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

【學思踐悟】

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系高質量發展，高效的知識產權治理可以為新質生產力厚植創新沃土、奠定堅實根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高質量發展，關系人民生活幸福，關系國家對外開放大局，關系國家安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及2025年政府工作任務時指出，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立足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需要，我國知識產權治理亟須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知識產權治理體系。

創新知識產權治理理念。知識產權作為科技創新的效能保障，有助於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倍增效應，促進國家科技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在發展新質生產力背景下，知識產權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愈加凸顯，必須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以科學思維方法加強和創新知識產權治理。具體而言，要把握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的平衡，既持續深化知識產權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強化科技創新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又著力完善知識產權強制許可與轉化制度，實現創新成果推動行業和社會整體創新發展的效益最大化。推進技術之智與規則之治、科技創新與司法創新在知識產權治理全鏈條的融合，深入研究各類數智要素在知識產權管理、保護、侵權治理等方面的具體應用。確保激勵創新與其他公共利益的統籌兼顧，圍繞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陣地，在堅持促進數據保護、流通與利用，鼓勵科技突破與向善發展的同時，加強個人信息權益保護，強化技術應用的安全性、可靠性與可控性審查。

完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當前，知識產權內容與形式呈現出新特點、新趨勢，對既有立法提出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應結合時代發展要求，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例如，推動知識產權基本法的制定，提煉各類型知識產權治理共同遵循的價值理念和一般規定，以源頭性、基礎性規定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創造優良環境。對知識產權治理中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長遠性問題作出規定，厘清數字時代知識產權創造、確權、轉化和保護過程中的重大問題。在遵循民事訴訟一般規則的基礎上，立足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的特點和實際，對立案標准、管轄權確定、証據提交及保全、司法鑒定等進行特別規定，探索完善知識產權專門訴訟制度，加快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的研究制定。加強新領域新賽道的制度供給，明晰數據產權的界定、人工智能創造物的權利歸屬、生物技術的保護等新興問題，不斷豐富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拓寬權利客體范疇，促使知識產權保護的具體規則與時俱進。

健全知識產權治理機制。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進入空前活躍期，專利申請數量劇增、侵權案件頻發且趨於復雜，對傳統知識產權治理路徑形成巨大沖擊。為此，應有的放矢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專業性、快捷性和協同性。實踐中，應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知識產權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提升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專門化、管轄集中化、程序集約化和人員專業化。著力提高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完善新領域新業態的專利審查標准，推動支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重點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審查機制不斷健全。持續優化知識產權侵權快速反應機制，嚴格實施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破解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周期長、獲賠低等現實問題，有效降低創新主體維權難度和成本。加強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的銜接協同，完善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鼓勵社會多方力量廣泛參與治理，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社會共治體系，實現知識產權保護整體效能提升。

深度參與國際知識產權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開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則，深度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的全球知識產權治理”。伴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不斷深化，知識產權全球治理格局迎來了變革與重塑的歷史契機。但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利用科技創新優勢地位，把知識產權作為重要手段，試圖通過技術壁壘、技術管制、實體清單等限制全球科技交流與合作，遏制他國科技和經濟發展，鞏固全球價值鏈、利益鏈的既有分配格局。中國作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和世界創新版圖的重要一極，應善於提煉我國在新技術、新模式、新領域保護上的經驗，發出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的“中國聲音”﹔充分利用國際、區域和雙邊等多平台維度，廣泛開展多層次和高水平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性知識產權治理新規制定，推動全球知識產權國際治理體制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作者：周華、金玲慧，分別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