概念，指的是早期的人類學家深入一些部落和初民社會進行的調查。由於語言和文化隔閡，人類學家一般要經過與研究對象較長時間的共同生活才能對其形成理解。田野調查在當前的社會學中一般是指實地調查，“田野”強調的是去現場，並不限於狹義上的田野和農村，城市、工廠等都是社會學的“田野”。

在中國社會學發展脈絡中，田野調查的前身是“社區研究”。民國時期，吳文藻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期間，先后邀請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裡夫·布朗和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派克來燕大講學，結合英國功能人類學和美國芝加哥學派的調查研究方法，提出了“社區研究”的思路。他認為，“社區”在中國最適合的研究單位不是城市街區而是村庄。在村庄之內，社會生活、社會結構是“整體”的，其內部互相聯系，與外部互相適應，在時間上前后連綿。因此，要認清楚社區內的社會現象，就要對社區進行全方位（立體）和全歷史的研究，除了物質狀況，還要了解社區的制度、傳統、准則、價值、意見乃至民風禮俗、精神理想等。用吳文藻的話說，如果當時的社會調查是去實地“拍照”，社區研究就是去實地制作“活動電影”。燕京大學的師生們進行了持續的社區研究實踐，產生了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林耀華的《金翼》等經典著作。

費孝通自20世紀80年代主持恢復重建社會學學科以來，大力提倡社區研究的方法，並力圖將其從村庄研究拓展到村庄比較研究、鄉鎮研究乃至更大的區域研究，也嘗試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城市的社區研究。他在研究實踐中將這種研究概括為“從實求知”的田野調查。“從實求知”正是社區研究的精神實質。而在其93歲時發表的最后一篇長文中，費孝通將研究的主旨概括為“將心比心”，這是對“從實求知”的升華。他通過回顧一生的田野調查，指出社會研究一個重要局限性在於只是研究“看得見摸得著”的制度、政策和結構等“生態”層面。許多欠發達的地區在這些方面與發達地區並沒有根本差別，要真正找到問題的本質，需要更深入一步，進入“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心態”領域。因此，田野調查真正的研究對象是“心態”而不是“生態”，或者說是從“生態”到“心態”。所謂“心態”，是指研究對象一些深層的觀念、價值、情感狀態。如果研究對象是群體、組織或社區，“心態”就是指隱藏在群體、組織或社區之下的人際關系、交往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等，是一些“氛圍”或“風氣”，費孝通將此看作外人看不到、內部人說不清楚的只能“意會”的部分，有學者將其稱為“社會基礎”或者“社會底蘊”。

二

要研究這些“言外之意”，研究者只是在田野中進行訪談、觀察和記錄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調整和提升自己的“心態”，以把握和理解研究對象的“心態”。費孝通對研究對象“心態”的討論較多，而對研究者的“心態”卻涉及甚少。在筆者看來，研究者的“心態”應該具備兩個方面，引用錢穆的用語，可以叫作“溫情與敬意”。

“敬意”的“心態”，是指研究者在田野中應保持一種尊重的態度。這種態度首先是要把自己和研究對象放在平行、平等、貼近的位置，自己不是從空中高處進行鳥瞰，而是研究對象的同行者。田野調查的最大優勢就是那種生動、濃密甚至略帶壓迫和緊張的現場感，如何體會到這種現場感，是研究者“心態”提升的第一步。傳統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由於研究對象是初民社會，研究者盡管參與當地的生活甚至生產，但是往往有著很強的觀察、研究意識，自己作為研究者的身份意識即使在完全參與觀察時也非常清晰。這種意識越清晰，其心態與研究對象心態相聯通的障礙就越大。當然，由於人類學研究的是完全異己的文化，其外部觀察的“心態”很多時候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費孝通可以說是最早用田野調查方法研究文明社會的人類學家，他曾經深入開展田野調查的三個地點——江蘇江村、雲南祿村與廣西瑤山都是文明社會，但費孝通對自己的家鄉江村情有獨鐘。他面對大瑤山農民那個“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與回到江村聽到“飄飄然令我入迷”的吳語時的心態，是大不相同的。對於越熟悉的田野，自己越容易變成局內人，越容易從研究對象的眼睛和心靈去理解他們的世界。這是對研究對象最大的敬意。由此而言，對田野調查的對象越熟悉，就越容易進入“心態”的層面。費孝通晚年經常提起，對於社會學研究本身來說，身邊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田野。我們如果真的能夠保持尊重的態度，我們周圍的人就是觀察對象，我們每天的生活就是參與觀察，而這樣的田野調查的最大成果就是我們做人態度的改變。事實上，在人與人相處中，正是保持敬意的態度才使我們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具有洞察力。

溫情的“心態”，是指研究者在田野中應該保持一種共情的態度。這種共情態度的根源，在於對田野調查研究目的的認識。費孝通晚年提倡“人民”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主要是說研究者進行調查的目的是服務調查對象的福祉，這是對西方田野調查方法理論的重要改造。研究者研究的無論是困難群體還是社會精英，身邊的親朋還是遠方的陌生人，如果只是出於科研發表或者社會管理的目的來進行研究，與被研究者的福祉不相干甚至相反，又怎麼能夠感其所感、心心相通？研究者如果不能以自己的“心態”去體察、體會被研究者的“心態”，“心態”就變成永遠不能到達的海市蜃樓。可能有人認為，溫情不是一種客觀的態度，會影響研究的科學性。如果我們認為田野調查的目的就是要對研究對象的心態、底蘊有深刻的認識，那麼最為客觀的態度就是以其心為心、共其情為情。反之，將研究對象當作木石磚瓦來“客觀”地研究，是主觀唯心的態度，離科學只能更遠。

對於持有溫情與敬意“心態”的研究者來說，田野中的現場感具有特別的意味。這些感受就像含有意蘊的星火，會引導我們進入研究對象“心態”的城堡。古人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就將心比心而言，溫情和敬意每增加一分，感官的感受范圍就向外伸展一分。實際上，當我們在田野中用心感受研究對象的“心態”，努力通過他們的心靈理解他們的世界時，我們的溫情和敬意也會不自覺地增加，在這個意義上，田野調查的過程也是每個研究者學習和修身的過程。

三

將心比心的田野調查，無論是發生在身邊還是遠方，都能給我們帶來對真實社會的感受和洞察，這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尤為珍貴。據粗略估計，當前中國互聯網用戶每天上網的時間超過5小時，超過70%的人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有三分之二的信息是通過視頻平台、社交平台等大眾平台獲得的。這些大眾平台很多都會使用智能算法來推送信息，信息的生產者大多是普通用戶，其中不乏以流量和關注度為目的的信息炒作者。在主要信息源包圍之下，人們常常被層層包裹在“信息繭房”之中，表面上自由、開放、廣闊的信息獲取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是狹隘、被操控甚至是被“定點投喂”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種為每個人量身定做的虛構現實卻是以用戶自由獲取的方式呈現的。人們的自由、自主和開放感也變成了虛構現實的一部分。可以說，一個人如果主要靠網絡來獲得信息和認識，那麼他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生活在虛構的社會中。在這個社會中，熱點事件、重要議題以及各種熱搜，表面上是社會大眾關注的結果，而實際上很可能是操縱大眾注意力的原因。

人們在這個虛構社會中的意見和態度很容易變成泛濫的洪流，自己的心態又被這些洪流所裹挾，成為裹挾其他人的力量。要在洪流中巋然不動，關鍵是要讓自己扎根於真實社會之中。真實社會的大多數人並不在網上發聲，而是一如既往地生產和生活。在網上一呼百應的“大V”或者四面出擊的“鍵盤俠”，在真實社會中很多都是普通人，與在網上的形象和行為形成很大反差。他們在真實社會中不能擺脫社會關系的纏繞牽挂以及面對理想與現實時的糾結，這些構成真實社會的基本要素在網絡上經常被掩蓋或視而不見，人們在虛擬社會中更傾向於做一個旁觀者或評論者。越來越多利用網絡進行社會調查，是當前的一個發展取向，也有些人在探索網絡的田野調查或田野民族志。田野調查的本質特點在於心靈的感通而非語言的交流，隻有“身臨其境”，才能“心知其意”。盡管網絡田野調查能幫助我們迅速“見到”遠方的研究對象，能夠和他們“面對面”地交談，無疑極大拓展了田野調查的應用范圍，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田野調查所獨有的優勢，這是網絡田野調查的最大局限所在。

當前社會的迅速數字化、智能化，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於以數字分析來代替社會現實。每個人的生活雖然是真實的，對他人、社會和世界的理解卻越來越數字化和虛擬化。在這個意義上，田野調查不僅是社會和政策研究的事，也是數字時代每一個人認識自我和認識社會的重要工具。

（作者：周飛舟，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鄉村振興戰略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